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西之長

康熙皇帝在位期間，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天文、地理、數學、哲學等。它們通過西方傳教士傳入中國。這些文化的內容是龐雜的，有科學的理論、技術，也有荒誕、唯心和殖民主義學說。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情況是複雜的，他們來中國的任務是傳教，從事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使中國人耳目一新，在中國做過有益的工作，但同時也有暗中竊取情報危害中國的利益。

如何對待來自西方的這些文化和傳教士?明末清初，人們對待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有全盤肯定、主張學習的；有一概否定、反對學習的。有盲目崇拜的；有頑固排外的。清初，崇外派代表人物欽天監曆科官員李祖白等人，盲目推崇西學，貶低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傳教士合作，歪曲曆史，兜售中國人類與文化西來說。排外派代表人物為新安衛官生、後任欽大監監正的楊光先。這一派視西學一無是處，主張嚴行閉關鎖國，寧可使中國落後，也不願學西人之長。

康熙皇帝即位時，全國天主教徒已有約二十萬人，比明末增加五萬多，正是西學傳入、崇外派與排外派激烈爭奪的波濤洶湧之際。康熙皇帝經過審慎的研究和抉擇，對外來文化采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推崇的態度，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擯棄其謬論；利用傳教士的技藝，誠懇支持傳教士從事有益於中國文化發展的學術交流，限製他們的傳教活動，強調必須遵守“利瑪竇的規矩”。

康熙皇帝首先正確處理了以楊光先為首的排外派與西方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的矛盾。他們之間的矛盾，主要圍繞著天文曆法。湯若望等人以地圓說為理論指導，采用了中國赤道座標，放棄了歐洲使用的落後的黃道座標，使用望遠鏡觀測天象，並運用近代數學、幾何學、力學等科學知識實際運算，因而其理論、方法先進，推算比較精確。楊光先等使用赤道座標是正確的，但堅持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說，理論上是落後的，又缺乏近代數學、幾何學等知識，推算差誤較多，不肯取西方天文曆法之長補己之短，盲目排外。除天文曆法外，又有宇宙觀上天與上帝之爭。楊光先以宇宙起於二元說，反對傳教士“上帝造物說”。

還有關於中國人類與文化起源問題的爭論。康熙三年(1664)年初，湯若望的助手、傳教士安文思、利類思和中國教徒、欽天監曆科官員李祖白合著《天學傳概》一書，以李祖白的名義刊行。書中捏造謊言，宣揚中國人類和文化皆來自西方。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楊光先寫《不得已》,對其進行了義正詞嚴的反駁，指出中國的人類和文化形成與西方沒有淵源關係，而有自己的悠久曆史和文化典籍，大清天下接三皇五帝正統，清朝皇帝接周公、孔子道統。楊光先以維護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尊嚴為己任，表現了愛國精神。但同時他又全盤否定西方文化，因噎廢食，宣布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可以看出，這個矛盾和鬥爭很複雜，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順治皇帝統治時期，清政府任用湯若望主持欽天監，欽天監官員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清政府對他們之間的鬥爭及楊光先的上書均不予理睬。四大臣輔政時期，《天學傳概》一書出籠，楊光先向湯若望等發起猛烈進攻，得到輔政大臣支持。康熙三年(1664)十月，禮部將《天學傳概》一書作者及有關人員，包括湯若望、南懷仁、李祖白等逮捕入獄，最後，將李祖白等五人處斬，湯若望被革職。楊光先取代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同時，頑固守舊的輔臣也支持楊光先廢時憲曆(新曆法),複用大統曆(舊曆法),混淆政治與學術問題，因政治問題將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拋棄了，以行政命令處理科學技術問題。但科學技術問題不因行政命令而獲得解決，舊曆法的錯誤依然存在。

康熙皇帝親政時，麵對著這一複雜的矛盾與鬥爭，首先虛心學習，通過辯論和實際測驗明辨了是非，為新舊曆法之爭作出了公正的結論。之後，他毅然決定複用時憲曆，並不顧舊勢力的阻撓，任用南懷仁主持欽天監的工作。根據南懷仁等的請求，康熙皇帝為已死的湯若望、李祖白等平反昭雪，但“聚會散發《天學傳概》及銅象等物，仍行禁止”。南懷仁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鼇拜，捏詞陷人等重大罪狀，要求將楊光先擬斬，妻子流徙寧古塔。康熙因楊光先阻撓新曆，“職司監正，曆日差錯不能修理，左袒吳明炬，妄以九十六刻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予以革職，但不輕易視其為鼇拜黨羽，不予處死，妻子亦免流徙。康熙皇帝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最成功之處是從千頭萬緒之中把學術和政治問題區分開。雖然他明知雙方的爭議混雜著政治內容，又有輔臣鼇拜參與其中，但他對西方傳教士，是用其科學技術專長，不因其是外國人及其在政治方麵有不利於中國的言行，而一概否定和棄之不用；也不因急用其科技專長，而在政治上作無原則讓步。對楊光先，懲罰其在曆法工作上因頑固愚昧而造成的錯誤，不從政治上一概否定，不因曾得到輔臣支持就將其打入鼇拜集團；也不因為他批判傳教士的“中國人類、文化西來說”有功而原諒他天文曆法工作上的錯誤。這樣處理學術與政治問題，應該說是科學的、成功的。這件事處理過後，康熙皇帝在領導科技文化工作中貫徹了中西文化相結合的原則。

