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訂群書

康熙皇帝酷愛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留意典籍，編訂群書”。執政期間，除派人編修《實錄》《聖訓》《會典》《一統誌》及賦役、漕運、鹽法等書之外，還組織文人、學者編撰經、史、文學等方麵的書籍不下數十種。他對每部書都給予認真、具體的指導，從編輯體例、指導思想、資料來源等各方麵，都作周密的考慮，甚至親自動手，整理調查結果，批注讀書心得。當時宮內設有幾座修書處，例如：蒙養齋專修天文、曆數、音律等方麵的書籍；佩文、淵鑒二齋，專修經、史、文學方麵的書籍。還有專門從事翻譯滿文、蒙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清文經館。武英殿設有修書處及修書翰林。凡編輯、翻譯及出版機構，均統領於武英殿總管。其機構設施相當完備。此項活動的開展，對我國古代文化貢獻頗大。

一為字書。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皇帝即提出修一部滿文字書——《清文鑒》。他對侍臣說：“此時滿洲，朕不慮其不知滿語，但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亦未可知。且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譯者尚知辭意，酌而用之，後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語失當，關係不小。”他將這一任務交給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令他將滿語照漢文字匯發明，某字應如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但不必急於求成，要注重質量。編修過程，儒臣分類排纂，日以繕稿進呈。康熙皇帝親自秉筆，逐一審訂。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全書告成，共二十一卷。十一月初五，康熙皇帝將此書頒賜王以下、內外文武大臣各一部。這時由於形勢的發展變化，更加顯示出《清文鑒》的重大意義。自從清朝定都北京之後，滿漢廣泛接觸，尤其是八旗兵派往各地駐防，使滿語語音已混有當地鄉音韻味，這樣便失去了純滿語的音調。《清文鑒》的出版，雖然並未能將各地的滿語方言全部厘定與統一，但至少保持了官方通行的書麵滿語的規範與純正。不僅便利於當時的流通與應用，而且造福後世。兩年後，康熙皇帝又命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會同蒙古詩讀學士、中書等，編修《滿洲蒙古合壁清文鑒》。繼《清文鑒》之後，康熙皇帝又倡導纂修漢文字書，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康熙字典》。伴隨國家大統一局麵的形成和封建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有一部更加完善的新字書。

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康熙皇帝向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提出編修漢文字書的初步設想：“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廣群芳譜》,並其餘各書，悉加纂修，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編一部什麽樣的字書呢?據他“參閱諸家，究心考證”結果，曆數了過去字書某些不足之處，尤其針對明代所編《字匯》《正字通》兩書，說：“今欲詳略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匯》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為成書，垂示永久。”不久，便成立了編書機構，任命張玉書、陳廷敬為總閱官，淩紹雯等二十七人為纂修官，陳世信為纂修兼校刊官。該書曆時五載，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修成，康熙皇帝欽定書名為《字典》,意在使臣民“奉為典常”“以昭同文之治”,使之為鞏固統一、促進，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服務。因該《字典》係康熙皇帝親自主持編纂，所以後人通稱《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吸收曆代字書有益成分，融會總合，並加以補充發展，達到封建時代字書發展的頂峰。其突出特點是收字最多，達四萬七千零四十三字。此外，在辨形、注音、釋義、引例等方麵，都比以前的字書完備、細密、適用。編排體例，采用《字匯》《正字通》兩書行之有效的部首檢字法，並將部首及部中之字均按筆畫為序，查閱較為便捷。

二為類書。《新唐書·藝文誌》始創“類書”一目。它兼收四部諸書，分類抄撮而成，近似現代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最初還沒有作一部全新體例的大型類書的想法，隻想在唐宋所修類書中選一部比較好的，為之編一部續集。隋以前的類書如《皇覽》《類苑》《華林遍略》《修文殿禦覽》等等早已亡佚。所存《唐類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禦覽》《冊府元龜》《玉海》等類書，均為唐宋時所修。康熙皇帝瀏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所長，尚多未備。其中，唯俞安期所撰《唐類函》還算比較詳細，但自唐以後的典故、藝文亦未采尋。因此，他在康熙三十三年

(1694)五月命翰林院官員“可依《唐類函》體例，自唐迄明，輯成完書，以資觀覽”。據此，張英等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編成《淵鑒類函》,為《唐類函》的續集。

