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對危局

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貴州備辦吳三桂撤藩事務的兵部待郎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奏報了吳三桂的反叛詳情。消息傳來，舉朝上下為之震驚。盡管反叛並非一時一事釀成，但撤藩是導火索，人們的視線不可免避免地集中在撤藩之議，因而責怪倡義者是理所當然的。大學士索額圖力主將“前議三藩當遷者，皆宜正以國法”。康熙皇帝十分冷靜，斷然否定索額圖的意見，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他說“朕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返叛遂諉過於人耶”,他力保主張撤藩者，諸臣對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悅誠服”。

康熙皇帝意欲派遣八旗勁旅平定叛亂，但朝內出現分歧意見。漢官左僉都禦吏魏象樞反對自京發兵，說“聖人舞幹羽而有苗格,何必勞師於遠?賊至，我逸待勞，即可息弭矣。”滿族朝臣雖然在撤藩問題上意見分歧，但在派兵平叛上意見卻一致。他們當麵反駁說“賊逼城下始出兵禦敵，有是理乎”。漢大臣反對自京派兵，主要是擔心“軍需浩繁”,不勝負擔，所以建議“就近調兵禦守”。戶部尚書米思翰答道“賊勢猖獗，非綠營兵所能克製，宜以八旗勁旅會剿。軍需內外協濟，足支十年，可無他慮。”最後，康熙皇帝決定出兵平叛。

康熙皇帝力圖將戰事控製在雲南、貴州、湖廣(今湖南、湖北)三省之內。派前鋒統領碩岱率每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荊州(今湖北江陵)防守，以固軍民之心，並進據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製叛軍北進。接著，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副都統一員，悉領騎士，選拔將領，星馳開赴四川，堅守自滇入川險隘之地，待大軍進剿雲南時與提督配合，相機進討。因廣西近鄰貴州，授孫延齡為撫蠻將軍，以線國安為都統，令統兵固守。為了集中力量打擊吳三桂，及時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標和陳一炳。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總領諸將駐守荊州。多羅貝勒察尼、都統覺羅朱滿等八人參讚軍務，都統範達禮、王國詔、副都統魯西巴圖魯等十四員大將同往。因叛軍已進湖南，荊州居民十分恐慌，為了大軍早至荊州，安定兵民，康熙皇帝命大將軍勒爾錦於所領兵內，又陸續派出三批先遣軍，繼碩岱之後，日夜兼程，開赴荊州。荊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康熙皇帝派重兵據江固守，遏製叛軍北進之路，是穩定戰局的重大決策。此外，又曾派都統赫業為安兩將軍，率京城所發官兵同將軍瓦爾喀等由漢中入蜀，護軍統領胡禮布為副將軍，偕署前鋒統領穆占、副都統顏布同往。兩路大軍出發之日，康熙皇帝親賜敕印，諧堂子行禮，祭旗纛，親出西長安門送行，可見對其寄予厚望。

康熙皇帝考慮到大兵進征楚蜀，援兵自京發遣，難以及時趕到，而且會導致士馬疲勞。於是，以山東兗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廣，山西太原地近陝西、四川，均屬東西孔道，故令副都統馬哈達領兵駐兗州，擴爾坤領兵駐太原，“秣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時調遣”。又於“距潼關、鄖襄皆近”的河南府(府治洛陽)設立新的中轉站，命副都統塞格等率兵駐守。康熙皇帝為了及時掌握前線軍情，命兵部於原有的驛站之外，每四百裏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名以快速轉遞前方的軍報，保證及時了解和掌握各路戰況，盡快采取對策。吳三桂最初輕視了康熙皇帝，以為年方二十，怎會指揮打仗?

