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博采中西，實政為務 尊孔崇儒

康熙皇帝自幼熟讀“四書五經”,尊孔崇儒；即位後，便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其統治思想加以推崇。這種推祟完全出於籠絡漢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統治權以鞏固清政權的需要。尤其宋明理學，將儒學進一步哲理化、係統化，更便於利用。康熙皇帝便把宋明理學奉若神明，在他看來，為君者不可不悟。他“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至於朱老夫子，他更是推崇備至，稱為“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故“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內外為一家”。

康熙皇帝還經常與大臣們研討理學，使朝廷官吏都能篤信其說。不僅如此，為利用它作為其統治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樂時編纂的《性理大全》,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纂輯《朱子全書》,他親自作序。此外，還令人撰修了《性理精義》《周易折》等理學名著。這些書都得以發行各地。康熙皇帝還將朱熹正式升配孔廟，序為十一哲，各省學府、孔廟采取相應措施，由此使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所著四書，由清政府明令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以致形成“非朱子之傳義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風氣。康熙皇帝因此被稱為理學皇帝。明末清初，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抨擊程朱理學，批評封建綱常和君主製，思想界出現了活躍局麵。封建統治者稱之為異端邪說，所以清初順治皇帝即已奉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皇帝為了鞏固清朝江山，進一步用程朱理學禁錮社會思想，控製輿論，這與清朝聯合漢族地主階級、在全國實行封建政治，經濟統治是相適應的。

不過，康熙皇帝一生勵精圖治，不斷求索、實踐，不滿足於固守舊業，力爭開創新篇、有所前進。因此，雖然他一生始終推崇與提倡程朱理學，但他對程朱理學卻與當時理學家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並在實踐中形成了與理學並不相同的思想，這就是他的從實際出發、身體力行、講求實效的求實思想，即所謂“君臨天下之道，唯以實心為本，以實政為務”。他的求實思想既體現在認知方麵，也體現在政治思想方麵。

康熙皇帝與許多帝王不同，他反對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說，比較重視實踐的作用。曆來人們視皇帝為真龍天子，不同於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當然康熙皇帝也不例外，有人說他的知識和才能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康熙皇帝聽後，反駁說："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為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由此可見，他堅信人的知識和才能並非生來就有，而必須通過學習和實踐才能得到。他“生性好問”,不僅向著名學者詢問，還經常求教於普通群眾，其中包括侍衛、宦官、保姆及年長者。每次見到他們，總要提出一些問題，或問其“以往經曆之事，而且記於心”,或問己所不知之事，請予解答，從中獲益匪淺。他深有體會地說：“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

康熙皇帝勤奮好學，其知識極為淵博，但不盲從書中所言，認為未必全然正確和真實。他舉例說：“即如(史書)所載，項羽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乎?”為了獲得真如，就需結合以實際調查。如：古人認為塞外蒙古遷徙無常，逐水草而居，似乎無一定居處，可以任意棲止。康熙皇帝親曆其地，調查研究，發現蒙古也有固定居處。他分析說：“不知塞外地雖空曠，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無水，雖欲駐牧於此，其勢斷有所不能。是知氈廬毳慕，常有不定之形，而其實則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由此，他指出“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親履其境然後能知之”。

康熙皇帝主張讀書窮理，講求治道，學以致用，身體力行。有一次，康熙皇帝聽講《中庸》之後，問講官知行二者哪一個更加重要?講官葉方靄以兩可之言回答，康熙則十分肯定地說：“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為什麽說行重?關鍵是學與知的目的在於應用，在於指導行動；若不用、不行，學與知便失去其價值。所以讀書，要學以致用。他以自己的體會說：“明理最是緊要。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措施。故明理之後，又須實行，不行，徒空談耳!"

當時理學家中大多數人坐而論道、理論脫離實際，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滿。他毫不留情地批評說：“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昔江蘇巡撫湯斌，好輯書刊刻，其書朕俱見之，當其任巡撫時，未嚐能行一事”“竟不能踐其書中之言”。他批評熊賜履華而不實，好務虛名：“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為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刻，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幹瀆乎?”由於理學家言行脫節，而引起康熙皇帝提出理學真偽問題。他對講官張玉書等人說：“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背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學也。”

為什麽言行不符?康熙皇帝認為這都是私心作怪。康熙三十三年(1694),他在豐澤園以“理學真偽論”為題，對翰林院全體官員進行考試，以引起人們對理學真偽問題的注意。品德是行為的主要內容，有學問而無道德，同樣屬於知行脫節、學而不用。“人當以立品為主，學問次之”“有學問而無人品，其所學亦何足道哉”。康熙皇帝不僅對理學家故習持批評態度，而且對他們愚腐不堪的政治主張亦行排斥。理學家主張夫死婦殉，照例旌表。由於有人提倡，所以社會上夫死婦殉之風雖已屢次禁止，但是難以根除。康熙皇帝“見京城及各省從死者尚多”,毅然下令“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自王以下以及小民婦人，從死亦應永行嚴禁”。康熙皇帝一生好學，正如他自己所說“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他將所學、所知，結合國家實際加以發揮和運用；親自決策、部署，並直接處理國事，整飭吏治、巡訪民情，作科學實驗，指揮作戰，可謂兢兢業業，堪稱學用一致、知行合一的典範。

關於天與人的關係，康熙皇帝並未否定“天”“天命”“天理”,但在他一生思想與政治活動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於人事之中，用比較科學的道理解釋事物，從而更重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承認天命，但反對屈從天命、無所作為，認為人經過努力能改變和決自己的命運。

