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懲貪官

懲貪，是康熙皇帝懲治內外官員的重點內容。不過，他親政初期，整飭官員，主要不在反貪墨，而在清除鼇拜之黨的影響。康熙八年(1669)五月智除鼇拜之後，對在京三品以上部院滿漢堂官及在外督撫“詳加甄別”。至九月，經皇帝親自批準，革職、降級、休致的在京滿漢官共八十三人。其中包括尚書、侍郎、左都禦史、內閣學士等高級官員。此外，還將十餘名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革職、降級。

其後，懲貪的具體內容也隨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平定“三藩叛亂”後，整飭內外官員主要在於處理侵蝕兵餉及入官財物等重大貪汙案件。其中，第一個重大案件是宜昌阿、金焦貪汙逆產案。戶部侍郎宜昌阿被派往廣東查看尚之信家產，同廣東巡撫金焦侵蝕兵餉及入官財物，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達財賄，共白銀八十九萬餘兩，並財帛等物，恐沈上達事後告發，將其謀害滅口。案發後，經半年多的審理、討論，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十八日結案，宜昌阿、金焦，及郎中宋俄托、員外郎卓爾圖，另尚之璋、寧天祚、王瑜等擬斬，道員王永祚擬絞，“俱監候秋後處決”。奉差審理此案的刑部侍郎禪塔海，未審出謀害沈上達之事，被革職。

另一重大案件是蔡毓榮貪汙逆產案。蔡毓榮為漢軍正白旗人，吳三桂叛亂時，任湖廣總督，後被授綏遠將軍總統綠營官兵，同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彰泰從湖廣一路進入雲南。攻克雲南省城昆明時，蔡毓榮將吳逆應入官之家財人口侵吞歸己，並大量饋送貝子及其他大臣、官員等。

康熙皇帝對蔡毓榮的貪汙行為早有耳聞，曾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對工部官員說，“前用兵之時，蔡毓榮每於銷算估計營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漁入己，雲南軍前官員孰有不得其財者”。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蔡毓榮被改調兵部侍郎。是年十二月，前奉差雲南的侍衛納爾泰，向領侍衛內大臣佟國維首告蔡毓榮，向他行賄白銀九百餘兩；內務府新從雲南歸旗的革職知州文定國，檢舉蔡毓榮隱匿應入官婦女及徇縱逆黨等情。康熙皇帝聞奏，命將蔡毓榮及其子蔡琳革職拿問，並諭令刑部尚書禧佛等：“如此大惡之人若不加懲創，何以使其餘警戒?爾等詳加嚴審，務將情弊盡行察出”。

但審理此案，阻力重重。因蔡毓榮行賄範圍頗廣，牽連甚多，包括大將軍貝子彰泰以及幾乎所有大臣。而蔡毓榮本人，除上述揭發的問題之外，僅共得黃金二百兩、白銀八千兩。康熙皇帝對這一審理結果極不滿意。知其距實際甚遠，係“瞻徇黨類”,但因證據不足，又涉及滿洲大員太多，不便一概處理，所以也無法重處蔡毓榮。結果是“蔡毓榮從寬免即處斬，籍沒家產，著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並分家子發往黑龍江”。刑部官員因“不秉公研訊，律擬失當，顯係徇庇”,分別受到處罰。

在清理重大侵欺逆產案件的同時，康熙皇帝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派人清察各省錢糧，著手解決和防止督撫侵欺挪用庫存銀兩，以完作欠，蒙混銷算諸弊。查出廣西巡撫施天裔，將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二十一年(1682)存儲倉庫銀米，捏稱民欠具題，照蒙隱例革職。但查核錢糧效果不甚顯著，為此，康熙皇帝重申其意義和決心：“財富出於間閻，凡查核錢糧，必徹底澄清，不致以完作欠，額外科派，方於小民實有利益”。

康熙皇帝於三十六年(1697)殲滅噶爾丹叛亂之後，察吏安民重點在於反對橫征科派，激變百姓。官吏貪汙，必然以各種名目增加人民負擔。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時，曾兩次西巡，遠抵寧夏，周覽山陝沿邊形勢，谘詢民間疾苦。他發現“所在兵民築土屋以為居，耕沙磧以為業，生聚之計甚屬艱難”;而官員則十分庸劣，“文則加征無藝，武則侵扣月餉，勢不至於厲兵剝民不止”。山陝百姓“交納錢糧，其火耗有加至二三錢不等者”。康熙為之震驚，質問官員：“至於山西，特一小省，聞科派竟至百萬，民何以堪?"因此，早在康熙三十五年年底，趁山西巡撫溫保丁憂解職之機，將內閣學士倭倫升補，並傳諭“毋效溫保所為，著即赴任”;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又以年齡衰老，不能勝任為由，將陝西巡撫黨愛、按察使納壘解任。

