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運籌帷幄，平定“三藩” “三藩”隱患

康熙自親政以來，除掉鼇拜集團，消除了朝廷內部侵奪皇權的勢力，但國內仍然存在著不安定的因素。他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柱上。其中又將解決“三藩”問題看成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

所謂“三藩”,即順治年間清廷派駐雲南、廣東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後由其子耿精忠襲爵)。當時，他們奉命南征，擊敗南明政權及農民軍餘部，曾為統一中原做過貢獻。與此同時，他們的權勢也隨之惡性膨脹，至康熙初年，已發展為新的地方割據勢力，對清廷統治構成嚴重威脅。

諸藩勢力的發展，與清初政治形勢密切相關。當時清朝統治者需要以高爵厚祿招降漢族將領，為其統一中原服務。孔有德、耿仲明(耿繼茂之父)、尚可喜，原為遼東人，於天命六年(1621)三月清太祖努爾哈赤攻占遼東後，陸續去皮島，往依明總兵毛文龍。天聰二年(1628)六月，明薊遼總督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東江大亂，自相殘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輾轉流徙，最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先後歸降後金。清太宗皇太極出城相迎，重接待，並破例，授孔有德為都元帥、耿仲明為總兵官，命率所駐遼陽，號“天祐兵”;授尚可喜為總兵官，命率所部駐海洲(今遼寧海城),號“天助兵”。崇德元年(1636)六月，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封孔有德為恭順王、耿仲明為懷順王、尚可喜為智順王。這時，直屬清廷的三位漢人藩王，不僅於中央集權無害，反而有利於抵製滿洲諸王，維護滿清皇帝的地位和權勢。崇德七年(1642)八月，皇太極命漢軍四旗為八旗，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隸正紅、正黃、鑲藍旗。

吳三桂在明清興亡中是推波助瀾的人物。他原籍江蘇高郵人，後入籍遼東中後所，明原任錦州總兵吳襄之子、後任錦州總兵祖大壽的外甥，曾任遊擊、副將等職。吳襄因罪下獄，明晉升吳三桂為總兵官，令其率兵守寧遠(今遼寧興城)。明崇禎十五年(1642)二月，鬆錦會戰結束，明十三萬軍隊大部死傷、瓦解，薊遼總督洪承疇降清，吳三桂逃回，收集逃兵，力守寧遠，為明廷所倚重，清占關外各城，唯寧遠未下。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初六，李自成農民軍已入山西，昌平兵變，京師戒嚴，明崇禎皇帝封三桂為平西伯，令棄寧遠，火速率兵入援京師，並起用吳襄提督京營。於是，吳三桂奉詔率軍起程，但是其行動遲緩，每日行數十裏。寧遠至山海關僅兩日的行程，結果是三月十六日才趕到，二十日到達豐潤，吳三桂得知農民軍已於前一日入京，便率部返回山海關。清廷曾多次下詔書招降吳三桂，正欲率兵入關的攝政王多爾袞更許諾“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爵藩王”。與此同時，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吳三桂，但因農民軍的“割富濟貧”“追贓助餉”政策使地主官僚不寒而栗，所以吳三桂最終還是歸降於清廷。同年四月，山海關一戰，清吳聯軍大敗李自成農民軍，多爾袞即日封吳三桂為平西王。至此，清廷封漢人藩王，已有四名。

清廷入關後，主要是在漢人居住地區與漢人交戰，所以很注意發揮漢人藩王的作用。順治二年(1645)攻取南京，消滅南明福王政權，及追擊李自成等戰役，均有他們參加。

順治三年(1646)八月，清廷授孔有德平南大將軍，率耿仲明、尚可喜等征湖廣。至順治五年(1648)春，湖南諸郡縣方定，並旁取貴州、廣西部分地區，桂王轉徙廣西桂林，孔有德等奉命班師。順治六年(1649)五月，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命其率兵二萬征廣西；改耿仲明為靖南王，尚可喜為平南王，各自率兵一萬征廣東。不久，耿仲明以隱匿逃罪自殺，其子耿繼茂代領其眾，襲封王爵，南進之師最為順利，孔有德在是年冬即進占桂林，尚可喜等於次年冬攻克廣州，桂王敗走梧州。但張獻忠大西軍餘部李定國、白文選等人與南明桂王合作，使南明力量大增,由於李定國進攻四川北部，清廷於順治八年(1651)命鎮守漢中的吳三桂進征四川。吳軍力量強大，降清時即號稱五萬，征戰過程又收降、擴員，大約已達七萬。李定國等未能在四川立足後又轉而爭奪廣西，於順治九年七月攻克四川立足後，又轉而爭奪廣西，於順治九年七月攻克桂林，孔有德陣亡，其子亦被害，部下由其女婿廣西將軍孫延齡及其女孔四貞統領。因孔有德爵除，“四藩”成為“三藩”。順治十年(1653)五月，順治皇帝為協調西南五省力量，采取巢撫兼施的政策，消滅吳三桂王政權，令洪承疇經略五省，兼領江西，授“經略大學士”之印。順治十四年(1657)十二月，順治皇帝部署三路進兵方案，詔授吳三桂為平西大將軍，與定西將軍墨爾根侍衛李國翰從四川入貴州，另有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與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從湖南、征南將軍趙布泰與提督線張國安從廣西入貴州。

