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察官吏

康熙皇帝考察官吏的主要途徑是：職能部門考察、親察、密奏。其中，尤其注重親察。

職能部門考察官吏，沿用明代方法：京察、大計和軍政等。京察，即考察京官，六年一次；大計為考察外官，三年一次；軍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屆時，由在京三品衙門堂官以上，地方督撫及提督、總兵自陳功過，吏部、都察院開列事實具奏候旨。其下屬官員，分別由京堂、督撫、提督填注考語，造冊開送吏部、都察院。上述被考察官員，凡清廉自守者薦舉卓異，貪酷不謹者予以論劾，然後分別按例升賞、降革。

康熙皇帝利用舊製，但是並不墨守成規，他根據實際情況，有新的改進。鑒於原製度實施已久，有些流於形式，督撫和提鎮對大計和軍政不認真負責，“每將微員細事填注塞責，至真正貪酷官員有害地方者，反多瞻徇庇護，不行糾參，以致吏治不清，民生莫遂”;“貪酷庸劣之輩，無所戒懲，而守法奉公宣勞盡職者，遏抑不彰，無所激勸”,故於大計、軍政之外，另實行“兩年舉劾”之製。這種製度是由軍政長官舉劾屬下功過，分別獎懲。因京察間隔時間較長，康熙皇帝傳諭各該衙門堂官，對屬下隨時甄別、指參，以示勸懲。同時，康熙還提出建立注冊考核製度，規定部院官員，因病因事不上衙門者，均需注冊，“以憑分別勤惰”。通過注冊，康熙皇帝掌握了官員出勤情況，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翰林等官告假者達三分之二。據此，他決定，“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教習進士，並科道官員，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解職回家。

親察，是康熙皇帝經常采取的方式。主要是通過親自接觸官員，進行考察。其辦法很多。總督、巡撫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離京赴任前，向皇帝告別，稱陛辭。陛辭時，康熙皇帝有針對性地同他們研討問題，提出要求，做初步考察。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二十六日，山東巡撫施維翰陛辭，康熙皇帝同他討論了該地防止兵丁變亂一事。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三日，漕運總督徐旭齡陛辭，康熙皇帝同他研究了禁陋規、節冗費、整理官吏隊伍問題。康熙皇帝知道徐旭齡任山東巡撫居官清慎，鑒於以前幾任漕督俱不稱職，故將他升任此職，對他說“源潔則流清。爾為大吏，務正己率屬，官吏自不為奸”。徐旭齡感激康熙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一套禁陋規、節冗費的計劃回奏：“凡官吏營私莫如錢糧火耗，臣在山東曾行嚴禁。今者漕運陋規，巧立名色，積習相因，不可枚舉。即如漕運過淮，例應盤驗，乃經管官吏專事需索，以致旗丁窮困，盜賣漕糧，虧損國課。臣到任後，務徹底清厘，以蘇軍民之困。至額設標兵六千，臣衙門非有防守之責，似應量裁，以節冗費。前任漕督原係滿官，故一應本章皆用筆帖式翻譯。臣是漢人，奏疏止用漢字，所設筆帖式亦應裁撤。官省則弊亦省，似於地方有益。”對此，康熙皇帝表示讚賞，說“此等應行事宜，爾到任後即具本來奏，朕自允行”。

康熙皇帝還同即將赴任的廣東提督許貞研究緝捕廣東盜賊問題。許貞原為鄭成功部將，降清後授左都督，駐贛縣墾荒，耿精忠叛亂，他起兵剿賊，屢立戰功，授為總兵，後晉提督，以驍勇善戰著稱。康熙對他說：“爾在江西著有戰功，朕嘉爾勞，故簡任提督。近聞廣東盜賊未靖，爾宜加意緝捕，以安民生。”許貞回奏：“廣東地方多有溪水，盜賊出沒其中，最難捕治。臣今設法打造小船，或三裏或五裏安設水路塘兵，晝夜巡哨，庶盜賊可息。”康熙皇帝聞奏，很是滿意。

通過陛辭時的初步考察，不僅皇帝對新任官員上任前的思想動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官員對新任職務的首要問題亦有一個思想準備。做這種親察的前提是康熙對地方情況心中有數，因而提出的要求不限於一般性、抽象的說教，而是中肯的、關鍵性的、具體的。地方官赴任後，仍有不定時奉召陛見，“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計，麵加諮詢，具有深意”。委任州縣官員、地方武職人員，赴任前，康熙皇帝亦令引見，“親驗補授”,發現庸劣之員立即罷斥。此外，引見的官員甚多，諸如坐名題補武職人員、被參官員、保舉人員、卓異、行取人員、世職官員、薦舉官員、升補官員等，俱令引見。當然，康熙皇帝很重視接見效果，一旦發現效果不佳，則立即停止。如各省的布政使及按察使，原來沿襲明朝舊製，大計之際來京朝覲，以閭閻之利病上陳。後來發現，朝覲之期，官員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相交際。察吏本為安民，如此科派，必然擾民，非皇帝本意。還由於布政使、按察使專理錢穀、刑名，離任朝覲多有不便，且條奏不過細事塞責，並無民生利弊大事。因此，康熙皇帝於康熙二十五(1686)三月決定“各省藩、臬及各府佐貳官員入覲之例，通行禁止”。

