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南巡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康熙為體察民情、周知吏治，東巡山東。親登泰山之後，為親自視察河工，於十月十八日首次南巡，駐江南(今江蘇)宿遷。十九日，到桃源縣眾興集，臨閱黃河北岸肖家渡、九裏岡、崔家鎮、徐升壩、七裏溝、黃家嘴、新莊一帶諸險工。康熙皇帝充分肯定了黃河堤岸的巨大作用，令囑靳輔時加維修，但對宿遷、桃源、清河等地日益增多的減水壩，則又十分擔心，認為雖受其益，亦有危害。倘遇河水泛溢，乘勢橫流，難保今日減水壩不為他年的決口。且減水壩水流侵灌，多壞民田，於心不忍。減水壩的這些副作用，使康熙皇帝認識到隻有運道既暢通無阻民生又安然無憂，才可謂一勞永逸，河工告成。因而命靳輔籌劃精詳，措置得當，使黃河之水順勢東下，水行沙刷，永無壅決，則減水諸壩都可不用。康熙皇帝乘輿自宿遷至清河，所過之處，見河工夫役運土，卷埽下樁，奮力夯築，特停下禦駕，親加慰勞，並諭令河臣嚴防不肖官吏役侵蝕夫役微薄的工食，必使人人得沾實惠。

十月二十日，康熙皇帝至清河，臨視天妃閘，見水勢湍急，指授河臣改為草壩，另設七裏、太平兩閘以分水勢。禦舟從清河縣、經淮安府(今江蘇淮安),沿運河南下，二十二日駛抵高郵湖。康熙皇帝見民間田畝廬舍被水淹沒，心甚側念。登岸步行堤畔十餘裏，觀察形勢，向百姓詢問致災原因，細與講求解救之法。得知高郵、寶應等處地勢低窪，上遊為了護堤保漕運，排泄多餘之水，全部流入此地。湖水下流原有入海口，因年久沙淤，以致壅塞，釀成水患，淹沒小民田廬。這顯然是治河工作的疏漏。他一向對治河官員隻顧保證漕運，未嚐顧及民生，持批評態度，但沒想到竟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因而向正在身邊的兩江總督王新命說：“朕此行原欲訪問民間疾苦，凡有地方利弊，必設法興除，使之各得其所。這裏受水災到如此程度，怎能不為拯救呢?"

康熙皇帝這次南巡，最遠到達蘇州、江寧(今南京)。十一月初四，從江寧回鑾。初六，禦舟停泊江都邵伯鎮。康熙皇帝命吏部尚書伊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前去視察下河地區高、寶等七州縣河流入海口，指示他們對受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於旬日內複奏，務期濟民除患，經費支出，在所不惜。

十一月初十日黎明，康熙皇帝從停泊天妃閘的禦舟登岸，親視堤工，曆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澗閘、周家橋、翟家壩、洪澤湖，至中午往返百裏，河工要害皆細為谘詢。經過實地觀察，增強了對高家堰重要意義的認識。他對靳輔說：高家堰地勢高於寶應、高郵諸水數倍，前人在此築石堤障水，實為淮、揚屏蔽，且使洪澤湖與淮水並力敵黃，衝刷淤沙，關係最重。今高堰舊口及周橋、翟壩修築雖久，仍須年年防護，不可輕視，以免盡棄前功。靳輔表示：謹遵聖諭。當天，康熙回到天妃閘、渡清口，複閱黃河南岸高家灣、談家口及龍窩諸險工，命靳輔添造一座運口閘，並令沒法阻截黃水，務令永不倒灌。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視察河堤完畢，駐於山東郯城縣沙溝地方，向扈從諸臣重申：南來視察河工，看到夫役勞苦，民間貧困，認定百姓平安耕耘之日，才是河工告成之時。康熙皇帝充分肯定靳輔的治河成就，召他入行幄，賜以親書的《閱河堤詩》,並鼓勵說，你數年以來，修治河工，著有成效，勤勉盡力，我已悉知。此後當益加勉勵，早告成功，使百姓各安舊業，不負我委任至意。靳輔表示：臣惟有鞠躬盡瘁。

康熙皇帝視河完畢，歸途往山東曲阜朝拜孔廟。十一月二十九日返京，康熙皇帝立即決定采取兩項措施：一是控製減水壩，凡能危害人民利益者，一概不再新設；二是開浚下河入海口。以減水壩保護河堤，本是古代治河成法，無可非議，但應預挖引河，以使水有所歸。開浚下河入海口，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康熙皇帝此次視河過程中，看到百姓受災，體念其疾苦，而采取的扶困救危之策，其本意是對靳輔治河工程進行補充和改進。然而，靳輔不同意康熙皇帝的方案，主要是擔心浚下河入海口會引起海水倒灌；而主張“築堤束水以注海”。這本是可以研究的問題，經過商討，互相取長補短，定會產生一個完善的解決辦法。

