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整飭吏治，獎廉懲貪 端本澄源

自古吏治，向來是國家盛衰治亂的關鍵。吏治優劣直接關係民心向背和王朝統治安危。康熙皇帝想做一番鞏固清王朝統治的事業，就不能不特別重視吏治。

康熙皇帝在吏治方麵一貫的指導思想是“端本澄源”“源清流潔”。他認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社弊。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為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鑒於這一認識，他把察吏安民重點放在考查高級官吏上。其中主要是總督、巡撫及在京三品以上堂官。

康熙皇帝的這一指導思想是符合當時實際的。總督、巡撫係明中葉以後開始出現的地方高級官員。清承明製，督撫成了地方固定的最高官員。明代中原地區建製為兩京(南、北直隸)、十三省。清初改南直隸為江南，又分江南為江蘇、安徽，分湖廣為湖北、湖南，分陝西置甘肅，初步形成十八省。每省設一巡撫，一、二省設一總督。總督為正二品，加尚書銜者為從一品，“掌綜治軍民，統轄文武，考核官吏，修飭封疆”,權力極大。巡撫為從二品，加侍郎銜者為正二品，權力僅次於總督，“掌宣布德意，撫安齊民，修明政刑，興革利弊”。督撫接受皇帝委托，全麵負責一切地方事務，並有單獨向皇帝奏事之權，其地位不容忽視。而且督撫在地方，遠離朝廷，直接對府州縣發號施令。京官手握官員任免權與錢糧奏銷權，權勢很重，故督撫往往攀結京官。因此，高級官吏的優劣，與王朝安危關係重大。

高級官吏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的確令康熙皇帝擔心。康熙六年(1667)六月，即康熙皇帝親政前一個月，因下詔求言。內弘文院侍讀熊賜履遵旨條奏，認為民間之疾苦，皆因督撫貪酷所致，建議大加甄別。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人民的疾苦由於守令不賢，守令貪廉又緣於督撫。不僅是上行下效，而且貪酷的督撫，常常唆使或迫使守令等下屬官吏貪汙、勒索、壓榨小民。問題還不止於督撫，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京官無法直接向人民搜刮，但可借助手中的官吏任免權與錢糧奏銷權，向外官勒索賄賂。外官攀結京官，唯恐求之不得，借口“令節生辰”,以搜刮的民脂民膏向京官敬送厚禮，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康熙皇帝對上述有損吏治的不良風氣極為重視，清醒地認識到“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

康熙皇帝親政後，事實促使他必須重視對高級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對外官與京官勾結行賄納賄之事，進行教育、警告，提出禁止。但“未見悛改”“在外文武官吏，尚有因循陋習，借名令節生辰，剝削兵民，饋送督撫提鎮司道等官。督撫提鎮司道等官複苛索屬員，饋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員亦交相饋遺”。

康熙皇帝認為，“兵民日漸困乏，職此之由”。所以應嚴加製止，於是諭令吏、兵二部：“今後有仍蹈前轍者，事發之日，授受之人一並從重治罪，必不姑貸。”但十年之後，問題仍未解決。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京師發生強烈地震，康熙皇帝命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撫等官，直言政治得失，並親自修省，總結各方麵存在的問題，其中第一條即指出“民生困苦已極，大臣長吏之家日益富饒。民間情形雖未昭著，近因家無衣食，將子女人京賤鬻者不可勝數”。其原因在於“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轉而饋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間易盡之脂膏，盡歸貪吏私囊”。為割斷督撫與部院大臣的非法聯係，特規定：“凡督撫司道官員與在京大臣各官，彼此謁見、饋送，因事營求，以及派家人問候、來往者，將行賄者及受賄者俱革職；官員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級，但將經手此事兩家家人俱正法。”如此嚴禁之後，情況有所好轉。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貪官汙吏們以更隱蔽更巧妙的手段重新作惡。如各省地丁稅課各項錢糧，在本地支銷兵餉、驛站、俸工、漕項等件，每年共約用銀二千餘萬兩。由皇帝將督撫奏請報銷的題本交戶部審核，辦理報銷。但履行報銷手續時，戶部往往借端挑剔，往返多次，難以通過。督撫隻好向戶部行賄，當時被稱為“內外使費”,之後，即使報銷有弊，也能順利地“以谘文完結”。外省向中央解送錢糧時，若不足量，戶部有權令其補解，稱為掛平。戶部大員利用職權，不分青紅皂白，硬以不足量為借口，強令補解，其數每年大約占解送錢糧總數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官事先與庫上講明，每十萬兩使費四千兩，便可免去掛平。此項，戶部每年可非法收入三萬、十萬兩，結夥貪贓。漕運總督以每石麥一兩一錢題銷漕船月糧錢，戶部審核認為應戶六錢五分，冒銷近一倍。皇帝批複漕運總督，令其“將給過銀兩嚴追交報”。但漕督賄賂戶部大員後，仍能以一兩一錢“暗銷”,漕督、戶部大吏互相勾結侵吞國有財產。以上幾例，均係辦理公事過程中，以公事“公辦”麵目出現，暗中勾結，行賄受賄，貪汙錢糧。它比官員個人交往中授受要高明得多，危害也更大。

經濟上結夥貪汙，政治上很難秉公從事。九卿會推官員，亦不能至公至正，或草率苟且，或立議爭勝，極力推薦自己意中人、親朋、同鄉、門生。官員間往往結成黨援，互相包庇，徇私舞弊。康熙皇帝對督撫與部院堂官營求結納，分立門戶，處理政事不講原則的弊端深惡痛絕。山西巡撫穆爾賽，貪酷已極，穢跡顯著。當康熙皇帝向大學士、九卿等問其居官善否時，滿大學士勒德洪等竟不據實陳奏，企圖包庇。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將勒德洪等各降二級，將滿九卿科爾坤等各降三級，將穆爾賽擬以絞監候，秋後處決。康熙皇帝發現，“河工諸臣，一有衝決，但思獲利，遲至數年，徒費錢糧，河上毫無裨益”,他認為根子在工部。他親自主持，經數年清查，終於查實工部自尚書、侍郎以至分司官員，是一個大貪汙集團。於是分別予以懲處。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時，途經濟南，出觀趵突泉，書匾額“源清流潔”四字。此時，他的這一吏治指導思想完全成熟。

康熙皇帝將源清流潔思想用在吏治上，具有普遍意義。任何朝代，嚴格約束和考察高級官吏都是吏治第一要務。因為，他們身居要職，廉貪賢劣事關重大，首先，直接影響下級官吏。或者帶出一批清廉賢能者；或養成一群庸劣無才、貪贓枉法之徒。其次，也關係甚至左右重大朝政，包括財政、人事、決策、立法等能否按正確軌道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說，康熙皇帝重點考察高級官吏的思想和某些措施，很值得後世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