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商業

在康熙皇帝看來，在中國傳統社會裏，商業自始就不可或缺，四民的分工是社會的需要，他說：“凡人處世，有政者政事為務，有家計者家計為務，有經營者經營為務，有農業者農業為務，而讀書者以讀書為務”。四民各安其業，社會才能正常運轉。

康熙皇帝從發展社會生產力著眼，對工商業采取了扶持的政策。清初戰事較多，所以政府多向工商業者攤派稅項，商民不但“有輸納之苦，有關津之征苦，有口岸之苦”,而且，因有溢額加級的定例，所以，關津稅吏對過往商旅“恣行苛虐”,收了應征，還要溢額。商民“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康熙皇帝親政不久，三藩亂起，關津之征仍沿舊例。平息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認識到這種做法是“重困商民”,有害於國家，必須堅決改變。他說：“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須易轍改弦。所有現行例收稅溢額，即升加級記錄，應行停止”。

康熙認為隻有農業和商業同時發展，才能達到至隆的局麵。即“農務業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至隆之上理也”。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於南巡時曾說“朕比歲以來，躬臨河幹，谘詢經畫者屢矣。每抵一處，未嚐不懷保編氓，施惠工商。故兩淮鹽課永減，額征停輸贏羨。又聞往來迎送費用私派者甚巨，特頒嚴旨，盡為禁止。從此，商民得以安席，漸皆獲所，則朕之巡幸者，少有益乎”。他一方麵永遠削減兩淮鹽課，取消關征超額優敘的定例，鏟除工商業發展的攔路虎；另一方麵頒發嚴旨，禁止關卡勒索過往商人，確可惠工商業者。

除此之外，康熙皇帝還不時地為商民著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看到，在雲南采買銅斤的商人所得到利潤較少，便覺得這“恐累商人”。又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諭領侍衛內大臣說“天氣甚熱，貿易人等多夜行者，伊等但知為利，不顧其身，朕甚念之。嗣後有緊要事方許夜行。朕視商民，皆如赤子。無論事之巨細，俱當代為熟籌也”。他強調指出：“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近來各關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辦銅價值浮多，四季解冊需費，將商人親填部冊，改換塗飾。既已充肥私橐，更圖溢額議敘，重困商民，無稗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必須易轍改弦，所有見行例收稅溢額即升加級記錄，應行停止。其采辦銅斤，定價既已不敷，作何酌議增加，其四季達部冊籍，應俟差滿，一次匯報，嗣後務令各差潔己奉公，實心厘剔，以副朕體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濫征侵隱，藐玩不悛，作何加等治罪。至銅價既議加給，稅額應否量增，俱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丙辰日，吏部等衙門議複福建浙江總督範時崇條奏沿海捕魚船隻隻許用雙桅，不準超省行走。康熙皇帝閱後認為：“範時崇條奏之事，與地方民生無益，福建大洋內無賊盜，內地沿海一帶俱係小賊，文武各官果實心盡力，撫綏緝獲，自然無事。今若照所題，將捕魚船戶並入水師營分轄，則啟武弁兵丁克削之弊矣，且賊盜竊發，何地無之，若要將賊盜盡除，亦斷不能，凡事隻應視有益於民者行之，不當迫之以法。此條奏不可行，原本發還”。

康熙皇帝致力於為商業創造良好的環境。首先公布關稅征收則例，允許商人控告例外勒索者。這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了稅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現象的發生。他規定在“直隸各省設立關稅之處，應多刊木榜”,明白書刻稅收則例，“昭示商民，照額征收，如有不肖官吏，於定額之外，私行濫征者，令該督撫不時查察，據實題參，依律治罪”。同時，“許該商人前來控告”例外勒索者，亦刊於木榜之內。公開商業稅收則例，雖不能完全禁絕稅蠹，卻也會有一定的作用，它為商人納稅提供了規則。

康熙皇帝反對為官而徑商，或壟斷市場等行為。康熙六年(1667)閏四月，左都禦史王熙遵旨條奏：“閩廣江西湖廣等省各官近或自置貨物售於屬下，或巨舸連檣，裝載他方市易，行同商賈，不顧官箴。甚者指稱藩下挾勢橫行，假借營兵放債取利。請敕部詳議嗣後閩廣等省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如有侍勢貿易與人爭利者，作何議處治罪，並嚴指稱假借之禁，庶小民得以安生，官方因之整肅。”康熙皇帝對此予以支持。

本來牙行是為管理物價的官方機構，後來卻日益變成勒索商民的工具，康熙認為應該正本清源，還牙行以本來麵目，他說：“貿易貨物，設立牙行，例給官帖，使平準物價。乃地方棍徒，於瓜果菜蔬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啃商民。……查稅課定例，除應立牙行者照舊設立外，其餘一切私設牙行盡數除革”。

