乘勝追擊滅南宋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大軍攻克襄樊,阿術和劉整遣使快馬飛報忽必烈,忽必烈聽後非常高興,下詔嘉獎眾將士。

四月,阿裏海牙帶著降將呂文煥入朝,將相大臣紛紛要求乘勝南伐。忽必烈也有意南伐,但為了把事情辦得穩妥一些,特召姚樞、許衡和徒單公履等人問計,徒單公履說:“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

忽必烈十分讚賞,於是,就成立了荊湖襄陽和淮西正陽兩個行樞密院,以史天澤、合丹等人為樞密使,做大舉攻宋的準備。

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阿裏海牙又向忽必烈建議說:“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

阿術也說:“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忽必烈立即召來史天澤同議發兵大事,史天澤說:“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

忽必烈聽了說:“伯顏可以任吾此事。”阿術和阿裏海牙都表示讚同。

伯顏曾從旭烈兀西征,並在那裏任事十餘年,後來作為旭烈兀使團成員,從伊利汗國來到元朝,被忽必烈看中,留在自己身邊,成為忽必烈的親近大臣。忽必烈準備最後滅宋,首先想到伯顏,準備把最後滅宋的大任交給他。

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為了進一步加強滅宋的統一領導,將荊湖和淮西兩個行樞密院改為兩個行中書省,以伯顏、史天澤、阿術、阿裏海牙和呂文煥行省荊湖,以合答、劉整、塔出、董文炳行省淮西。

不久,史天澤向忽必烈建議說:“今大師方興,荊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既不相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

忽必烈采納了史天澤的意見,為了號令統一。又把淮西行中書省改為行樞密院,把滅宋大權集中到伯顏手中。

忽必烈做好攻宋準備以後,六月,下令大舉攻宋,他詔諭行中書省及蒙古漢軍萬戶千戶軍士說: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複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

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

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鹹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忽必烈又抓住宋朝拘留使者之過,借以鼓勵將士奮勇殺敵。一時軍情激奮,個個摩拳擦掌,發誓要滅亡宋朝。

忽必烈發布詔諭以後,伯顏前來辭行,忽必烈語重心長地對伯顏說:“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

從前,忽必烈率軍平大理時,姚樞勸他以曹彬為榜樣,不嗜殺人,忽必烈深以為然。如今,忽必烈也以曹彬滅南唐市不易肆的故事,勸伯顏不嗜殺人,足見忽必烈已經有了仁民愛物之心。

九月,伯顏督率諸軍,兵分兩路大舉滅宋,伯顏本人與阿術統領右軍主力,以南宋降將呂文煥為先鋒,由襄陽入漢水過長江。

左軍由合答統領,以南宋降將劉整為先鋒,出淮西取道揚州而進。又令董文炳率領一路大軍自淮西正陽南逼安慶,以為呼應。

各路大軍都受伯顏節製,伯顏一聲令下,元軍個個奮勇爭先,對南宋發起了最後的攻勢。

這時,宋度宗已病死,賈似道擁立全後的幼子趙壇即位,是為宋恭帝。

南宋的總兵力約有七十餘萬,從軍隊數量上說,不少於元軍。

但賈似道當權,政治腐敗,軍隊分崩離析,沒有戰鬥力。正如南宋京湖製置使汪立信所說:“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整天“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慢日,緩急倒施”,要想打退元軍進攻,“不亦難乎”。

汪立信心中非常焦急,向賈似道獻上三項抗元的策略:上策是在全部七十萬大軍之中.選出英勇善戰者五十餘萬充實江上,沿江百裏設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鬥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

中策是“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做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

下策則是等候投降。

汪立信的分析不為不確,所獻上策和中策不失為妙法良策,然而,賈似道不但不予采納,反而以汪立信眼睛不好,大罵“瞎賊狂言敢爾”,立即罷了汪立信的官。

賈似道拒諫飾非,弄得人心惶惶,朝野一片混亂。

不久,在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等地就流傳出一首“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的歌謠,以“百雁”為“伯顏”的諧音,暗示元朝丞相伯顏所率大軍既將滅亡南宋了。