順治十五年(1658)正月，清軍攻克貴州，順治皇命多軍宗室羅信郡王多尼為安遠靖寇將大軍，代替寧南寇大將軍宗室羅托，與其他兩路乘勝進取雲南。順治十六年(1659)正月，三路大軍俱入雲南省城，南明永曆皇帝等敗走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後避入緬甸，兩廣、雲貴基本平定。同年三月，順治皇帝根據洪承疇建議，命平西王駐鎮雲南，平南王駐鎮廣鎮，曾取得顯著效果。吳三桂於順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率兵入緬、強行引渡永曆皇帝及其眷屬、隨行官員，並另遣總兵追擊、招降鞏昌王白文選，不久晉王李定國亦死，雲南方定。耿繼茂、尚可喜兩藩分守閩、奧，亦曾有效地抵禦了鄭成功的進擾。

而後“三藩”擁兵自重，權勢日張。最初耿繼茂、尚可喜所屬各有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吳藩所屬有五十三萬佐領，綠旗兵一萬二千，丁口數萬。清廷為支付三藩軍費，消耗很大，僅雲南每年耗餉最多達九百餘萬，平時亦不下數百萬。而且三藩分別專製一方，嚴重侵犯中央集權。吳三桂以功晉封親王，總管雲南、貴州二省文武軍民一切事務，內外各衙門不得掣肘。順治皇帝又應吳三桂之請，在授予雲貴督撫的敕書時，竟寫上“聽王節製”四字。不僅如此，吳三桂委派部下親信到他省任職，稱為“西選”,一時間西選之官幾滿天下。吳三桂憑借強大的財力及“西選”任官權，極力籠絡四方豪傑之士。他專製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其子為額駙，朝政纖悉，旦夕飛報。經常挾邊防以自重。耿、尚兩藩雖然不如吳三桂跋扈，然而也壟斷地方大權，各為一方之患。

“三藩”各自把持駐地財源，魚肉人民。吳三桂的王府原是南明永曆皇帝所居五華山故宮，他在此基礎上大肆興建。吳三桂不僅占據沐氏全部莊田，又圈占明代衛所軍田，將耕種這些土地的各族農民變為吳三桂的官佃戶，恢複明末各種苛重的租稅和徭役，此外還以放牧、狩獵等各種借口，強征人民土地，霸占其產業。

尚可喜、耿繼茂早在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便攻占廣州。最初是兩藩同駐一城，所以廣州受害尤甚。他們創設“總店”,征收苛捐雜稅。凡巧立名目不入正賦，或雖入正賦又加私抽的稅目，均由“總店”征收。“總店”爪牙盡情搜刮，所得數額極為龐大，藩下所屬私市私稅,每年所獲銀兩不下數百萬，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尚藩壟斷對外貿易，不僅外商洋貨全部控製，並乘朝廷厲行海禁之時，指使藩府參將沈上達大搞走私貿易。他們還侵奪民田，設立王莊、官莊，人民苦不堪言。

對於藩王之害，早已有人上奏朝廷。順治十六年(1659)正月，曾任廣東高要縣的兵科給事中楊雍建，上疏反映了廣東人民的苦難。然而，順治皇帝為避免觸怒藩王，並沒有解決藩王問題，隻是將耿藩撤走，改鎮福建。

藩王不法貪虐不僅引起地方人民的不滿，而且與清廷其他官員也矛盾重重。但凡直接與藩王齣靜者必遭嚴懲。巡按四川的湖廣道禦史郝浴，因劾奏吳三桂擁兵觀望、驕橫跋扈罪行，遭吳三桂忌恨，被反誣為“欺妄冒功”流徙尚陽堡(今遼寧開原)。

順治十七年(1660)十一月，四川道禦史楊素蘊，發現吳三桂擅自以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並奉差部員亦在其內，因而上疏論劾，認為吳三桂未經吏部而擅自補授官員，是“輕名器而褻國體”主張“防微杜漸”“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朝廷”。這樣一般性奏疏竟也激怒了吳三桂。他摘引其中“防微杜漸”一語，謂意含隱射，語伏危機，上疏質問。當時正值吳三桂欲用兵緬甸、追剿桂王之時，朝廷不敢開罪於他，隻好處罰楊素蘊。楊素蘊從此回陝西宜君老家，“閉門不出者十餘年”,吳三桂反叛後才被重新起用。

清廷之所以如此百般遷就“三藩”,主要是因為需要依靠“三藩”平定和守衛西南、東南邊疆地區。其結果，固然達到了消滅南明、穩定西南與東南局勢的目的，但也釀成“三藩”隱患。順治十八年以後，清廷與“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銳。康熙皇帝親政以來，日夜懸念，不得不考慮有關撤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