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鏡

康熙皇帝從治理國家的需要出發，重視經書，尤其重視曆史。他從廣義上理解，認為《尚書》《春秋》等經傳即是史書，因此，《四書》尚未學完，便主動提議將《通鑒》與之參講。後經儒臣議複，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過於詳備，而朱熹所輯《通鑒綱目》,係從《資治通鑒》中提綱分目，摘編而成，“尤得要領”,乃決定從《通鑒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進講”。康熙皇帝聽講之後，頗有收獲，但興猶未盡。於是自康熙二十四

年(1685)三月起，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綱目大全》三書，詳細通讀，“以朱筆親加點定”“不但錯誤者悉加改正，即缺失者亦皆增補”。至次年年底，批注達一百零七則，後由翰林院編修勵杜訥奏請，經禮

部、翰林院議複，決定交起居注館記注，以備將來增入史書。康熙皇帝的這些研讀心得，先在滿文《通鑒綱目》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大約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或次年年初開始，康熙皇帝決定在內廷設局，翻譯《通鑒綱目》,並親自校閱、注疏翻譯文稿，三年如一日，極為勤奮認真。他在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所撰《序文》中寫道：“朕躬親裁定，為之疏解，務期曉暢無遺，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程課，自元旦以至歲除，未嚐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俟，將镘梓頒行。……凡我臣工，其各殫心觀靡，以體朕黽勉法古之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諸臣輯成《禦批通鑒綱目》五十九卷、《通鑒綱目前編》十八卷、《外記》一卷、《通鑒綱目續編》二十七卷。其中有未得要領之處，康熙又“親禦丹毫，詳加論定”。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欽定《曆代紀事年表》一百卷，上起唐堯，下迄元末，仿《史記·年表》《通鑒·目錄》之體，編年係月，條列其大事，經緯交貫，始末兼該，足為讀史之綱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績。《明史》纂修時間很長，自順治二年(1645)開局，至乾隆四年(1739)定稿，為期九十五年，曆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這中間時斷時續。其主要工作基本是康熙時期完成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以全部四名現任滿漢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蔚、王熙及部分內閣、翰林院學士，補充為監修總裁官及總裁官，標誌《明史》纂修工作已經納入國家重要議事日程。

康熙皇帝把修《明史》視為清朝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必須修好，令後人心服。他說：“明史關係極大”,修得好環，“後有公論者”“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尤其是他覺得自己的責任尤其大，“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所以，他對修《明史》特殊重視，因而所定標準很高，要求極為嚴格。他專為《明史》寫一篇文章，令大學士，曉諭九卿大臣，其中提出“《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基於這種思想，他經常詢問《明史》編寫進度，親自逐冊審閱原稿，發現問題，進行商榷。經過幾次增刪，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形成為三百一十卷的全稿。後經雍正朝的修訂，至乾隆初，便形成了後來通行的三百三十二卷(另有目錄四卷)本《明史》。後人認為，《明史》雖然仍有某些不足之處，但確實是五代以來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

康熙皇帝在長期修史中，形成自己的治史思想。他的治史思想在修《明史》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其主要之點有三個：

其一，主張據實直書，反對空言文飾。修《明史》過程中，康熙皇帝一再諭令地方官博采遺書，及時送京；告誡纂修官等，注意利用《明實錄》等原始史料。他發現有人撰寫時隻注重辭藻修飾，忽視史料運用，便對大學士等說：“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當然，《實錄》亦有訛謬，故又提倡用時“務宜考核精詳”。為防止史官挾私妄為，斷章取義，他決定“明代《實錄》及記載事跡諸書，皆當搜羅藏棄，異日《明史》告成之後，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滿族先世建州女真曾臣屬明朝，《明史》予以回避，但《明實錄》卻有所反映，後世考證建州事，多以之為據。由此可見，並存《實錄》“令後世有所考據”,實際上是康熙皇帝“直書實事”思想的補充。