但是，大學士明珠，聯合大學士、九卿等，從上到下有組織地抵製康熙皇帝開浚下河方案。問題的關鍵不在方案本身。明珠早在康熙七年(1668)任刑部尚書時，曾奉命巡視下河興化縣的白駒場水災，他提出的解決水患方案，也是挑挖被填塞的舊有閘口和河道，一遇水發，即行開放，則地方不致淹沒，居民不必遷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回京，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月初九，大學士、九卿等首次討論疏浚下河方案時，並未發生任何分歧，順利通過，並一致建議：請令河臣靳輔，親往車路、串場等河，並白駒、丁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提出挑浚深闊，使高郵等下河地區七州縣所積之水，引流入海的實施辦法。到此為止，明珠尚無掣肘河務的跡象。問題出在康熙皇帝不打算由靳輔兼理海口工程，決定另行委派安徽按察使於成龍督理。靳輔是明珠推薦的，不用靳輔兼理，被明珠視為喪失治理下河之權。自此開始，明珠及九卿等人態度為之一變，轉而抵製康熙皇帝開浚下河工程，支持靳輔意見。於是便展開了長達數年之久的紛爭。

明珠先是支持靳輔提出的龐大計劃，試圖奪回治理下河之權、靳輔主張“築堤束水以注海”,即在高郵等七州縣下河地區，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敵海潮，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按察使於成龍(小於成龍)按康熙皇帝的意圖，主張開浚入海故道，所費頗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一月二十日，內閣大學士、學士、九卿、詹士、科道等官，在討論上述兩種方案時，以明珠為首的大學士、九卿等官，表示應從靳輔之議。同意於成龍方案的僅有通政使司參議成其範、科道官王又旦等極少數幾個人。康熙皇帝又命問七州縣現任京官，此兩說哪個好?日講官喬萊代表十一人明確表示，用於成龍方案，工程比較易成，百姓有利無害；若用靳輔的方案，則工程難成，百姓田廬、墳墓傷損必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比民間屋簷更高，伏秋時，一旦潰決，為害不淺。康熙皇帝聽後，對大學士等人說：他們兩人的建議都是泄水以注海，都可成功，但畢竟於成龍的方案便民，所需錢糧不多，又不害百姓，姑從其議，令其前往興工，即使不成，再議不遲。

由此可見，康熙皇帝在不否定靳輔方案的前提下，讓於成龍試行他的方案，給對方留有餘地。但明珠不肯示弱，提出問問百姓的意見，建議派人實地察看。經康熙皇帝同意，派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格速往淮安、高郵等地，會同總漕徐旭齡、巡撫湯斌，確勘詳議。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薩穆哈、穆成格返京，以百姓都說挑浚海口無益為由，上疏題請停止下河工程。二月初一至初三，雖經康熙皇帝一再強調疏浚海口的必要性，九卿等仍堅持應停止。明珠及其他大學士也主張工程似應停止。康熙皇帝對朝廷大員的一致反對意見不能置若罔聞，沉思許久，說既經眾議如是，就停下來。隨即升任於成龍為直隸巡撫。

康熙皇帝服從眾議，但牽掛受災百姓，仍未改變疏浚海口的主張。這一主張是他從那裏百姓的意見中總結出來的，怎麽他們又都反對呢?他想把薩穆哈等淮、揚之行的真相了解清楚。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升授江蘇巡撫湯斌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給皇太子當老師。閏四月二十一日，湯斌至京，在乾清門陛見。康熙皇帝問過地方風俗、吏治及鄉紳表現後，又問到下河開海口事。湯斌詳細回奏薩穆哈等人在下河各州縣活動的全部經過，其中說：“征詢民眾意見時，言語嘈雜，不能歸一，各種意見都有，並非一致反對；湯斌本人雖同意薩穆哈、穆成格暫停下河工程主張，但也一再申明開浚下河的必要性，甚至看過薩穆哈起草的題本初稿後，仍說：若將下河高處挑浚，使積水漸歸於海，於民亦稍有益。"於是，康熙皇帝召薩穆哈質問，薩穆哈承認民眾是各就地方情形而言，意見不一，自己未奏事實；承認湯斌確實講過挑浚下河於民有益等語，但說那是閑談時的議論，並非會議時所講。這時，九卿等又討論，主張應開海口，康熙皇帝於六月初六日決定撥庫銀二十萬兩，派工部右侍郎孫在豐前往督修下河海口工程。本月十六日，以回奏不實罪名，分別革薩穆哈、穆成格工部尚書及禮部左侍郎職。

