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礦之弊

從康熙四十三年(1704)起，康熙皇帝逐步改變了開礦政策，向禁礦倒退。問題是由防止礦徒聚眾鬧事提起的。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發布一道上諭，說“開礦事情甚無益手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著不準行”。次年六月十八日，戶部題複禦史景日珍奏疏，以商民何錫在廣東海陽縣所開礦場，“聚眾幾至十餘萬，強梁爭競，時時有之”,建議“永為封閉”。恰好何錫本人也以所得礦砂“不敷工費”為借口“具呈懇罷”。於是，經康熙皇帝批準，將這個商民興辦的規模最大的礦廠封閉。康熙五十年(1711),又以湖南產鉛地方，“山深穀邃，境通黔粵，苗、瑤雜處，開采不便”,決定“永為封禁”。

這樣一來，不僅限製生產，還控製銷售。康熙四十四年(1705),雲貴總督貝和諾廢止餘銅“聽民自售”的舊製，改行“放本收銅”的政策。除二分繳稅之外，其他八分餘銅禁止私賣，均由官設銅店以低價收購，稱“官買餘銅”。此外，收課時盡量勒索，收銅時加長秤頭(康熙五十年，每百斤秤頭加長到五十斤),給價時又任意克扣、拖延，進行額外榨取。礦民無利可圖，或縮小生產規模，處於半關閉狀態，或被迫倒閉，另謀生路。

康熙皇帝對禁礦比較慎重，仍以防亂為前提，對開礦貧民的處境有所考慮，方法比較靈活。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他從四川提督康泰奏疏中得知：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萬餘人開礦，派官兵驅逐，但“隨逐隨聚”。他覺得這些偷開礦廠的人們，都是些“無室可居，無田可耕，乏產貧民”,全然禁止開礦，“伊等何以為生”。如果能像雲南那樣，礦產頗多，還可以資助軍餉，所出不多，地方官亦應設法“使窮民獲有微利，養贍生民，但不得聚眾生事，妄行不法”。他與大學士、九卿議定了一個區別對待的政策：一、雲南督撫雇本地人開礦及商人王綱明等在湖廣、山西各雇本地人開礦照準；二、其他省所有的礦，未經開采的，或初開采的，嚴行禁止；三、各省本地窮民現在開采者，或久經開采，貧民用很大力量籌辦資本，以之“為衣

食之計”的，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記冊，聽其自開；四、若別處之人往開及本地殷實之民霸占者，即行重處。

其實，康熙皇帝這時的思想處於矛盾狀態。一方麵說“天地之間，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另一方麵又恐生事端。後者實際占支配地位，允許開采和禁止開采都著眼於不生事。上述政策貫穿了康熙皇帝的這種思想狀態。由此可見，其基本精神是發展官辦礦業。除雲南督撫外，王綱明是當時著名的皇商，直屬內務府，康熙皇帝放心。而對民間開采，包括地主、商人、貧民在內都加以限製或幹脆禁止，尤其不許民間開大礦及大規模開采，以免聚集人多出事。為了防止出現流民，也不許跨省開采。在嚴格管製之下，允許貧民在本地小規模開采，同樣是恐小民失去生計而鬧事；限於已開的，未開的一律不許再開。這種消極防範的思想和政策，是難以發展起礦業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豫省有礦地方，停其創挖”;康熙五十四年(1715),“雲南諸臣，有請開掘銀礦者”,大學士李光地提出“礦徒聚之極易，倘將來礦盡，此輩將何法以散之”,康熙皇帝對此表示讚同，鑒於明末礦徒造反的教訓，雖係諸臣所請，亦不準開采。同年，廣州等府屬礦山，因聚集多人，“嚴行封禁”;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省各廠，通行停止”。此後廣西亦是照此辦理。後來，廣東、湖南、四川、河南的礦廠，都被嚴令禁止了。位居全國礦業之首的雲南，其銅鉛礦產，是國家鑄錢的原料來源，允許開發。但也廢止了“聽民自售”的政策，禁止私賣。並禁開銀礦；封禁一部分銅礦，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年間，封閉了開太、羊腳跡等五廠。執行這一政策的後果，不僅在一定時期內影響了礦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產生和發展，而且一度造成礦業生產的衰落。以雲南銅礦為例，由於民營礦廠大多被封閉，銅產量大為下降。雍正元年(1723),雲南全省銅產量為一百餘萬斤，課銀二萬餘兩，較康熙四十四年(1705)稅課八萬多兩，減少四分之三。由於禁礦引起礦民失業，地方收入減少，遭到廣大人民群眾和地方官的反對。人民開展以“私挖”“盜礦”為主要形式的反禁礦鬥爭，成為康熙後期及雍正時期階級鬥爭的組成部分。雍正皇帝繼承了康熙皇帝禁礦政策，比康熙皇帝更甚一層。但社會經濟發展的巨流畢竟是不可抗拒的，乾隆年間，終於重新調整礦業政策，使礦業得到發展。

康熙後期，將開礦改為禁礦，實行礦業政策的倒退，絕非出於孤立和偶然。由於土地兼並，吏治腐敗，農民處境每況愈下，社會階級矛盾趨於尖銳，小規模的農民暴動時有發生，成為康熙皇帝晚年的一大煩惱。這時，他對“鬧事”異常敏感，倍加防範，凡事以“不生事端”為要。本來，隨著礦業的發展，必然帶來貧民越省流動，礦場聚集眾多擬從事礦業的無業人民，完全可以理解。應當說，這是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前進中的正常現象。即使與政府之間，或礦民、流民之間，發生種種矛盾、糾紛，也不奇怪，可以在事業發展中不斷地進行解決。但封建帝王還未重視起工礦事業，更不理解人民，難以正確認識這一社會現象。他從清王朝江山的鞏固出發，隻能采取保守的政策。不僅礦業政策，其他對內對外政策也都有同一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