康熙三十六年，山西蒲州府發生民變，百姓被迫逃入山中，康熙皇帝急派人前往招撫。與此同時，於五月十二日將山西百姓極為痛恨的原巡撫溫保及布政使甘度革職，嚴拿至京，交與刑部議處。同月二十二日，康熙皇帝在諭令大學土等時說：“今噶爾丹已平，天下無事，惟以察吏安民為要務。然官吏之賢否，民生之休戚所關。……朕恨貪汙之吏，更過於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至七月二十三日，又以皇帝至寧夏時，“不赴行在朝覲”為由，將甘肅巡撫郭洪革職交刑部，“問擬枷責，命發黑龍江當差”。這樣，康熙皇帝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便將山西、陝西、甘肅三地巡撫及部分布政使、按察使予以撤換，以懲戒私派，安定民生。尤其是，此三地督撫藩臬全由滿人充當，康熙皇帝如此大批處置滿洲高級官員，表明他察吏安民的堅定決心。

繼蒲州民變之後，康熙三十六(1697)、三十七年(1698)兩年之間，全國各地發生民變多起。這些小規模的民變使康熙皇帝感到不安，進一步推動了他以反對私派為中心的察吏活動，不僅私派激變者要受到嚴懲，而且一旦發現地方官吏有問題，不待激變，即予撤換。山東饑謹，百姓乞食，巡撫李煒竟不奏聞，康熙以“不知撫恤百姓”罪，將其革職；直隸巡撫沈朝聘以老病令其休致，命原任河道總督於成龍“以總督管直隸巡撫事”;雲貴總督王繼文來京陛見，因未陳奏屬官賢否及小民疾苦，令其休致；山西新任巡撫倭倫，包庇屬下知府虧空庫銀倉米，降三級調用，布政使齊世武亦因事降一級調用。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征收錢糧每兩加派銀一錢二分，除送四川巡撫能泰等銀二萬零二百兩外，共入己銀二萬七千餘兩，按律應擬絞刑，以病故勿議，能泰被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趙風詔，巧立稅規，勒索銀兩，私吞銀十七萬四千餘兩，被擬斬立決。由此可見，康熙由重視民生、民變，而對官吏要求甚為嚴格，不僅嚴懲私派勒索小民者，即不關心民間疾苦者也受到相應的處罰。康熙皇帝從嚴整飭吏治並不過分。

他在巡視中看到官、民生活富貧兩極相差懸殊越來越大。前文說過，康熙在位期間曾多次大量蠲免錢糧、賑濟災荒，民生應當有所改善。但實際上小民很少得其實惠。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至五月，康熙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時，發現浙江百姓“生計大不如前”。在他看來，舊欠已盡行豁免，災荒已普遍賑濟，百姓應比過去豐足。為何反不如從前呢?經調查研究得知“皆因府、州，縣官私派侵取，饋送上司”;或上司“因事借端索取更甚者。至微小易結案件，牽連多人，遲延索詐者甚多。此等情弊督撫無有不知，乃不厘剔察參，反將行賄官員薦舉，廉正官員糾劾，以致民生失所”。回京次日，康熙皇帝向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針對上述情況，征求解決辦法，他語重心長地說：“若各省督撫俱體朕愛民至意，實力奉行，自然吏治澄清，萬民樂業。科道不畏人，不徇情，能將不肖官員察訪糾參，則有司亦知忌憚。今作何永革橫派，嚴禁賄賂以察吏安民，爾等會同確議具奏”。大學士等遵旨會議，並經康熙皇帝批準，發布諭旨：督撫必須“洗心滌慮，正已率屬；凡有貪汙害民官員，不時查參；地方應革積弊，盡行革除。如該督撫仍照前因循，專恃虛文塞責，徇庇屬員，或被科道糾參，或被受害人首告，將該督撫等一並從重治罪”。此類諭旨，以後不止一次發布。如此看來，康熙皇帝確認民變的根源在官，而不在民。