但是，《淵鑒類函》開編以後，康熙皇帝又覺得過去的類書都不理想，國家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以及人才的發現，於是又決定再編一部新的大型類書——初名《匯編》,後來康熙皇帝賜名《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的實際主撰人陳夢雷，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他未及二十歲而中進士，授編修，的確是罕見的人才。耿精忠叛亂時，他正居鄉省親。耿精忠以武力脅迫陳夢雷為官，但陳並未從，但事平被誣為逆黨擬斬，因奉康熙皇帝特旨，從寬免死，他被發往盛京給披甲人為奴，從此沉淪異鄉。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東巡，陳夢雷禦前獻詩，麵謹陳述，蒙恩召還，命侍皇三子城郡王允祉讀書，賜宅城北，安置家屬。陳夢雷到誠郡王府之後，因為準備給王爺進講，便開始將古代書籍，按類加以歸納整

理。他在《進匯編啟》中說：“雷，賦命淺薄、氣質昏愚，讀書五十載而技能無一可稱，涉獵萬餘卷而記述無一可舉，深恐上負慈恩，惟有掇拾簡編，以類相從，仰備顧問。”這時正值康熙有意匯編大型類書之際，允祉奏報陳夢雷學術基礎及其對古籍的初步的整理情況，便欽奉父命，將編書任務承攬下來。允祉回府對陳夢雷說：“《三通》《衍文》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木之微；《類函》《禦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貫，上下古今，類列部分，有綱有紀，勒成一書，庶足大光聖朝文治”。允祉又在城西北的水村購得庭園一所，作為修書之地。康熙皇帝愛惜陳夢雷文才出眾，給予特別鼓勵，除“指示訓誨，欽定條例”外，並親至陳夢雷齋中，書“鬆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聯句相賜。陳夢雷以顛沛之餘，得返京師，承蒙知遇，發揮所長，真是喜出望外，因此，“目營手檢，無間晨夕”,工作極為勤奮，進展也非常迅速。他在《進匯編啟》中寫道：“雷，聞命踴躍，喜懼交並，自揣五十年來無他嗜好，惟有日抱遺痛，今何幸大慰所懷。不揣蚊力負山，遂以一人獨肩斯任。謹於康熙四十年十月為始，領人雇人繕寫，蒙我王爺殿下，頒發協一堂所藏鴻編，合之雷家，經、史、子、集，約計一萬五千餘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內，書得告成。”他同時提出校訂和修改辦法，請皇子胤祉一並轉奏皇帝，委人修訂，出版發行。

康熙皇帝對所進《匯編》極為珍重，特賜名為《古今圖書集成》,並立即組織儒臣編校。他還決定用最新的印刷技術——銅活字印製該書，派人製造大量銅鑄活字板，儲於西華門外北長安街路東武英殿活字板處。由於該書規模宏偉，修訂繕校及刻鑄銅字等，均頗費工時，故使出版時間拖延下來。加之康熙皇帝晚年出現了儲位之爭，也使該書出版受到一定的影響。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太子胤仍再度被廢，與其關係密切的皇三子胤祉和陳夢雷，都受到一定的牽連。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又使大型類書的出版被進一步拖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皇帝去世，其四子胤禎即位，年號雍正。允祉被貶守護康熙墓——景陵，七十二歲的白首翁陳夢雷，再次被謫戍關外，“投老荒戍，其名未顯。至其所撰《鬆鶴山房詩文集》,亦湮沒未彰，為文人中至小辛者”。雍正命尚書蔣廷錫等人“督承在館諸臣”,修訂《古今圖書集成》。蔣廷錫對該書僅作極少一部分校訂，即刪去撰人姓名，雍正皇帝親自作序，於雍正六年(1728)印刷六十四部。《集成》一書雖然流傳下來，但有關該書纂修經過以及所有康熙皇帝諭旨，全部從《實錄》中刪除，以至雍正、乾隆雖然一再肯定其父、祖組織編撰《集成》的功績，然而後人卻無法從官書中了解詳情。

《古今圖書集成》一書有以下顯著特點：第一，分類細。全書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部下複分匯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項。如此分門別類，為讀者翻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第二，卷帙多。全書共計一萬卷，分訂五千冊，裝為五百二十二函，每函八至十冊，另目錄二十冊，總字數達一億，僅次於明初的《永樂大典》。《永樂大典》雖然卷帙更為龐大，達二萬餘卷，三億餘字，然係按韻編次，以多為尚，與《集成》的分類剪裁方法不同。而且，《永樂大典》僅有抄本二部，正本早毀，副本也散逸，所存無幾，不如《集成》完好無缺。第三，內容豐富。陳夢雷在《進匯編啟》中說：“凡在六合之內，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隻刪一二。”雍正皇帝也肯定《集成》,“能貫穿古今，匯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詢為典籍之大觀”。當然，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集成》的分類未必合理。如將“煙火”歸於乾象典，將“農”分屬藝術、食貨、考工三典等。所編史料的來源、年代等，有時注釋不夠詳細。