伯顏率領右路主力會師襄陽,派遣唆都由棗陽進司空山,翟文彬由老鴉山出荊南,以分散宋軍對漢水流域的防守,伯顏本人統率中軍沿漢水直逼郢州(今湖北鍾祥)。

郢州在漢水北岸,以石砌城,高如大山,矢石也打不進去。

宋軍又在漢水南岸修築一座新郢城,在江中央插了很多木樁,攔截船隻的往來。

宋軍還用鐵繩把數十條戰船連接起來,配以強弩,擋住元軍的進路。

南宋大將張世傑率領十餘萬精兵和一千多艘戰船守衛在這裏。離郢州不遠的黃家灣堡也有宋軍防守。

伯顏見狀,不敢貿然進攻。他派遣呂文煥觀察了郢州宋軍的防禦設施,發現黃家灣堡西邊的溝渠,深闊數丈,南通藤湖,可達漢江。阿術所俘獲的老百姓也提供了這一線索。

於是,伯顏派名將李庭、劉國傑攻下黃家灣堡,由藤湖入漢江。

當時,許多將領向伯顏說:“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後患。”

伯顏說:“用兵緩急,我則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堅持繞過郢州,渡過了漢水。

結果,駐在郢州的宋軍沉不住氣了,在副都統趙文義率領下出城追擊元軍,伯顏聞訊親率大軍回返,將宋軍殺得大敗。

伯顏通過郢州,順流破沙洋、新城,來到漢口,當時,南宋淮西製置使夏貴、都統高文明等以戰船萬艘阻攔元軍的進攻。

南宋都統王達以重兵駐守陽邏堡。陽邏堡是南宋江防要塞,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陽邏堡若失,江防要城鄂州必不可保。

伯顏擺出進攻漢口的架式以吸引宋軍,然後由沙蕪入長江,全力進攻陽邏堡。宋軍堅守,奮勇抵抗。

伯顏攻了三天,也沒有攻下來。有位相士對伯顏說:“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

伯顏不相信相士的胡言亂語,派阿術率三千騎兵夜襲長江南岸,以為搗虛之計,然後南北夾攻,大敗宋軍,夏貴僅率少數戰船逃走。

鄂州知州張晏然、都統程鵬飛聽說陽邏堡失守膽戰心驚,開城投降。

占領鄂州以後,伯顏分兵留阿裏海牙經略荊湖,自領水陸大軍,以呂文煥為前鋒,順流而東。宋朝沿江諸帥多為呂文煥舊部,皆不戰而降。

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伯顏與董文炳等會師於安慶,二月,進入池州(今安徽貴池)。

鄂州等地接連失守,南宋朝野震動,群臣紛紛上疏,要求賈似道親自出兵抗元。賈似道被迫無奈,隻好勉強出兵。

但他畏元如虎,沒有出戰,就故技重演,又派遣宋京使元,企圖用奉幣稱臣的辦法,再次同蒙古議和,被伯顏嚴詞拒絕。

無可奈何之際,賈似道隻好裝腔作勢,布置起軍隊來。他令泰州觀察使孫虎臣以精兵七萬駐在池州附近的丁家洲,令淮西製置使夏貴以戰船兩幹五百艘停在長江攔阻元軍,自己則帶一部分軍隊駐在蕪湖以南的魯港。明令建立都督府,號稱雄兵百萬。

宋軍表麵上看陣容十分龐大,實際上內部矛盾重重。

夏貴因在陽邏堡被元軍打敗,害怕別的將領打勝仗治他的罪,又擔心孫虎臣搶功,所以沒有鬥誌。

而元軍乘勝而來,士氣旺盛。

伯顏令元軍造大船十餘艘,船上放滿幹柴火,揚言要燒宋人戰船,以威嚇宋軍。然後率軍猛攻丁家洲。

阿術和孫虎臣對陣激戰,用炮火猛轟宋軍,宋軍頓時大亂。戰不多時,宋朝大將夏貴先逃,賈似道倉皇失措,急忙鳴金收兵,元軍乘勢衝殺過去,宋朝十三萬大軍傾刻潰散,主力全部瓦解。