康熙非常注意招聘西方各種專門人才來中國工作，任用南懷仁之後，他又根據南懷仁推薦，先後聘任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閔明我、徐日升，比利時人安多等，到欽天監和皇宮任職，“自是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南懷仁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去世。不久，經南懷仁在世時倡導而決定來華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劉應、洪約翰等來京。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命白晉回歐洲招聘科技人員。康熙三十八年(1699),馬約瑟、雷孝思、巴多明等隨白晉來華。康熙四十四年(1705),羅馬教皇遣使到中國，康熙皇帝以答拜名義派沙國安去羅馬，要求教皇派人隨沙國安來中國工作。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皇帝授意傳教士德裏格、馬國賢致書教皇，要他選擇精通“天文、律呂、算法、畫工、內科、外科幾人來中國以效力”。康熙五十年(1711),九名技藝人才隨教皇來華使節至中國。這些來華人員受到康熙皇帝的任用和優厚待遇。

康熙皇帝任用西方傳教士，旨在吸收西學之長，發展中國的文化科技事業。如：令南懷仁主持天文曆法工作並製造兵器；令白晉訓練、組織中國測繪人員；命徐日升等參與編輯大型天文、曆法、樂理叢書。諸如《曆象考成》《數理精蘊》等書的編著，就有西方學者參加。來華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欽天監官員，或在內閣擔任翻譯，或在內府充當醫生、畫師，或為皇上、皇子講授天文、地理、數學、音樂、人體解剖、拉丁文等方麵的知識。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出版了不少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從明萬曆十二

年(1584)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傳教士在中國撰寫、翻譯的介紹西方文化的書籍約四百多種。其中絕大部分是關於宗教神學方麵的。隻有大約百分之十五的著作是屬於天文、地理、數學、物理、醫藥等西方科學文化方麵的著作。後者大部分是在朝廷供職的教士所著。傳教士還把中國文史哲等方麵的著作，如《詩經》《通鑒綱目》《烈女傳》等，傳回他們自己的國家，因而又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康熙皇帝也曾用傳教士參加中國的某些外事活動。如中俄邊境談判，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時，曾用徐日升和張誠擔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還令閔明我等去俄國、法國、意大利，就清政府的某些外交政策進行磋商。康熙皇帝讓西方傳教士參與中國外事活動固然是由於當時中國缺乏精通外語和熟習外國情況的外事人員而采取的臨時措施，但從總結曆史教訓的角度，還是應當看到，康熙皇帝讓這些外國人介入中國外交活動和長住宮中，是缺乏應有的警惕。傳教士為了尋求一條經俄國而貫通歐洲與中國的道路，以便於羅馬教廷向東方派傳教士，因此，沙俄尼果賴使團至中國時，南懷仁卻利用在清廷供職之便，給尼果賴使團提供了許多關於清廷和康熙皇帝本人正在策劃中的對俄談判策略的情報及康熙的一張機密地圖，並為尼果賴出謀劃策。中俄談判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時，徐日升和張誠向戈洛文遞送了關於中國內部情況的情報和一幅中國全圖。他們希望沙皇能給他們以方便。這種活動對中國的危害是難以估量的。康熙皇帝認為，“所用西洋人真實而誠懇可信”,故派徐日升擔任中國使團翻譯。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西洋人蘇霖等十八人時說，“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這或許是出於禮貌而恭維，或因不了解西方傳教士的暗中活動所致。不論如何，“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之說都與事實不符。

西方傳教士為傳播西洋天主教來到中國。對這一點，康熙皇帝當然十分清楚。但他要吸收的西方文化卻不包括宗教。西方傳教士千方百計地向康熙皇帝進講天主教教理，“其不如東風過耳者幾希”。他對臣民說，天主教與中國教化“原不相容”“唯西教士能通曉科學，故國家起用彼等”。由於利瑪竇的規矩，天主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習俗沒有發生衝突，康熙皇帝承認傳教士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出巡時曾親臨教堂賞賜。康熙八年(1669),公布天主教禁令，禁止其在各省建立天主教堂和傳教。處理曆法之爭時，他曾下諭旨：“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複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嚴止”。那時，康熙皇帝禁止中國人信天主教。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經過多年觀察，覺得天主教對中國並無危害，才允許中國人信天主教。他下令不許拆毀天主教堂，與佛教等一視同仁。康熙四十四年

(1705),羅馬教皇十一世派遣使者多羅至中國，幹涉天主教中國教民尊孔祭祖，把中國習俗視為異端，幹涉中國內政。這樣就同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發生衝突，並幹擾清朝的正常統治秩序。康熙皇帝為此諭多羅：近日西洋來人很雜，“如今爾來之際”,“將定例先明白曉諭，命後來之人謹守法度，不能少違方好。以後，自西洋來者，再不回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今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許住。此等人，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眾人何以服之，況且多事”。立這個規矩本身，就是對多羅的批評和限製，多羅於次年離京。

之後，康熙下令規定，凡在華傳教士，需領票(執照),並表示永住中國，才許留住；不遵守利瑪竇規矩者驅逐出境；領過票長住中國的，如中國人一樣受到保護。自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起，發票。康熙四十六

年(1707),明確實行禁教政策。康熙四十七年(1708),進行核查，凡不領票的解送澳門，驅逐出境。康熙皇帝對天主教由容許到限製，由限製到禁止，其原因除羅馬教皇否定了利瑪竇規矩並幹涉中國內政外，還由於有的傳教士卷入了儲位紛爭。但康熙皇帝禁天主教與驅逐“亂法”的傳教士時，仍留用“會技藝”的西洋人，對在中國從事科技工作或安分居住的傳教士們仍保持友好關係。

總之，康熙皇帝排除封建守舊勢力的阻撓和封建傳統觀念的幹擾，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促進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同時，對西方荒誕不經的哲學和宗教理論棄而不取；一方麵與西方人士進行文化友好往來；另一方麵保持自己國家的政治獨立，不受幹擾，對西方早期殖民主義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抵製與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