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藩叛亂

清朝在正式開始撤藩之前，已經逐步削減“三藩”權勢，限製其不法行為。

首先，收繳吳三桂的大將軍印。按清製規定，大將軍權勢頗重，係臨時性差遣，事畢即解除職務，將軍印繳回。可是，吳三桂駐鎮雲南數載，竟拒而不繳。康熙二年(1663),清廷遣內大臣對住在京師的吳三桂之子額駙吳應熊說：“他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若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吳應熊將朝廷之意轉達其父，吳三桂不得已，具疏上繳大將軍印，但內心對此卻很不平靜。

其次，裁兵裕餉。早在順治十七年(1660),有人建議裁減雲南綠營兵五分之二，以節約兵餉。吳三桂借口邊事未以自固，兵力難減；康熙六年(1667),左都禦史王熙又奏請裁響，省額餉百餘萬。

第三，解除藩王總管雲貴兩省事務職務。康熙六年(1667)五月，吳三桂以目疾辭雲貴兩省事務。朝廷立即批準，決定“將該藩所管各項事務，照各省例，責令該督撫管理”。其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吏部題授。同年九月，吳三桂黨人雲貴總督卞三元及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共同上疏請求雲貴兩省事務仍交吳三桂管轄，並以“目前邊疆叵測可慮”威脅朝廷“收回成命”。朝廷態度非常堅定，並規定，藩王下屬人員不得任督撫。翌年冬，卞三元見吳三桂與朝廷矛盾日益尖銳，欲求脫身之計，遂托言母病乞休，朝廷準其離任“回旗養母”,另派漢軍正藍旗人甘文焜繼任雲貴總督。甘文焜駐貴陽，精練標下官兵，察訪山川形勢，試圖牽製並逐步取代吳三桂。

康熙智擒鼇拜之後，認真學習經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三藩”不能與宋初的開國功臣相比，而是屬於唐末藩鎮一類，勢在必除。因此，便加緊進行撤藩的準備工作，如整頓財政，籌措經費；擴編佐領，加強訓練，提高八旗兵的戰鬥力；采取緩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措施，以爭取民心；等等。此外，他還關心因反對吳三桂而遭到處罰的官員。康熙九年(1670),將因揭發吳三桂“陰謀不軌”而被判死刑的原甘肅慶陽府知府博宏烈免死遣戍廣西梧州；康熙十年(1671),康熙皇帝東巡至奉天(今沈陽),親自詔見因劾奏吳三桂而被流徙尚陽堡的郝浴。郝浴向康熙皇帝詳細披露三藩為害的始末，康熙皇帝聽後為之動容。不久，又有南明遺臣查如龍竄至雲南，煽動吳三桂反叛朝廷。此事泄露之後，查如龍被解京處死。從此朝廷對吳三桂的懷疑更深。三藩必撤之勢已成，隻待有利時機。

真正意義上的撤藩，起自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告老還鄉。尚可喜早在順治十年(1653)即奏請回京。兩年後，再次奏請北遷，請“以山東兗州故明魯王虛懸地畝撥給耕作，或於遼東舊地築居安插”。當時因“奧東尚未寧謐”“難以獨議遷移”,順治皇帝未允所請，但答應等天下安定之後再議。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尚可喜年屆七十，再次疏請，要求帶兩佐領官兵作為護隨，並藩下閑丁孤寡老弱計男婦兩萬四千餘口，歸老遼東；同時，請令其子尚之信襲封王爵，帶官兵家口繼續鎮守廣東。顯然，這時已與順治年間不同。康熙皇帝見撤藩時機已到，便於三月二十日降旨，肯定尚可喜欲歸遼東，情詞懇切，具見恭謹，很知大體的同時，以“廣東已經敲定”為由，提出是否撤退全部“王下官兵家口”,即全藩撤離問題，令議政王大臣等會同戶部、兵部二部“確議具奏”。議政王大臣等體會皇帝意圖，認為應該同意平南王尚可喜的奏請，複歸遼東，並未允其子尚之信襲爵鎮守廣東的請求。尚藩所屬左右兩營綠旗官兵，經兵部議複，“應仍留廣州府，令廣東提督管轄”。準尚可喜全藩撤離的詔書，由欽差專程於五月初三送到廣州。尚可喜即繕書稱謝，陸續題報起程日期。