士氣正旺的元軍乘勝追擊,三月,攻下建康(今江蘇南京)。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樞密院駐於鎮江,鞏固了長江防線,為元軍最後滅宋奠定了基礎。

伯顏在建康,有人告訴他宋朝大臣汪立信曾向賈似道獻過上策、中策、下策三策,如今自殺而死。伯顏聽後,非常驚訝地說:“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宋朝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以賈似道為首的統治集團太腐朽無能了。

打響滅宋戰役以後,忽必烈一直關心戰事的發展,當他聽到前線不斷傳來勝利捷報,心情無比激動和喜悅,仍然像往常一樣,對戰事的發展不斷做出布置和指示。

但忽必烈由於沒有身臨其境,不知道宋朝腐朽的速度已呈直線下降之勢,認為宋朝還有一定勢力,再加上西北諸王在北邊不斷騷擾,忽必烈對伯顏進軍如此神速有些擔心,曾幾次以“士卒不習水土,遣使令緩師”,“以北邊未靖”,命令“勿輕入敵境”等。

至元十二年(1275)五月,又因為西北諸王騷擾,將伯顏從南方前線召回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專門商議是否繼續進攻南宋的問題。

伯顏攻宋,捷報頻傳,正欲率軍直取臨安,忽接回都命令,於是打馬飛行,很快趕回上都。

這時,西北諸王海都等人乘元軍攻宋之機,對忽必烈發動了新的攻勢,忽必烈有意暫時停止攻宋,令伯顏北上平定海都叛亂。

伯顏向忽必烈詳細匯報了攻宋情況,並再三表示,宋朝現在十分腐朽,正是滅宋的大好時機。建議繼續進兵,一舉滅宋。忽必烈聽了伯顏的話,對宋廷的腐朽有了新的了解,當即批準了伯顏的請求,令其領兵迅速攻克臨安,滅亡宋朝。

同時,為了不讓西北諸王占到便宜,忽必烈又令右丞相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輔佐皇子那木罕率大軍北征海都。

諸事安排完畢,南北兩支大軍同時向對手發動了進攻。伯顏快馬加鞭,晝夜兼程,迅速趕回建康。十一月,伯顏從建康、鎮江一線分兵三路直攻臨安。

以行省參政阿剌罕等為右軍.從建康出四安攻餘杭縣西北的獨鬆關;以董文炳、張弘範等為左軍,自江陰取海道經澈浦、華亭攻入臨安;伯顏與行省右丞阿塔海為中軍,從建康出發經常州進攻臨安。

伯顏一聲令下,三路大軍水陸並進,浩浩****地殺向臨安。此時,臨安城內,慌亂不堪。

賈似道因為丁家洲戰役不戰而逃,以及鄂州城下私自定約和扣留郝經等事暴露,群情激憤,被貶往循州,途中被押送人員鄭虎臣殺死。

賈似道雖然被殺,但他把宋朝搞得混亂不堪,遺患無窮,流毒甚廣,已經無法挽回了。

朝中大小官員,聽說元軍三路來攻,紛紛離職逃走;外地守臣,也紛紛丟印棄城而去。

輔佐幼帝的謝太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忙寫了一張詔令,貼到朝堂上,全文曰:

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為?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禦史覺察以聞。

盡管謝太後苦苦哀求,對未逃者晉升一級的獎賞,又有對逃者進行懲罰的恫嚇,仍然無濟於事,棄官而逃者不見其少,日漸其多。

其時,謝太後知道形勢危急,出於無奈,隻好下了一道哀痛詔,令各地趕快起兵勤王。謝太後在這道哀痛詔裏承認“田裏有愁歎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饑寒之色,而莫之撫慰”。

