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業發展

清代前期(康熙中葉至乾隆中葉),中國礦業生產曾經曆了一個空前的重大發展時期。

康熙朝“三藩”問題解決之後，雲南省的礦業包括銅、錫、鐵、鉛、金、銀礦的開采，首先由凋敝迅速轉入發展。“嗜利之徒，遊手之輩，具呈地方官，查明無礙，即準開采”。“此名一傳，挾資入分者，遠近紛來”大廠，民間無力開采，"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資前去，招集峒丁”。“當其時，廠未升課，又極興隆，是絲絲入扣，官民皆優裕有餘資矣”。

經營的品種越來越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銅、朱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產量迅猛上升，稅收大量增加。雲南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一年之間共收礦稅銀八萬一百五十二兩，金八十四兩。比康熙二十四年增加二十倍，由於稅率一直是二分，那麽產量當然也是增加二十倍。廣東、廣西、四川、湖南、貴州等省的礦業也相繼興起。康熙二十九年(1690),商人何錫經呈準在廣東海陽縣的仲坑山開礦，最盛時，“礦工注冊者，凡十三萬餘人”“每年獲利不下八九萬兩”。廣東的鐵礦，康熙時也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大型鐵廠工人達千人左右，有比較細的分工，日產鐵達六千斤。廣西南丹錫礦，有礦井四十餘處，礦徒及住家開鋪人等約萬餘人。四川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於蒲江縣建鐵礦六座，實行“招民開采，十分抽稅二分”。四川省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684—1686)共抽稅鐵一萬一千六百餘斤。湖南的銅、鉛等礦，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采，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僅大湊山、黃沙三處，一年即得稅鉛三十六萬二千一百餘斤，估算年產量將達一百八十萬斤左右。此外，貴州的水銀與鉛礦，山東、陝西的銀礦，也先後開采。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型礦廠，康熙二十三年(1684)隻有九個，次年增至二十九個，康熙四十六年(1707)增至五十五個，康熙五十一年(1712)達到六十六個。二十多年，增長六倍多。礦業的恢複和發展，不僅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不過，礦業生產並沒有從此就走上正常發展的道路。客觀上，當時社會發展對礦產的需求還沒達到後來那種大量、廣泛和迫切的程度。銅一向屬於急需；鐵是農具經常性的、不可少的原料。與之相關的礦業被帶動起來。因此，對礦業全麵地、大規模地、快速地開采就缺少足夠的客觀推動力量。在最高決策者康熙皇帝的頭腦裏，工礦仍然是末，不是本，並沒有用長遠的戰略眼光去認識礦業，基本上把開礦視為權宜之計。因而，對開礦缺乏足夠的熱情。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保守派，用開礦“有傷風水龍脈”“棄本逐末”“擾民”“易聚難散”等奇談怪論製造思想桎梏，幹擾開礦政策的執行和堅持，康熙皇帝對其中一些說法如“易聚難散”論等，還是動心的，這就不能不使他對開礦提心吊膽。如此看來，當時開礦事業的發展，不論是從地域上還是從種類上看，都不夠平衡，與全麵、大規模鋪開還有一定的距離，政策還在搖擺，生產不可能穩定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