尚藩撤離，對吳三桂、耿繼茂震動很大。他們聞訊之後，立即分別於是年七月三日、九日將撤藩申請送往北京，意在試探朝廷的態度，解除朝廷對他們的懷疑。吳三桂上疏前曾與謀士劉玄初發生一場爭論。劉玄初勸阻說：“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吳三桂不聽，揚言：“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然而事情出乎吳三桂所料，康熙皇帝於是年七月初接到奏疏後，即稱讚二王“請撤安插，恭謹可嘉”,並以雲南、福建“已經敲定”,同意將兩藩撤離，令議政王大臣會議。議政王大臣等對遷移耿藩意見一致，認為“福建今已底定。地方有防守官兵，靖南王既請自福建遷移，應將王本身並標下十五佐領官兵家口均行遷移”,但對是否遷移吳三桂卻產生了分歧。刑部尚書莫洛、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及蘇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將吳三桂本身並所屬官兵家口均行遷移，在山海關外酌量安插。為保持雲南的防禦力量，建議暫遣滿洲官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該藩起程”;大學士索額圖等人則認為：“吳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平定，總無亂萌。今若將王遷移，不得不遣兵鎮守。兵丁往返，與王之移，沿途地方民驛苦累。且戍守之兵，係暫居住，騷擾地方，亦未可定。應仍令吳三桂鎮守雲南。”康熙皇帝斟酌再三，仍堅持三藩並撤。滿人大學士索額圖等人反對吳三桂撤藩，或同意撤而又主張派滿兵駐防者，主要是防備他造反。康熙對此已有所考慮，曾說“三桂等蓄謀已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因此，他斷然決定撤藩。

同年八月，康熙皇帝分別派遣禮部右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傅達禮去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赴廣東，吏部右侍郎陳一炳往福建，會同總督、巡撫、提督，“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皇帝深知雲南之行多有風險，於折爾肯、傅達禮起程之日，特遣侍衛賜禦用佩刀一口，良馬各二匹，以示關懷，並壯其勢。

康熙十一年(1672)下半年，吳三桂乘雲貴總督甘文焜回京葬母之機，已將督標官兵從貴陽調往雲南，“而以利啖之，冀為己用”。現在，見世守雲南的幻想已經破滅，便決心以武力反抗清廷。折爾肯、傅達禮於康熙十二年九月至滇。吳三桂表麵恭順，答應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程，背後卻加緊謀反進程，“陰與左都統吳應麟、右都統吳國貴、副都統高得捷、婿夏國相、吳國柱謀亂，部署腹心扼關隘，入者聽，出者有禁。”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當場殺害拒絕從叛的雲南巡撫朱國治等人，扣留朝廷使臣折爾肯、傅達禮，自稱天下都詔討兵馬大元帥，蓄發易衣冠，幟色用白，以明年為周王元年，標榜興複明室，起兵反清。

吳三桂在《反清檄文》中宣稱：

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師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告天下文武官吏軍人民等知悉，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幹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歃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不意狡虜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本鎮刺心嘔血，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掃**腥氣，適值周、田二皇親，密會太監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托孤，宗社是賴。姑飲泣隱忍，未敢輕舉，以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複。枕戈聽漏，束馬瞻星，磨礪兢惕者，蓋三十年矣。茲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鬥管之輩，鹹居顯職，君昏臣暗，吏酷官貪。……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勃義舉，卜取甲寅年(1674),康熙十三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寶，建元周啟，檄示動布聞，告廟興師，刻期並發。

這是一篇典型的色厲內荏、期世盜名的偽作，構成其中心內容的所謂“寄命托孤”純屬子虛烏有。其實，吳三桂身旁從來就未曾有過什麽朱三太子，翌年元旦亦未“恭登大寶”,而數年之後登基稱帝的卻是他自己。因此，所謂借兵複仇、興複明室等謊言不攻自破。尤其不能自圓其說的是他絞殺永曆皇帝父子一事。起兵之前，謀士方光琛提起此事，認為“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至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吳三桂在昆明所鑄太和宮金殿“三桂聽之悚然”,檄文中遂將此事徹底回避。但此事盡人皆知。清廷在發布的《討吳檄文》中揭露說：“王籍言興複明室,則曩者大兵入關，奚不聞王請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猶為我計除後患，剪滅明宗，安在其為故主效忠哉?……為人臣仆，迭事兩國，而未嚐全忠於一主，可謂義乎?”吳三桂出爾反爾之醜行為天下人所不齒。因此，盡管他在檄文中的“道義之儒”大鳴不平，而道義之儒卻無人響應。吳兵進湖南、下衡陽，幾次派人往請著名思想家王夫子。王夫子雖然堅決不與清廷合作，亦曾在南明永曆政權任職，卻堅決反對三桂謀反之舉，最後逃往山中躲避。

吳三桂所仗恃的是軍事實力。不過，這個充滿謊言的檄文也有一定的迷惑力量。吳三桂在起兵前後致書平南、靖南二藩、台灣鄭經及貴州、四川、湖廣、陝西等地“官吏舊相識者，要約黨附發兵”。於是，明朝降清的武將構成了這次叛亂的主力。據統計，參與叛亂的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地方大員共二十六名，其中明朝降清之武將即達二十名。此外煽惑征集雲、貴土司苗彝各族兵數萬。同時清廷自入關以來忙於征戰，尚未顧及吏治之整飭，某些地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比較尖銳，為叛亂者所利用，從而壯大了反清勢力。因此，吳三桂興兵之後來勢甚猛，滇、黔、湘、蜀紛紛響應，“東南西北，在在鼎沸”。吳軍主力東侵黔湘，很快便集結十四萬兵力；側翼北攻川陝，亦不下數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