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礦海政策，時利時弊 開放禁海

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著重農、輕工礦商業的傳統，並形成“重本抑末”理論。曆代封建帝王受這種理論的支配，都重視農業生產，而對發展工礦商業，雖采取不盡相同的政策，但總體來看，都缺乏積極主動性。清初從順治到康熙初年，為鞏固和發展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在財政經濟方麵，盡一切努力減輕賦役負擔，鼓勵墾荒，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對礦業問題，尚未提到朝廷的議事日程上來。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二十日，康熙皇帝在太和殿前殿試天下貢士時共提三個問題，其中第三個便是征詢如何解決銅不足用的問題。他問道：“邇以銅不足用，鑄造未敷，有以開采議者，有以禁民耗銅議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別有良策歟?爾多士留心經濟，其詳切敷陳，勿泛勿隱，朕將親覽。”這次是由銅不足用提出的問題。本來，即使朝廷不過問礦業，民間也在自發開采。但當時社會上流傳著所謂開礦“有傷風水龍脈”說，封建保守勢力恐開礦妨礙了自己的利益，常借此禁止礦業開發。如浙江山陰縣，明崇禎年間，民間開礦被禁止；順治年間，有人“采石燒灰”,被“嚴行重禁”;康熙十年(1671),又有人采礦，地方紳士等向官府告狀，被“永禁開采”;康熙十三年(1674),複有人結夥開鑿“久禁陳家嶺官山”,次年，被告到官府，官府下令“照舊嚴禁”;康熙十七

年(1678),有人借修大能仁寺，開鑿應蒙山，又被告發，再行禁止。禁礦的借口不外是開礦破了風水龍脈，把當地發生的火災、“山寇”、縉紳破產、地方官“解綬”等各種人的不幸，全歸罪於開礦，對開礦人進行誹謗和迫害。康熙十一年(1672),北京附近幾十座煤窯，因“風水所關”,被勒令“拆毀填平”。

地下豐富的礦藏得不到開發，不能用它造福於社會，是封建統治階級愚昧落後的表現。但因開礦受到幹擾，國家銅用不足，鑄錢日少。清初定例每一串銅錢值銀一兩，因錢少而貴，銀一兩僅值錢八九百文。由此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甚至因為銅貴銀賤，有人竟毀錢作銅，牟取暴利。康熙十八年(1679),平定“三藩”叛亂的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國家即將轉入恢複和發展生產的新時期，銅不足用，事關重大，矛盾顯得格外突出。這種形勢逼著康熙皇帝把礦業問題列為治國大事之一，向貢士提出問題。但是那些遠離社會實際的貢士，沒有一個想得出什麽好辦法。康熙皇帝為解燃眉之急，於十八年九月下令搜集各部院衙門及各省的廢銅器皿、毀壞的銅鍾及廢銅炮，“盡行確察，解部鼓鑄”。同年十月，經戶部衙門等會議，奏準《錢法十二條》,“開采銅鉛”為其中之一。規定“凡一切有銅及白黑鉛處所，有民具呈願采，該地方督撫，即選委能員，監管采取”。此後，局部、有條件地開放礦禁。

雲南叛亂平定後，雲貴總督蔡毓榮，提出係統的積極的礦業政策。蔡毓榮，漢軍正白旗人，官僚世家出身。早年在刑部、吏部、都察院等衙門任職。自康熙九年(1670)起，他先後擔任四川、湖廣總督，總領綠營兵，參加平定吳三桂叛亂戰爭，直搗雲南，建立軍功。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雲貴總督。到任後，他針對雲南長期被吳三桂盤踞，殘酷搜刮，又連遭戰爭破壞的情況，考慮了戰後治理問題，上《籌滇十疏》給康熙皇帝。其中第四疏專門論述礦業政策。蔡毓榮注意到，雲南省礦產資源豐富，有開礦傳統、習慣和技術，因地製宜，開發礦業，既是民間要求，又有益於地方財政。因此，他主張大力開發雲南礦產資源，“礦夫既采，礦稅自盈”以便在經濟上改變雲南“兵餉不繼”“賦稅無多”“兵食仰給他省”的困境，而且也能使社會生活得到穩定，“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其辦法是“聽民開采，而官收其稅”。也就是提倡民間投資，民間經營，以民辦礦場代替官辦礦場，改變礦業全由官府包辦的局麵。

當時國家財政困難，無力拿出大筆資金投資礦業，提倡民辦，資金問題可以比較順利地得到解決。而且官辦礦場在經營管理方麵問題也很多，或事先不作認真勘探，開挖之後，“以礦脈衰微，旋作旋停，則工本半歸烏有”;或礦脈不匱，而管理不善，貪汙浪費嚴重，國家仍得不到實際利益。所以他提出，“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采，每十份抽稅二份”。地方官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準貢優升；開礦商民上稅三千兩至五千兩者，酌給頂戴，使知鼓勵”。由於這一建議有利於從根本上解決“銅不足用”的問題，所以康熙皇帝立即批準實行。兩年之後，又批準管理錢法侍郎陳廷敬的請求，在各省普遍鼓勵銅鉛生產，“聽民自便”。這一“聽民自便”、與民同利的礦業政策，調動了商民投資礦業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礦治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