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聞言事

康熙執政期間，考察官吏的專門機構和專門隊伍是六科給事中和各道監察禦史，簡稱科、道官。清以前禦史曾屬禦史台，給事中曾屬門下省，所以也簡稱台省或台諫。二者都是皇帝的耳目，品級不高，職權頗重，由皇帝親自選拔。給事中掌規諫封駁，主要是對上；禦史專主糾劾百官，主要是對下。康熙年間，科、道官規諫和封駁之權越來越小；而糾劾官吏、察治奸邪的任務日益加重，如經常巡鹽、巡倉、巡視京師五城等。不過，與雍正年間六科給事中完全歸屬都察院不同，康熙年間仍沿用明製，禦史和給事中分屬於都察院和六科衙門，六科給事中至少在名義上仍保留規諫皇帝和封駁製敕之權。正如康熙皇帝所說，“上之則匡過陳善，下之則激濁揚清”。康熙皇帝對科道官采取既利用又限製的態度。他利用他們糾劾百官，稽考庶政；限製他們結黨營私，以防侵犯皇權。

限製科、道官的主要辦法是禁止風聞言事。清朝沿襲明製，原有風聞言事之例；世祖順治時予以禁止，康熙執政期間繼承了順治時的做法。所謂風聞言事，即將未經證實的情況或傳言上奏給皇帝，作為考察官吏的參考。風聞言事利弊應具體分析，若言官借機誣陷或毫不負責地以虛情上奏，顛倒是非，隻能製造混亂，與考察官吏無益，理應禁止，甚至予以處罰也是必要的。但對位高權重者的問題，一般人很難掌握全貌和內幕，即使所言完全屬實，言官為保護揭發者不受報複，也推說“風聞”,以拒絕提供資料來源。況且，科、道官的“風聞”,追與不追，信與不信，取決於皇帝。從這個意義上講，風聞言事，對於察吏，尤其是考察權貴們的劣行是可取的一種措施；對於那些貪官汙吏等邪惡勢力，也是一種威懾力量。

康熙皇帝之所以限製科、道官的權力和禁止風聞言事，其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對明末科、道官員參與黨爭而危害朝政的教訓甚為重視。認為以風聞言事，伐異黨同，假公濟私的不肖之徒用以幹擾政事，且所言多舉細事，無益於檢舉大奸大貪。其二，康熙親政前期，立足於安定，政務寬平。因為粉碎鼇拜集團，財政經濟尚較困難，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皇帝自身經驗不足，一切以安穩為宜。如康熙皇帝所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基於這一指導思想，認為風聞是多餘的幹擾。

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京畿發生大地震後，康熙皇帝及漢大臣認為這是上天示警，是權臣為亂的結果，因此，漢大臣主張恢複風聞言事，為此，康熙皇帝親自組織一場同主張允許風聞言事的代表人物、吏科給事中姚締虞的辯論。姚締虞認為，自禁止風聞言事以來，“言官氣靡，中外無顧忌”,主張“嗣後如有矢誌忠誠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謬，亦賜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者，縱彈劾得實，亦難免於徇私之罪。如此，則言官有所顧忌而不敢妄言，中外諸臣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為”。其見解雖不無道理，但康熙皇帝一心禁止風聞言事，不但不予采納，反而在辯論中公然指責科、道官“直言說論者不過幾人，徇私好名者不可勝數”。各部尚書、侍郎及部分科、道官根據皇帝意圖，紛紛反對風聞言事。姚締虞等開風聞言事禁條的努力又一次失敗。

然而，事實證明康熙皇帝禁止風聞政策是失敗的。由於言官不放開口，皇帝視聽範圍受限製，而幕後大奸大貪之人很難暴露。康熙二十五年(1686)冬，審擬湖廣總督蔡毓榮利用攻陷昆明之機侵吞吳三桂逆產，並向部院大臣行賄一案時康熙從中看出背後有更大的貪官。如欲察明底細，不允風聞言事，是很難做到的。所以，他決定以“廣開言路，為圖治第一要務”,重開風聞言事之例。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在乾清門處理政事完畢，向大學士等宣布，重新恢複“風聞糾彈之例”。他說：