其二，主張秉公論斷，反對譏貶前朝。康熙皇帝鑒於“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的教訓，強調《明史》必須使後人心服。為此，作史之人必須排除各種偏見。明末黨爭激烈，門戶之見甚深，康熙皇帝針對這種曆史現實，告誡諸臣：史書傳信於後代，關係最重，必須據實秉公論斷，力求正確，防止偏頗。向來後朝作史習慣於譏貶前朝。“元人譏宋，明複譏元”“今之史官或執己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亦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對此，康熙皇帝明確表態“朕並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並率先垂範，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評價明朝曆史。他對大學士等說：“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主。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後預政、以臣淩君等事，但其末季，壞於宦官耳”“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這裏，姑且不論他對明朝是非的認識是否恰當，僅從他對明史的態度來看是端正的。既作全麵的觀察，不以點代麵，又具體分析，指出某時、某事值得肯定或應否定，特別是承認清朝多有因襲明朝之處，其胸懷之坦**令人折服。為了同一目的，康熙皇帝反對使用“故明”“廢藩”等輕蔑的稱謂，規定“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除了曆史的偏見而外，修史中撰稿人的認識也容易有片麵性或不盡完善之處，康熙皇帝提倡“彼此虛心，互相推究”,反複修改。他舉例說：“即如朕所製之文，亦常有參酌更定之處。今觀翰林官所撰祭文、碑文，亦俱不樂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於偏私矣”。

其三，正確總結曆史經驗，以利於後世。康熙皇帝治吏，立足現實，處處以亡明為鑒，極為注意總結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史官以清流自居，沿襲東林觀點，認為明朝亡於太監。康熙皇帝也認為明末壞於太監擅權。但他經過仔細分析，感到朋黨紛爭對明朝的危害更不可忽視，他對修史諸臣說：“崇禎之誅鋤閹黨，極為善政。但謂明之亡，亡於太監，則朕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於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顛覆，盡委罪於太監，謂由中官用事之故，烏得為篤論耶!……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謬執私見，為一偏之論。今特與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他總結出黨爭是導致明亡的原因之一，受曆史經驗的啟發，對現實的黨爭極為警惕。後來他訓迪大學士等說：“明時臣工不能秉公，顛倒是非，挾仇彈劾，此風不可不戒。”此外，他對明末君臣隔絕、崇禎委過臣下、臣下欺瞞皇上等事，也都念念不忘。臣下向他隱匿災情，他聯想明末的教訓，對大學士等說：“朕曆觀前史，凡事皆壞於隱匿。”明代盜賊情形，全部隱匿不報，結果，盜賊已到門前尚然不知。旱澇之災，民生疾苦，自古有之，上報有什麽不好?所以他要求“督撫凡事皆據實奏聞，預為防備”。

康熙皇帝主持纂修當代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根據臣下奏請，決定纂修《平定三逆方略》。以大學士勒德洪等為總裁官、內閣學士阿蘭泰等為副總裁官、纂修官。至二十五年(1686)十一月，纂修完畢。勒德洪等以《平定三逆方略》四冊進呈康熙皇帝過目。康熙皇帝從中發現“其中舛錯頗多”,甚至竟援引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相比附，因而指出：“吳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鎮之流耳!”類似謬誤，尚有多處，一一加以簽標注，令纂修官“酌改”。從修《平定三逆方略》起，他開創了新的史體——《方略》。之後每當統一國家、鞏固邊疆、取得新的勝利時，康熙皇帝都要下詔設館，依據當時奏報和有關諭旨、詩文、碑文等，“紀其始末，纂輯成書”。故有《平定海寇紀略》《平定羅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書流行於後世。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康熙皇帝采納山東道禦史徐樹轂的建議，決定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正式設立“三朝國史館”,任命大學士王熙等為監修總裁官、總裁官，要求“勿尚浮誇而乖情實，毋徇偏見而失公平，毋過質略而不周該，毋務鋪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文極雅馴，勤以董成，敏而竣事”。修當代史，時間近，資料全，事皆親睹，言為可征，固然方便，但因牽涉在世的人較廣，利害相關，瓜葛亦多，不能很快竣事。直到十餘年後，開國功臣傳的體例尚待康熙皇帝親自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