康熙皇帝堅決反對收稅溢額，對稅收缺額者也能根據實際情況酌情處理，以往統治者對一般稅收有缺額者都會擬以降級或革職的處分，而康熙皇帝則不片麵地追求必須足額納稅，這實際上亦可大大地減輕了商民的負擔。早在康熙四年(1665),康熙即下諭戶部、工部：“各省鈔關之設，原以通商利民，以資國用，非欲其額外多征，擾害地方。近聞各處收稅官員希圖肥己，任用積蠹地棍通同作弊，巧立名色，另設戥秤，於定額之外恣意多索，或指稱漏稅，妄拿過往商民挾詐，或將民間日用瑣細之物及衣服等類，原不抽稅者，亦違例收稅，或商賈已經報稅，不令過關，故意延遲勒啃，遂其貪心乃已。此等弊端甚多，難以枚舉，違背國法，擾害商民，殊為可惡。嗣後凡地方收稅官員俱著洗心滌慮，恪遵法紀，務期商賈通便，地方相安。如有前項情弊，在內著科道官，在外著該督撫嚴察參奏，別經首發，即治該督撫以徇縱之罪，爾部即遵諭通行嚴飭，特諭。"

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禦吏敦拜條奏，請嚴定關差缺額處分。康熙皇帝批示：“關差缺額處分，自有定例。若法令太嚴，必致苦累商賈。所奏無益，不準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戶部奏報，滸墅關監督桑額任內，除完成征收正額外，溢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六兩有奇，康熙皇帝十分氣憤地說：“設立榷關，原欲稽查奸宄，照額征收，以通商賈。桑額征收額課，乃私封便民橋，以致擾害商民，著該衙門嚴加議處。關差官員理應潔己奉公，照律征收。嗣後有不肖官員希圖肥己，種種強勒，額外橫征，致害商民，亦末可定，爾等通行嚴飭。”這表明了康熙皇帝發展商業、富國強民的思想傾向。

康熙皇帝還統一了度量衡。康熙四十二年(1703),廢除金石、關東鬥，規定直隸各省一律改為底麵平直升、鬥，並親自校準了鐵升、鐵斛。康熙五十七年(1718)又規定稱以十六兩為一斤，並通行全國，這無疑消除了商品交換中由於度量衡不統一造成的障礙。

康熙皇帝極力反對各種增加商稅的行為。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兩淮巡鹽禦史堪泰請求每斤鹽加課銀三錢，康熙皇帝批示：“若依其言，必致商民交困，不準行。”潼關稅額原為七千多兩，康熙十九年(1680)遣郎中敦多禮督征，收稅銀四萬多兩。康熙皇帝於二十一年(1682)諭令“數年以來，秦省兵民苦於轉運，潼關稅收依照舊額”,撤回稅監。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閩海稅務督理吳什巴因到閩省看到貿易之人皆非土著，要求康熙皇帝批準按廣東關榷一例“丈船抽稅”,康熙皇帝批示：“凡收海稅官員。因係創行設課，希圖盈溢，將出入商民船隻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亦未可定。著嚴加申飭，務令恪遵定例，從公征收，無濫無苛，以副朕軫恤商民至意，所請不準行。”隨後兩淮鹽課減征二十萬兩，並諭大學士等曰：“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檢商船貨物，概行征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非體。著減稅額三萬二百八十五兩。”

康熙皇帝還注意發揮商人的作用。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戶部議複：“浙江巡撫黃秉中等疏言，浙省寧波、紹興二府人稠地窄，連年薄收，米價騰貴，台州、溫州二府上年豐熟，米價頗賤，請給殷實商民印照，將台州、溫州之米從內洋販運入寧波、紹興，令沿海防汛官兵驗照放行，以浙省之米接濟浙省之民，實有裨益，應如所請，從之。”

康熙皇帝還竭力禁止兵痞搶勒商民。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諭令荊州將軍葛爾漢“自將領以至兵丁，宜嚴行禁飭，凡市肆要地，毋得侵占”。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月，諭令內大臣等“明日到歸化城停止圍獵，歸化城商賈叢集，恐仆從或行騷擾……著副都統阿迪嚴行禁止”。由此可見，他既不斷禁止地方官兵掠奪商人財物，尤其加意禁止自己的親兵勒啃商人，一旦發現此類事情，應即予以嚴厲懲處，毫不寬容。

康熙皇帝還嚴厲禁止關津故意延誤商人過關時間。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皇帝南巡時，沿途谘訪商人並諭隨從大臣說：“各處榷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谘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為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隻征正額，不許旁收，否則延誤了商人過關時間，將予以從重處分。”他要求：凡商民抵關，交納正兌，即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朕早廷孜孜，唯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周詳”。

正因為有上述的一係列政策，才使康熙前後期的社會經濟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農業和商業彼此相互促進，得以共同民展。如蘇州在康熙初“六門緊閉，城中死者相枕藉”“機工星散，機戶凋零”。鬆江“布號紛紛歇業”。到康熙中葉，蘇州已經麵貌一新，“郡城之戶，十萬煙火”“閶門內外居貨山堆，行人流水”。漢口“舟車輻揍，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即使在邊遠地區的東北寧古塔，亦“商賈大集”“街肆充溢”“貨物商賈絡繹不絕”。

雖然康熙皇帝曾在晚年有海禁和礦禁政策，但是這些政策都是為了其統治的穩定，在政權與經濟發展之間，作為封建統治者的康熙皇帝必然選擇前者，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上，康熙皇帝在其為政生涯中，確實在安商恤民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因為如此，才開創了“康乾盛世”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