凡參劾貪官，其受賄作弊處，因身未目睹，無所對據，恐言事不實，不行參劾者甚多。今間有彈章，亦止據風聞參劾耳。苟非通同受賄，何以深知?天下豈有通同受賄，而尚肯題參者乎?自來原有風聞之例，世祖皇帝時及輔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貪官似有畏懼。若有挾仇參劾者，必須審明，果係挾仇，自有反坐之例。

風聞糾彈之例一經實行，立即奏效。山西道禦史陳紫芝聞風而起，於同年十二月參奏上任剛滿一年的湖廣巡撫張菜貪汙搜刮行為，並提出保舉之人是否受賄問題。此案涉及大學士明珠，舉朝為之震動。康熙皇帝支持陳紫芝的參劾，降旨將張菜革職，並破格提拔陳紫芝為四品大理寺少卿。在審理張菜貪汙案的同時，科、道官又提出河務問題，也牽涉明珠。由此導出明珠一係列罪狀。禦史郭琇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上奏，糾劾大學士明珠、餘國柱背公結黨，納賄營私。郭琇彈章一上，在朝中極有威信的大學士明珠的各種貪賄、專權之事暴露無遺。康熙皇帝隨即宣布對有關人員的處分：革勒德洪、明珠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革大學士餘國柱職；令大學士李之芳休致回籍。當時內閣共五名大學士，除王熙外全部撤換。另外，滿吏部尚書科爾坤以原品解任，滿戶部尚書佛倫及漢工部尚書熊一瀟亦解任。康熙皇帝告誡說：“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沽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寬大矜全，鹹與維新之至意。”

明珠等人之案完結，張菜貪汙案得以從寬處理。經詳審，張菜因勒索屬員及派收鹽商銀共九萬餘兩，罪行嚴重，擬絞監候；保舉張菜升任巡撫的相關人員全被革職；湖廣總督徐國相，以不行參奏，亦予革職。

長期禁止風聞言事造成的影響一時不能清除，盡管禁令已除，言官亦不敢暢所欲言，進言者寥寥無幾。為了廣開言路，康熙皇帝一再放寬對科道官的限製，創造便利條件：允許科、道官隨時赴暢春園麵奏。所言不限事之大小，“若必大事始言，則言官難分事之大小，言有不當亦不坐罪”,對包括皇帝在內的一切人的過失均可進言。同時嚴禁被參之人報複。廣東巡撫彭鵬，因受禦史糾劾，在遵旨回奏時，進行報複。對此，康熙皇帝對彭鵬嚴厲斥責。

康熙三十六年以後，地方督撫擅自加派，引起人民反抗，康熙皇帝為及時察吏安民，求言之心更加迫切。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頒禦製《台省箴》,要求言官“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胗域宜捐”“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振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同年十月，康熙皇帝重申“開風聞言事之例”。他對大學士等人說：

臣下之賢否，朕處深宮，何由得知?緣朕不時巡行，凡經曆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朕欲開風聞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參，即行察核督撫，賢者留之，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跡，循良競勸，於民大有裨益。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

實行這些措施之後，科、道官的作用逐漸得以充分發揮。

允許風聞言事，有利於集思廣議，開闊視聽，是毋庸置疑的。但當時，這一製度不可能得到充分而正確的運用。康熙皇帝在用人問題上，不許言官參與半點意見，以為黜陟大權，不容旁落，皇帝雖有“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的諾言，並基本實行，但有時言官也因所奏“無憑據”而受處罰。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禦史袁橋因“以無憑據之事”疏參山西巡撫噶禮，被革職；禦史蔡珍以“無憑據”參山西學臣受托題留噶禮被降一級，罰俸一年。此後數年，噶禮在任兩江總督中繼續為非作歹，“不但無一人劾奏，反有從而譽之者”。康熙皇帝則反過來又批評言官，“噶禮居官如此不善”,為何不奏。言官實際上在選擇時機、體察康熙皇帝意圖，並非不知，而是相機行事。這是康熙皇帝前次按個人好惡主觀行事，錯誤處分袁、蔡兩禦史造成的惡果。

當然，噶禮個人的情況比較複雜，他為官很能幹，他的母親又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噶禮在康熙後期又是太子的寵信，因此康熙皇帝的處理辦法多少照顧了太子的顏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