軍事部署就緒後，康熙皇帝即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頒發了一個聲討吳三桂背恩反叛罪行的詔書，宣布削其親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亂的決心。詔書訓諭雲、貴兩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無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過歸城，悉赦已往，不複究治。至爾等父兄子弟親族人等，現在直隸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並不株連，爾等勿懷疑。其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敘錄。聯不食言”。

康熙皇帝為保護東南財富之區，注意到長江下遊重鎮安慶(今安徽安慶)的防務。於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除命兩江總督阿席熙調集官兵“於封疆扼要之處，加意偵探嚴防”之外，又命德州(今山東德州)、滄州(今河北滄州)及順義(今北京順義)等十處駐防滿兵會於德州，以都統尼雅翰為鎮南將軍率領往兗州，會同駐防副都統馬哈達，分兵防守各要塞。

然而，由於統領清軍各路兵馬的勒爾錦等滿族將領，久未經戰陣，又懼怕吳三桂，因此領兵不前，致使有利的戰機喪失。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弘、吳之茂等投降吳三桂，致使四川失守，還危及陝西和湖北。在湖廣戰場，吳三桂遣總兵楊寶蔭、將軍夏國相、張國柱、吳應麟等，分別攻陷常德、澧縣(湖南澧縣)、衡州(湖南衡陽)、嶽州(湖南嶽陽)等地，致使長沙副將黃子聊以城相獻。至此，整個戰局對清廷十分不利。

康熙皇帝為防止四川叛軍東出夔州(四川奉節),命彝陵總兵官徐治都仍回彝陵(今湖北宜昌)防守，派副都統佟國瑤為提督總兵官駐防湖北鄖陽。但荊州仍然岌岌可危。恰在這時，康熙皇帝所派以碩岱為首的第一批先遣隊及其後三批先遣隊，陸續於是年正月二十四日，二月初、初二、初六抵達荊州。不久，大將軍勒爾錦亦率兵到達。進駐常德、長沙及爭取湖南的願望雖未達到，但荊州確實得以保固，並兼顧武昌、彝陵、襄陽、鄖陽等地。此舉對阻止吳軍北上、東進，穩定湖北形勢，乃至扭轉整個戰局，意義十分重大。

吳三桂駐兵湖北鬆滋，三月不進。劉玄初上啟催促說：“愚計此時當在搏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夫弱者與強者圖，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婿集於荊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之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吳三桂用兵幾十年，老謀深算，不會不明此理，怎奈荊州兵力實在強大,幾次進攻，均未得逞。由此可見，派強兵，守荊州，確實是康熙皇帝的英明部署。

在康熙加強荊襄防務的同時，還部署增兵陝西。他命都統席卜臣為鎮西將軍，與副都統巴喀、德業產同往保守西安，接應進川大軍。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二十七日，他又派武英殿大學士、以刑部尚書管兵部尚書事。莫洛經略陝西，率領滿兵駐守西安府，會同將軍總督而行，巡撫提鎮以下皆聽其節製，兵馬錢糧歸其調發。這樣，在陝南、荊襄一線與敵處於相持狀態。

是年三月中旬，反叛形勢進一步惡化。耿精忠受吳三桂煽惑，據福建反叛。因而浙江頓時緊張，溫州府所屬營兵降賊，黃岩總兵官所屬太平營叛亂，平陽兵變，耿藩悍將曾養性乘機北上，占領漸江南部。耿精忠於吳三桂約定合攻江西；另致信台灣鄭經，請於沿海登陸。在這之前，是年二月下旬，廣西將軍孫延齡反叛。潮州總兵官劉進忠暗通逆賊耿精忠，於四月也擁兵叛。仍忠於朝廷的廣東尚可喜，處於腹背受敵狀態。江西巡撫董衛國雖然忠實可靠，但亦處在湖南、福建夾攻之中，而且民心不穩，康熙皇帝事後回顧當時江西情況說：“賊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輒行倡亂，廣信、南康、饒州、奉新、寧州、宜黃、安仁、永新、永豐、彭澤、湖口、瀘溪、玉山、鉛山等處，所在背叛，忠義全無。紳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嘯聚抗拒官兵，或運送糧米助張賊勢，或布散偽劄煽誘良民，或窩藏奸細潛通消息，輕負國恩相率從逆，以致寇氛益熾兵力多分”。