要求“文經武緯之臣,忠肝義膽之士”大起義兵,來挽救垂死的宋王朝,並答應將來“不吝爵賞”,重重酬報。

詔書發到各地,那些平時“食宋君之祿”的大小官員和將領置之不理,隻想逃跑或投降元朝,去食新的主子的俸祿了。

隻有贛州(今江西贛州)知州文天祥和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臨安。

文天祥是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寶祐四年(1256)考中狀元,後被任為贛州知州。

文天祥接到謝太後勤王詔書,不顧一切,拿出家財招募一支軍隊星夜趕往臨安保衛王室,卻遭到宰相陳宜中的拒絕,派他到平江(今江蘇蘇州)去做知府,又讓他去守餘杭附近的獨鬆關,然而,還未等文天祥去上任,兩地均已失守,陳宜中隻好同意文天祥去臨安。

這時,宋朝大勢已去,無力挽救狂瀾。

陳宜中和謝太後沒有辦法,隻好派出使者向忽必烈搖尾乞憐,請求退兵修好,表示可以稱侄納幣,稱侄不許,可以稱侄孫,最後願意稱臣,求封為小國。

然而,事到如今,再搖尾乞憐也沒有用,毫無疑問,每次都遭到了拒絕。

不過,伯顏受忽必烈之命,並不拒絕宋使前來談判,他怕把宋人逼急了,宋人或戰或逃,使臨安的公私財富在戰火混亂中焚毀散失,因此,利用宋人委曲求全的心理,假意談判,緩緩進兵。

和議不成,文天祥主張讓謝太後、全太後(宋度宗後)、恭帝入海,留下自己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但又拿不出任何辦法,後來幹脆拂袖而去,逃到溫州去了。

伯顏三路大軍進展順利,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會師臨安。

謝、全兩太後驚恐萬分手足無措,隻好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派他去元營談判。

文天祥到達元營,不顧伯顏的威脅利誘,始終堅持先撤軍後談判的立場。

伯顏見文天祥臨危不懼,知為難得人才,於是打破元軍從不扣留使者的慣例,將其拘留營中,意欲使其投降。

文天祥被留,謝太後、全太後、宋恭帝無計可施,隻好捧著傳國玉璽和降表向伯顏投降。

伯顏接受降表,入臨安巡視,觀潮於浙江,而後駐於湖州。

隨後,伯顏在臨安設立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範文虎管令大都督府事宜。

伯顏又命張惠、阿剌罕、董文炳等人入城點核倉廩及軍民錢穀簿冊,收繳百官誥命官印等,又命人收取禦用器物、符璽、宮中圖籍和珍寶等。

董文炳等人入城後,罷去南宋職官,解散南宋軍隊,封存府庫,收集禮樂器皿及圖籍等。又向翰林學士李槃建議說:“國可滅,史不可沒。宋朝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

於是收集宋史及諸注紀五千餘冊,保存起來,後送歸國史院,保存了大量典籍,為後來修撰《宋史》奠定了基礎。

因為伯顏牢記忽必烈“以曹彬為榜樣,不嗜殺人”的教誨,“奉揚寬大,撫戢吏民”,致使“宋民不知易主”,“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很快便使臨安市民安定下來。

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伯顏留下董文炳、阿剌罕等人經略浙閩未下州郡,令阿塔海等人進入宋宮,向宋恭帝趙暴及兩太後宣布詔旨,免其係頸牽羊之禮,跟隨大軍北上。五月,宋恭帝等至上都,忽必烈親自召見,廢其帝號,封為瀛國公。

元軍能夠迅速攻占南宋首都臨安,全是忽必烈運籌帷幄不失時機發動滅宋戰爭的結果;是忽必烈用人得當,又善於聽取劉整、伯顏等人建議的結果;是忽必烈整頓內政,發展經濟,保證前線物資供應的結果;是忽必烈安撫百姓,不嗜殺人的結果。當然,這也是南宋極端腐朽導致的必然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