三為文學書。康熙皇帝自幼嗜讀古人文選，曾將秦漢以及唐宋諸名作，以有關風化、有益世用者為主，匯為一書，逐篇親加評論，名曰《古文淵鑒》,在康熙二十四年刻印頒賜，以廣傳於天下。他自己“常置案頭，以備溫習”,並要求諸臣認真研讀。他認為，《古文淵鑒》與《通鑒》一樣，都是有關治道的書，理應隨時翻閱。有一次北巡塞外途中，他發現，隨侍內閣、翰林院、參事府官員，都將這兩部書帶在身邊，他很滿意，稱讚說：“凡為仕者，無論文武，皆須讀書，探討古今得失，加以研究。爾等攜帶諸書，以備問答，甚善。"

康熙皇帝十分欣賞唐詩，喜讀唐太宗、歐陽修的作品。他在《講筵緒論》中說：“詩以吟詠性靈，如唐太宗諸篇，未有不以天下黎民為念者。歐陽修《憎蒼蠅賦》,題雖小，喻讒人亂國，意極深長，每喜讀之。”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康熙皇帝命江寧織造曹寅在揚州天寧寺設立刊刻《全唐詩》書局，派庶吉士俞梅到揚州作籌備工作，旋派侍講彭定求、編修沈三曾、楊中訥、潘從律、汪士銥、徐樹本、車鼎晉、汪繹、查嗣琛等從事校訂編輯《全唐詩》工作。彭定求等據明人胡震亨所編《唐音統簽》及清初季振宜據錢謙益舊稿補訂編撰的《唐詩》為主，“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全書共九百卷，收詩比較全，並做了一些校補和訂正，對研究唐代曆史和文學有很大的參考價值。而且此書按正史次序編排，先帝後，次宗室諸王公主妃嬪等，十國諸帝王詩附於諸王之後，妃詩附於宮嬪之後，其他作者“一依時代分置次第”,易於查找，方便使用。

曹寅奉命維謹，組織人力精工寫刻。他給康熙上奏折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從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到次年十月，全書編寫刊刻告成，果然書寫一筆不苟，鐫刻字跡秀麗勻稱，精美絕倫，別具風格，成為康熙時期所刻書籍的代表作，被後世稱為“康版”。當然，由於時間緊迫，編輯人員有限，書中也存在錯收、漏收、重複以及作者小傳謬誤等問題。

在編纂《全唐詩》同時及以後，還編有《曆代題畫詩》《曆代詩宗》《四朝詩》《全金詩》《禦選唐詩》等書。康熙所著詩、文，由臣下整理成《聖祖仁皇帝禦製文集》共一百七十六卷，分四集陸續出版。

四為經書。康熙皇帝凡在經筵日講時聽過的經書，均令刊刻頒行，並為之作序，如《日講書經解義》《日講易經解義》《日講詩經解義》《日講春秋解義》《日講四書解義》《經筵講章》《日講通鑒解義》等。並且，滿文譯本幾乎同時翻譯出版，並先期頒賜。滿文譯本的及時出版，不僅有利於滿人學習這些古典漢文書籍，也有利於西方傳教士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因為傳教士學習滿語比學漢語容易得多，隻需不太長的時間，就可以依靠滿文譯本使用漢語書籍。由此可見，翻譯出版經書，在客觀上促進了滿漢及中外之間的文化交流。

康熙皇帝雖然熱衷於著書，但未欽定編寫治河書。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河道總督張鵬翮請將上遊治河事宜，敕下史館匯集成書，永遠遵守。禮部議複：“應如所請”。康熙皇帝則不以為然，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河性無定，豈可執一法以定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機宜而變通之，方有益耳”,如不計後果，硬性規定，“不但後人難以仿行，撰之已心，亦難自信”;二是“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書可乎”,因而決定“纂書之務，著不必交翰林院”,但私人著述不限。此外，康熙皇帝對有傷風氣的“小說**辭”及荒誕不經的街頭文字一概嚴禁，違者治罪。當然，禁書也應具體分析。其後代遵此戒律，為維護封建禮法，曾將《紅樓夢》等名著誤當**書，長期予以嚴禁。

總之，在康熙皇帝的主持並直接參與下，康熙朝在史書、字書、類書、文學書、經書編著、整理、出版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是應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