康熙皇帝在親閱各省大員所上的奏疏時，也從中考察官員。原任偏沅巡撫韓世琦，奉命采辦楠木，借口四川酉陽土產楠木合式，請令蜀省督撫辦理；及其改任四川巡撫，又奏稱酉陽楠木數目丈尺，因路遠不便察看，請行文湖廣督撫就近察看。康熙皇帝從中看出他“前後題疏，參差不合”,故令吏部嚴加議處，將其革職。陝西災荒，原任甘肅巡撫布喀，擅停寧夏等處濟運陝西之糧，而將西安所屬長武等州縣之糧私行挽運；運糧遲延之責，皆委過於西安所屬官員。及其調補陝西巡撫，又請令甘肅巡撫將寧夏之糧挽運，遲慢之罪又推委他人。康熙皇帝見此人隻圖個人功名利祿，不顧軍民乏食，貽誤軍機，品德惡劣，特旨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康熙皇帝親閱刑部秋審重囚檔案，發現九卿閱視檔案不認真，“閱視數月，其字句錯誤處並未看出一二”;刑部刊此檔案“先不詳審，殊屬不合”。此類文書，關係人命，康熙皇帝認為一字一句的錯誤均不能容忍，故令都察院“嚴加議處”。此外，凡專務逢迎、以謬言相奏、冗長浮泛之類的奏章，康熙皇帝都一一指出，有的甚至給以處分。

康熙皇帝出巡時，均作察吏之舉。他執政期間曾六次南巡，多次東巡盛京、吉林，西巡寧夏、山陝，北巡塞外蒙古，還經常巡視京畿周圍等。每次出巡，各有視河、謁陵、狩獵、避暑等具體目的，但以周覽民情、察訪吏治為經常性任務。康熙八年(1669)二月，康熙巡行近畿，發現通州知州歐陽世逢、州同李正傑，庸劣無才，副將唐文耀不嫻武事，俱令革職，並追究直隸督撫不早行參奏之責。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駐江蘇宿遷，發現漕運總督邵甘問題嚴重，將其撤職，令隨旗行走。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第二次南巡，返京第二天，據所掌握的情況，任免一批高級官吏。如令漕運總督馬世濟，以疾原品休致，由兵部右侍郎董訥補之。原河道總督靳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因此複其原品。以杭州副都統朱山庸劣解任，等等。康熙皇帝還以親察發現的問題教育官吏。康熙出巡時親察的特點是察吏與察訪民情、聽取民間反映相結合。康熙曾深有體會地說“凡居官賢否，惟輿論不爽。果其賢也，問之於民，民自極口頌之；如其不賢，問之於民，民必含糊應之。官之賢否，於此立辨矣”,這是他多年考察官吏的經驗總結。

康熙皇帝晚年比較注意了解和考察部院司官。這些司官官職雖低，但潛力較大，日後可以委以重任。康熙皇帝放眼未來，對他們寄予厚望，有意多加了解和培養。對滿洲司官，令其輪班佩刀，在侍衛處行走，“如此賢否始見”。清朝舊例，滿洲官員不分文武，出征時均在誇藍大(營長)、章京(負責人)等處行走。康熙皇帝令滿司官佩刀，有參照舊例之意。部院漢司官等，“應照現今翰林官分班行走例，令伊等分班引見”。後來具體規定為“漢官每遇奏事，派六員引見”。對輪班引見的部院司官，“出題考試”。據說“完篇者居多。即不能詩文之人，所書出身履曆亦甚明順”。康熙皇帝通過這些辦法，普遍了解了部院司官。

除親察外，康熙皇帝對親信密奏比較重視。尤其後期，階級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各級官吏很少據實上奏，康熙皇帝為了掌握真實情況，把密折視為特別耳目，謂“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關係，此即明目達聰之意也。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聯無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親批”。他還認為允許密奏有約束官吏之意，“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驚懼修省矣”。

密折來源不一。有差遣到各地辦事官員回朝複命時，受皇帝之命，將所見所聞密報；有的欽差可專折密奏；因派出欽差等人有在外地為非做歹者，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給督撫密奏並擒拿歹徒之權；大臣、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皆許密奏。密奏曾收到一定效果，皇帝增加一個掌握眾官員情況的渠道；有些通過其他途徑難以查清的問題，經密奏得以明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奉差福建、廣東開海的內閣學士席柱複命時，康熙皇帝向他詢問了廣東督撫、原任江南總督、河道總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況。當時有一侍衛至鐵索橋掛匾，“彼地督撫，饋銀六千餘兩”一事，康熙是從回奏中得知的。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科場案被公開揭發後，發生督撫互訐事件。江蘇巡撫張伯行疏參兩江總督噶禮與考官通同作弊，攬賣舉人，脅索銀兩。噶禮疏劾張伯行挾嫌誣陷，監斃人命等七大罪狀，加之審理之人偏袒噶禮，問題呈現複雜狀態。康熙皇帝令江蘇織造李煦調查、密奏審案實情、江南群眾反映、噶禮與張伯行動態等。這對於他力排眾議，果斷處理此案極為有利。江南三江口及山東地方，鹽賊橫行，以致官鹽雍塞，商旅受害。該地督撫提督總兵官內“並無一人據實奏聞”,而織造“曹寅、李煦有密折啟奏”,康熙皇帝聞奏，欽派禁旅，清除鹽賊。

但密奏並不絕對可靠，隱惡揚善者有之；誣陷他人者有之；借密奏巧取功名者亦有之。有人“以為吾曾陳奏，遂刊刻傳播。或有未經陳奏，即行刊刻者”。康熙皇帝說“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為所欺”,關鍵是對其認真鑒別和正確掌握。這是康熙皇帝通過多年從政實踐中積累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