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六下江南，潛心治河 治河心堅

黃河經常泛濫為患，據統計共達一千五百多次，這給沿河地區的居民帶來巨大災害，嚴重影響了國計民生。因此，古代帝王，從夏代的大禹起，大多數重視治河，康熙皇帝是其中比較傑出的一位。

黃河易於泛濫為患，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它自巴顏喀拉山北麓發源，全長五千四百六十公裏，中遊流經內蒙、山西、陝西和河南西部，不僅容納晉、陝之間數十條支流的水量，而且夾帶大量黃土高原的泥沙。平均每立方米含沙量達三十七公斤，暴雨時最多超過六百公斤。“一碗水、半碗泥”之說，形象地反映了黃河含沙量之大。黃河從河南孟津進入下遊，河道寬闊，水流緩慢，中遊帶來的約十六億噸泥沙，有四分之一左右淤積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約十厘米。這樣年複一年，泥沙不斷淤積，以致下遊河道成為高出兩岸平地的“地上河”,一般高出地麵數米，乃至十餘米，全靠人工築堤束水。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期，極易衝決改道。

元朝定都北京(時稱大都),明清繼之。縱貫南北的大運河穿過黃河，延伸至北京附近的通州。黃河和運河交匯，更增加了泛濫的可能性。此後，治黃已不單純是疏導通流、防止泛濫，還要使黃河保持相當的水位，以便蓄黃濟運。對此，康熙皇帝曾說：“前代治河皆以為宜疏決而放之海，則永無河患；但今運道自淮以北，必由黃河一百八十裏而後達於運河，與古形勢不同，則古說亦何可盡行也?”尤其是明朝萬曆初年河臣潘季馴治河功成，盡斷旁出諸道，把金、元以來黃河東出徐州由泗奪淮經雲梯關入海之路線固定下來，此後二百八十年間(至1855年改道前),一直以此為唯一入海河道。這固然能使人們免受改道之苦，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主要是洪澤湖以東的清口，不僅是黃淮交匯之地，也是大運河出入的咽喉，成了最容易出事的地區。如果黃淮勢均力敵，尚能相安無事，而實際上經常是黃河強、淮河弱，因為“黃水薈萃眾流，來自萬裏，力大而勢強；淮源近出豫州，北禦黃、南資運，力分而勢弱”。淮不敵黃，經常發生黃水倒灌。“倒灌之弊，小則捫塞河口，大則淤墊河身”。甚至黃、淮二水，一起湧入運河，衝決堤壩，泛濫成災。

除此而外，清初戰亂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頻繁。受害最重的是淮安、揚州二府所屬的高郵、江都、山陰、鹽城、寶應、泰州、興化七州縣之地。

康熙初年，地方秩序尚未恢複正常，有些“奸民”和地方官為了私利，擅自決口，加重了水患。工科給事中李宗孔在康熙七年十月上疏說，安徽泗州(今泗縣)、盱眙的“奸民”,“自古溝鎮，至夏家橋等處，新開溝路，共有八條”,使淮水由盱眙之周橋閘、翟家壩決口，以致高郵等處地方俱被淹沒。當政府派人前往堵塞決口時，“奸民”竟“聚眾驅逐夫役，不容修築”。州縣官不僅未加禁約，反而出示令修築“暫停”。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剛剛親政，就遇到一場大水，河道、運道進一步敝壞。當時每年通過運河挽運七省漕糧四萬石至京城，供應官兵俸餉，運道受阻，事關重大。因此，康熙皇帝親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定為國家的首要任務。正如他自己所說“從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歲，即反複詳考”。每次發生水災，他都派人巡視河工，繪圖以進，及時掌握情況，采取對策。

但康熙皇帝親政之初國庫存銀不多，尚不能進行全麵治理，僅為保證運道而搞一點兒應急的小型項日；開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進行。因此，雖然國家每年投入大約幾十萬兩白銀，收效仍然甚微，“河患之深，日甚一日”。

幾年之後，國家財政狀況逐漸好轉，康熙皇帝在治河方麵表現了一定的主動精神，頗有未雨綢繆之意。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康熙皇帝根據差往巡視決口的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所呈繪圖和匯報，令工部會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共同商酌，“應否於遙堤之外，再築遙堤”,“所需錢糧，逐一詳確議奏”。次年十月，又批準工部議複河道總督王光裕奏疏，令於清口築壩，“以遏濁流”;並於“水勢平緩”的七裏墩建閘，“挑浚新河”“使湖水自七裏墩閘進口，即由新河文華寺入運”,以使“黃流可遏，運道無虞”。這年年底，爆發了吳三桂等人的叛亂。康熙必須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戰爭，治河一事又無暇顧及。

至康熙十五年(1676),各處連發大水，黃河、淮河再次並漲，其災情遠遠超過以往。古溝、翟家壩、高家堰清水潭等各大壩口衝決嚴重，淮河、揚州七州縣已成澤國。河道敝壞已極，再不全麵修治，不僅江南被淹、運道受阻，甚至河南、山東也將成為澤國。因此，盡管平叛戰爭正在進行，國家財政仍然比較困難，康熙皇帝還是下決心對黃河、淮河進行全麵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