紅旗人，清開國功臣何和禮四世孫。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至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山西巡撫任內，即因貪婪無厭，加派私征、虐吏害民屢遭禦史劾奏。康熙皇帝因其矢口否認，未加深究，錯誤地作被誣告處理，將禦史等分別革職降調，並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七月提升噶禮為兩江總督。噶禮更肆無忌憚，上任數月，即將江蘇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一律劾罷，並與新任巡撫清官張伯行發生矛盾。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張伯行疏參噶禮，告他在康熙五十年(1711)科場案中，以銀五十萬兩，徇私賄賣舉人，不肯審明實情；“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疵”。噶禮反而參劾張伯行七項罪行，並否認得銀五十萬兩之事。

康熙皇帝先後指令尚書張鵬翮、總漕赫壽、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嚴審，但他們偏袒噶禮，問題無法澄清，康熙皇帝對此十分不滿。他看到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貪汙案件，而且涉及滿漢關係，必須明確表態，因而坦率地對九卿等說：“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睃削一半矣。即如陳鵬年(蘇州知府)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將其虎丘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幹礙。又曾參中軍副將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若令噶禮與之比武，定不能及。朕於是時已心疑噶禮矣。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為噶禮所製，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無所疑懼，則海宇長享升平之福矣。”然而九卿等再議時，仍不肯單獨處罰噶禮，隻說“噶禮、張伯行並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訐參，玷大臣職，均應革任”。於是，康熙皇帝不得不親自審理此案，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一月十二日決定“命張伯行仍留原任，噶禮依議革職”。後因噶禮欲毒其母，經審實，令自盡，妻亦從死，養子“幹泰發黑龍江，家產入官”。

獎廉與懲貪、扶正與抑邪相輔相成。在社會風氣敗壞的清王朝，賢能清廉之官，往往由於貪劣之輩的嫉妒、戒備與恐懼而備受壓抑、打擊乃至陷害。清官與貪官勢不兩立，一旦得到支持，便揭露其周圍及其屬下的貪劣行為，並在其職權範圍內進行懲處。貪官得勢又必然欺壓並千方百計地除掉清廉正直的官員。懲貪，尤其懲治大貪大奸，清官才能成長並施展其才智。在康熙獎廉懲貪中，此類事例帶有普遍性。蔡毓榮和趙良棟之間關係的變化即是一例。

平定吳三桂叛亂時，湖廣總督蔡毓榮受命為綏遠將軍，總統綠營官兵進入雲南，接受攻取吳三桂老巢昆明任務後，按兵不動，徒延宕時日。後趙良棟承受此任務，僅用三天時間，便破南壩，奪玉皇閣，取新橋等地，敵人震驚，發生內亂，最後投降。昆明既克，蔡毓榮等人進城，奪取子女玉帛。趙良棟則戒令屬下秋毫不犯。蔡毓榮以侵吞吳三桂應入官財物向貝子、大臣行賄，投機鑽營，巧奪他人軍功，戰後敘功，其官兵功加十三等。而趙良棟正直不阿，平日對明珠及其侄將軍吳丹已有得罪，常受欺壓。此次敘功，竟以他此前未能援救建昌為由，對其官兵不予議敘。當然了，趙良棟不援救建昌有一定過錯，但不足以抵銷戰功。蔡毓榮的罪行徹底敗露後，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康熙皇帝為趙良棟正名，著複其勇略將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使、總督原銜。

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時，還曾親自召見並求教於趙良棟。趙良棟去世後，康熙皇帝仍經常稱道他的節操。

康熙皇帝察吏安民，費盡苦心，取得的效果，對其一生統治事業有重要意義。親政初期整飭吏治，消除了輔政大臣的影響，重建以皇帝為中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體係，不僅贏得了八年平叛戰爭的勝利，而且鞏固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國統一，穩定了清王朝的統治秩序。他堅持長期不懈地整飭吏治活動，掌握情況相對及時，明辨是非功過，實行獎懲，以正抑邪，使官吏受到約束和引導，防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同時，他革除一些惡吏，提拔清官，官吏隊伍多少有所改善。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不斷增長。使大量賑濟、蠲免得以實施。由於以民生好壞作為考察官吏優劣的標準，隨著察吏工作的進展，一定時期內某些地區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