靳輔身為總河，雖不直接負責下河工程，但有責任配合疏浚下河，至少不能阻撓和幹擾其工程的進行。然而，事實卻相反。孫在豐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二月奉旨與靳輔會議，要求關閉上河的減水壩。靳輔拒絕。康熙皇帝得知後，批評說：假使靳輔治理下河，不塞水口，能在滔滔洪水中施工嗎?如果令靳輔主持這項工作，必然要閉塞諸口，今孫在豐去做，就說不可，這是為什麽?難道不是有意阻撓嗎?康熙皇帝親召靳輔，反複辯論，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靳輔才不得不同意將高家堰等壩暫閉一年。之後，又發生差往浚治下河司官不聽侍郎孫在豐調度，阻撓河工的事。為了排除阻撓，經九卿等反複詳議之後，康熙皇帝於三月做出決定挑浚下河之事，令江南總督、總漕、總河、江蘇巡撫會同侍郎孫在豐料理。撤回司官。同年十月，靳輔再次上疏，題請在高家堰之外，再築重堤，停其丁溪等處下河工程。於成龍回奏反對靳輔方案。九卿議複支持靳輔所奏。康熙皇帝認為挑浚下河關係緊要，命戶部尚書佛倫等會同江南總督董訥、新任總漕慕天顏確勘議奏。同年十二月，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仍支持靳輔方案，建議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程盡行停止。康熙皇帝命九卿等會議討論。尚無結果，因辦理祖母喪事，暫且擱置。

至此，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月首次討論疏浚下河方案算起，已過去整整三年，曆經重重阻力，仍無法進行下去。在不斷爭論的過程中，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明珠等人，不僅把河工係統視為自己的獨立王國，不容他人介入，獨占肥缺；而且，背後的問題已經超出河工範圍。特別是有組織地抵製、幹擾康熙皇帝的命令，其侵犯皇權，達到專擅程度。康熙皇帝從不受製於人，對這種狀況豈能容忍!因此，罷黜明珠等人勢在必行。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辦完祖母的喪事，除服第三日，身著青色布衣，升乾清門禦座聽政。禦史郭琇參劾靳輔，百計阻撓開浚下河，宜加懲處。二月初六日，郭琇再次上疏題參大學士明珠、餘國柱等人。共舉出八條罪狀：閣中票擬，輕重任意；傳奉諭旨，市恩立威；勾結黨羽，戴德私門；推舉官員，挾私取賄；勒索學官，士風大壞；阻撓開浚下河工程；牽製言官，壓製舉劾；陰行迫害，意毒謀險。疏上，康熙皇帝即行處理，初九日宣布將大學土明珠、勒德洪、餘國柱等革職，大學士李之芳休致。其他有關人員吏部尚書科爾坤、戶部尚書佛倫、工部尚書熊一瀟及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等人，一律解任。

康熙皇帝將明珠一案與治河問題加以區別，撤換明珠等人之後，在三月初八、初九兩日，召集靳輔、於成龍及其他有關人員，就下河是否宜開、重堤築與不築、餘田可否屯種、減水壩如何閉塞等問題展開辯論。尤其前兩次辯論最激烈。靳輔直言不諱說，我專管上河，再四籌度，唯有於高加堰外再築重堤、水不歸於下河，才有益於淮、揚七州縣。至於開浚下河，恐有海水倒灌之患。於成龍堅持下河必當開浚。九卿明知康熙皇帝主張開浚下河，所以一致表態：下河當開，重堤當止。關於召民屯墾餘田一事，靳輔申明餘田不是民田，是治河之後涸出的地畝。其中，將民間原納租稅之額田給予本主後，仍剩餘的田，可以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對此，康熙皇帝仍不同意，認為屯田害民，因各省民田都比納糧的地畝多。若以餘田做屯田，按地畝定稅額，又要增加人民負擔，所以他主張屯田斷不可行。關於塞減水壩一事，因擔心塞後河堤會被衝決，故暫時不做硬性規定，待海口挑完再說。

在康熙皇帝對治河已有初步方案的情況下，仍屢次征求下屬意見，對於唯我獨尊的封建皇帝來說，還算得上比較開明；而靳輔麵對占絕對優勢的反對者，不屈服，不盲從，以對國家負責的態度，敢於講真話，敢於對皇上意圖說不，實屬難能可貴。但畢竟因超過了封建秩序所能容許的範圍，於三月二十四日被革職。其他凡是支持靳輔的大小官員一律被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