江西是廣東唯一通道，江西吃緊，進一步危及廣東。康熙皇帝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及時加強江南各地的軍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寧將軍額楚、杭州將軍圖喇、鎮海將軍王之鼎等之外，又新任命一批將軍，分別率兵鎮守各地。安南將軍額駙華善守京口，定南將軍希爾根赴江西，揚威將軍阿密達鎮江寧(南京),平南將軍都統賴哈塔去杭州，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援廣東，鎮東將軍喇哈達駐江南，以保護東南財賦重地，並防止叛賊吳三桂與耿精忠會師江西。

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初，吳三桂放還朝廷使臣禮部待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並攜來“詞語乖戾，妄行乞請”的奏章。此後不久，達賴喇嘛出麵，建議朝廷“莫若裂土罷兵”。吳三桂欲以平等身份與朝廷對話，迫使康熙承認既成事實。康熙皇帝義無反顧，認為對背恩反叛之徒，或征剿或招降，必消滅為止，不能退讓，為徹底粉碎吳三桂的幻想，康熙皇帝采納諸王大臣建議，於同年四月十三日決定將吳三桂之子吳應熊及孫世霖處絞。將吳應熊正法，確實起到了“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群奸之望，以激勵三軍之心”的作用。最初吳三桂自恃已占半壁江山，兒子又是皇帝懿親，朝廷必不殺以為之招撫，當他聞及吳應熊被絞死，“驚悖氣奪，遂底於亡”。

康熙皇帝認為，不僅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敵製勝，更重要的是要在軍事上壓倒叛軍。他縱觀全局，深感各個戰場目前兵力仍較單弱，僅能與敵對峙，難以進攻取勝；除荊州有大將軍勒爾錦統轄外，其他各地將軍之間互不統屬，容易貽誤戰機；吳三桂於嶽州屯集重兵，隨時可以北上、東進，荊州兼顧嶽州，亦力不勝任。於是，康熙皇帝從是年六月至九月，又陸續於嶽州、浙江、四川、江南、廣州各路增派大將軍。他先後共派出六名大將軍，其中有三名投入江浙地區戰場，而且全是親王。由此可見，交戰雙方為爭奪江西、浙江、江南已成當時的焦點。正如康熙詩所雲“臨軒重簡親藩出，軍威萬裏風雷疾”。各路大將軍的任命和出征，使討吳陣容大為改觀。大將軍不僅攜帶八旗前鋒、護軍、驍騎等勁旅，並王、貝勒、貝子、公下包衣佐領甲士及所部人眾披甲者，而且可以統一指揮、“相機調動”其轄區將軍、都統、總督、提鎮等所領滿洲、蒙古、漢軍及綠營兵丁。康熙同時昭示：“所以遣王等者，非謂諸將才能不足，念諸王貝勒皆朕懿親，指揮調度無可牽掣，守禦征剿足增威重。”這一部署，為穩定戰局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並為主動進攻、收複失地創造了條件。

吳三桂叛亂，不僅使前線各省形勢緊張，而且引起後方事件接二連三。康熙十二年年底吳三桂反叛消息傳來，楊起龍假稱“朱三太子”,串聯旗下家奴，醞釀起事；康熙十三年(1674),八旗禁旅大量派出之後，於四年春爆發了察哈爾蒙古和碩親王布爾尼的叛亂。這些事件雖然很快被平定下去，但是康熙此時的心情極為沉重。前線勝負未卜，使他時刻懸念，加之軍務繁忙，日夜不得安閑。然而他自知身為皇帝必須穩重沉著，“持心堅定”,不能慌亂。為了安定人心，他在生活起居的安排上盡可能緩解緊張氣氛，“外則視以暇豫，每日出遊景山騎射”。“經筵”“日講”暫停數月之後，亦照常進行，從無間斷。康熙皇帝此舉，果然對穩定民心有益。事後他才說明此中用意，“當時朕若稍有疑懼之意，則人心搖動，或致意外，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