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師征服大理

元憲宗二年(1252),大汗蒙哥命令忽必烈率兵遠征大理。這是忽必烈總領漠南後承擔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征伐。

按照總領漠南軍國重事的使命，忽必烈負責經略征伐的目標是整個南部中國。但是，十餘年來蒙古軍對南宋的進攻，因在江淮和四川遭到頑強地抵抗而舉步維艱。

闊端大王對吐蕃的用兵卻頻頻告捷，烏思藏已開始劃入蒙古軍隊的控製範圍。

遠征大理，從西南包抄夾攻南宋控製區長江中遊，於是成為經略南部中國戰略計劃的一部分，而且是與征服吐蕃相輔相成的部分。另一方麵，雄踞西南三百餘年的段氏大理國，此時由於國君段興智孱弱，大臣高氏專權，國勢業已衰落。這也是蒙古軍發動遠征的天賜良機。

忽必烈是夏六月時授鉞專征的。

當晚，忽必烈宴請部屬侍從，姚樞趁機給他講起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未嚐殺一人的故事。

翌日清晨上路，忽必烈興奮地在馬鞍上向著姚樞大聲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

七月，遠征大軍從漠北襠牙祭旗出發。遵照蒙哥汗的旨意，全軍軍事由速不台子、大將兀良合台節製管領，皇弟忽必烈負責居上統轄。

征雲南大軍有十萬之眾，大致由兀良合台的蒙古千戶軍、諸王抄合、也隻烈所部軍、漢軍及王府侍從組成。

隨同忽必烈遠征的侍從主要有劉秉忠、姚樞、張文謙、廉希憲、賀仁傑、董文用、董文忠、許國禎、趙秉溫、鄭鼎、解誠、賈醜妮子、孛兒速等。董文用、董文忠兄弟負責督辦糧草，讚襄軍務。

其兄長董文炳則自率義士四十六人，尾隨其後，受到忽必烈的慰勞和褒獎。

忽必烈不讓姚樞等侍臣離其左右，臨行前還特意把原先姚樞教授皇子真金的任務，轉交給留在北方的竇默。

冬十二月，大軍浩浩****渡黃河。翌年春，經原西夏鹽、夏二州。夏四月，出蕭關，駐軍六盤山。

京兆雩那縣人賀賁修建房屋時從毀壞牆垣中獲得白金七千五百兩，於是以“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為由，持其中五千兩呈獻忽必烈以助軍。

某軍帥怨賀賁不先稟白金而直接獻銀，將賀賁逮係下獄。忽必烈得知，非常惱怒，下令捕捉該軍帥欲殺之，後念其勳舊家世而饒其不死。由此可見，忽必烈對遠征大軍將帥的生殺予奪權力，卻是顯而易見的。而主動呈獻白金的賀賁，後受到忽必烈擢用，其子賀仁傑也應召進入了忽必烈宿衛。

二十年後的一天，忽必烈把賀仁傑召至禦榻前，拿出五千兩白銀，對他說：“此汝父六盤山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

賀仁傑推辭不收，忽必烈不允許。足見忽必烈念念不忘臣下舊日的貢獻，且能予以適當報償，體現了較高的信譽和十足的人情味。

元憲宗三年(1253)八月，忽必烈率大軍至臨兆。九月，抵忒刺。

隨後，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軍，諸王抄合、也隻烈率東路軍，忽必烈親自率領中路軍。

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仍然被南宋控製，三路蒙古軍隊隻能取道吐蕃東部等人跡罕至的地區，艱難跋涉，部隊推進緩慢。

經雪山時，山路盤旋曲折，包括忽必烈在內，都必須“舍騎徒步”。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隨從鄭鼎等人背負而行。遇敵軍據險扼守，鄭鼎等人又奮不顧身，力戰而敗之，受到忽必烈賜馬三匹的獎賞。

十月，蒙軍過大渡河，又在山穀中行進二千餘裏，忽必烈率領的勁騎走在隊伍的最前麵。

進入大理境後，行至金沙江畔，忽必烈無限感慨地立馬江邊巨石之上，俯視波濤洶湧的江水。許久之後經隨從提醒，才乘馬回歸軍隊。

蒙古軍隊乘革囊和木筏渡金沙江，逐次攻下了負固自守的許多砦柵。

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軍先行包圍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軍亦在攻取龍首關後，抵達大理城下。

大理城倚點蒼山，傍洱海，依仗得天獨厚的天然條件，相當堅固極難攻克。起初，忽必烈曾派玉律術、王君候、王鑒三人為使者，諭說大理歸降，卻有去無還，杳無音信。

大理國王段興智和權臣高祥背城出戰，被蒙古軍打敗。忽必烈下令攻城，還親自登上點蒼山臨視城中戰況。

是夜，大理守軍潰敗，段興智和高祥率眾逃遁。忽必烈命令大將也古領兵追擊將高祥擒殺於姚州。

蒙古軍入城後，忽必烈言：“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於是命令姚樞等搜訪大理國圖籍，搜訪之際發現了三使者的屍體。

掩埋三使者屍體時，忽必烈又命令姚樞撰文致祭，以表哀思。另賜民戶數十，撫恤死者家屬。

見到使者被殺，忽必烈大怒，一度想屠城泄怒。侍從張文謙、劉秉忠、姚樞勸諫說：“殺使拒命者，其國主爾，非民之罪。”忽必烈接受他們的意見，特免殺掠。

還讓姚樞盡裂所攜之帛為幟，書寫止殺之令，分插公布於街衢。這樣，蒙古軍士一概不敢進城搶掠，大理城民眾的身家性命及官民財產才賴以保全。

1244年春，忽必烈班師北返，留兀良合台統兵戍守，又以劉時中為宣撫使，繼續經略撫治雲南。

隨後不久，被俘歸降的大理國王段興智麵覲蒙哥汗。在他的協助下，蒙古軍隊較快地征服了雲南全境。

忽必烈遠征大理的成功，使蒙古國疆域向西南擴展了一大塊，稱得上蒙古征服南部中國的一個不小勝利。

它完成了對南宋的戰略性迂回包抄，也打開了向南亞、東南亞擴展的通道。

遠征大理的成功，使雲南“衣被皇朝，同於方夏”,納入蒙元王朝的直接統治，加強了雲南“新民”與蒙、漢等民族的聯係，促進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壯大。

遠征大理的成功，使忽必烈成為蒙古東方征服的贏家。它不僅讓忽必烈在艱苦的征戰中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也向黃金家族乃至整個大蒙古國顯示了他的軍事征服才能。

這對忽必烈在後來的汗位爭奪中能贏得相當多蒙古諸王貴族的擁戴，是頗有意義的。

二十餘年後，忽必烈本人對征大理之行，一直記憶猶新，非常重視。忽必烈感慨萬千說：“昔從太祖飲水黑河(班朱尼河)者，至今澤及其子若孫。其從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錄其勞?"忽必烈對當年隨從征大理的舊臣，一概厚加賞賜。

1304年，元廷還命令在忽必烈曾經登臨俯視大理城中激戰的點蒼山崖上鐫刻“平雲南碑”,以紀念半個世紀以前元世祖遠征大理的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