對治理國家的辦法，康熙主張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不強求一致。用漢人之道治理其他民族，便不適宜，其他各民族之間也有差別。他說：“治天下當寬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滿洲、蒙古各方之人，飲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則亂，亦斷不可行也”“拂人之性，使之更改，斷不可行。譬如陝西、江南百姓，令其易地而居，則不但彼處田土此不能耕，此處器械彼不能用，即水土亦多不服”。

康熙皇帝與其他帝王相比，他對自己的認識比較接近於實際情況。他不願接受過分的頌揚，禁止人言禎符瑞應。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對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等說：“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他把自己看作人，不願被人們神化；不追求虛榮，一生保持謙虛美德；豁達大度，寬厚待人，“穆然清靜，處之以和平”。有一次講官講《易經》豐卦三節，說“驕心一生，何所不至，治者亂之機也”。康熙皇帝連聲稱讚說，“這所發明極是。滿招損，謙受益。聖人久安長治之道隻在持滿而已”。官員中有人自負高才，寫出文章不許別人改動一字者，康熙皇帝認為這是可鄙的作風。他公開聲稱自己遊五台山時所撰碑文“結構未能精當”,特請滿漢大學士等“詳加修飾，斟酌盡善”,並說“朕所撰文字，有能潤色改易者，朕所深喜，不以為嫌也”。《易經》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龍有悔”一條。從字麵上講，亢者坑也，亦可引申為池澤；龍則常被理解為皇帝的象征。亢龍有悔，謂龍陷池澤之中，為劣境所困。對皇帝進講的講章中原有此條，但如果按原意講給皇帝聽，似不吉利，難免有冒犯之罪，所以講稿上特寫“不應講”三字。康熙問明不講的原因後，提出新的見解。他不將亢字解作池澤，而解為過高，即偏離事物正常發展規律時所發生的不正常現象，所以不應回避，而應正視矛盾，揭露矛盾，從中吸取教訓。所以他對講官說：“天道虧盈，過高則亢，《易》中所言無非此理，正宜以此為戒，不必避忌。以後《係辭》講章不分應講、不(應)講，俱以次逐節進講。”康熙皇帝的態度，使講官們頗感寬慰。

康熙皇帝經常自我反省，並公開自責。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回顧四十餘年孜孜求治，仍有許多事未做好。他自責說：“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自覺愧汗。”康熙皇帝見內閣所擬諭旨，有“海宇升平”等語，認為言過其實，指出“今海內雖定，民生未盡悅安。……若遽謂升平，則泰然自足，無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後諭旨，此等誇張盈滿語，勿複擬入”。他凡見章奏內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道備君師，功過覆載”等語，即及時傳諭批評，令其改正。他對大學士等說：“一切頌揚之文，俱屬無益。朕見近來頌聖之語殊多，表策內亦以此等語鋪張湊數，悉應停止”。

自康熙二十年(1681)冬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皇帝去世，凡國家取得重大勝利，或逢其五十大壽、六十大壽、執政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等喜慶之日，諸王、貝勒、滿漢大臣、蒙古王公及達賴喇嘛等，紛紛請上尊號，約略統計共達十餘次。對此，康熙皇帝一概拒絕。曆史上，許多皇帝樂於接受尊號，以之作為臣民對自己政績的評價。其實，康熙皇帝並非不關心臣民乃至後人對他的評價，他甚至常常考慮到後人的評論，而特別檢點自己的行為。他用十年時間寫遺詔，也有意讓後人正確理解他。但他反對上尊號這類虛文無實的陳規陋習。在他看來，這種活動，一鋪張浪費，加重人民負擔；二對朝政有害無益，因為很多問題尚未解決，忙於歌功頌德，濫施恩賞，使君臣放鬆修省，自我欣賞，忘記養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不利於發憤圖強；三無實際意義。他曾反複說：“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生民得所，風俗淳厚，教化振興，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雖不上尊號，令名實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今吏鮮潔清之效，民無康阜之休，君臣之間全無功績可紀，倘複上尊號，加爾等官秩，則徒有負愧，何尊榮之有”。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初四，為慶賀他登基六十周年，諸王、貝勒、滿漢大臣、文武百官上疏恭維，恭上二十字尊號“聖神文武欽明浚哲大孝弘仁體元壽世至聖皇帝”。字數最多，康熙皇帝的批駁也最尖銳。他說：“從來所上尊號，不過將字麵上下轉換。此乃曆代相沿陋習，特以欺誑不學之人主，以為尊稱，其實何尊之有?且現今西陲用兵，外則官兵披堅執銳，冒暑衝寒，勞苦已久；內則人民負重跋涉，挽運遠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災之處，民多受累。念及於此，惟當修省圖治，加惠黎民，有何慶賀?”他又指出：“微賤無恥之徒，以為舉行慶典必有殊恩，想有所得；更有人以為六十年慶典必行寬大，故殺故犯。”可見慶賀無益，堅持“不準行”。康熙皇帝拒絕上尊號，始終不改，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實的精神。

康熙皇帝尤其不信禎符瑞應等迷信之舉，說“如史冊所載景星、慶雲、麟風、芝草之賀，及焚珠玉於殿前，天書降於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取”“八歲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

康熙一生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為統治思想，政治思想不離儒家之道。但由於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謹治理國家，置身於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社會活動實踐之中，以實心務實政，因而思想中具有求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