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徭薄賦

康熙皇帝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在康熙初期因連年不息的戰爭，導致輕徭薄賦的政策無法有效地付諸實施，但是康熙皇帝極力反對各地地方官員“借端私征，重收火耗”“恣意橫索”。他提出：“休

養民力乃治道第一義，何利當興，何弊當革，俱宜從實詳酌舉行。惟時當承平，而常若民生未遂，民困未蘇，則地方自然受福。若謂地方已經寧謐，不複時加體恤，則所失多矣。至一切事務，本可速結者自應速結，每見在外官員故意遲延，致滋民累，爾宜中飭所屬各官實心任事，又在外官員行事，京師無不悉知，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又一再強調“民為邦本，休養宜先”。

康熙皇帝努力減輕農民的徭役，如康熙十年(1671)將浙江的故鈔銀攤入地畝，康熙十八年(1679),推行“均役”“均田”定策，將差役攤入地畝，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他諭示湖廣總督董安國“今天下承平，

休養民力乃治道之第一要義”。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依次把山東、浙江等省的班匠銀攤入地畝。康熙四十一年(1702)規定：“凡軍民人等七十歲以上者，免役一子，以後官有興作，悉出雇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壬子，康熙皇帝得知張家口每年解送羊皮等物，“地方官將彼處居民及旗人派供解費”,恐多騷擾，下令說“嗣後應於出差回京官員內派一員前往解送，事既易辦而民間苦累亦得免矣”。康熙皇帝特別反對大興土木，他認

為“興作無益”,所以即使修京城的街道、禦河及宮殿，都以“少一事如去一病”的精神，講求實效，不求奢華，把省民力放在心上，故能使農民集中力量，投身於農業生產，為農業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康熙皇帝認為，“蓋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為急也”。平定三藩之後的康熙皇帝便著手將其寬租輕賦的思想付諸實施，以減輕人民負擔。他諭大學士說：“自用兵以來，百姓供應煩苦，朕前屢言，俟天下**平，將錢糧寬免。爾等可同戶部先將天下錢糧出納之數通算啟奏。”由此揭開了寬減租賦的序幕。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直隸各省，鄉紳名下田地，與民人一例同納賦役，擴大了征收麵，也減輕了小農的負擔。與此同時，又降低了賦額，如雲南吳三桂起兵時，畝征賦七鬥二升，後降至畝收八升一合八勺三撮。湖廣江夏廢藩田賦，原來每石折銀四錢六分有奇，較民田賦額高六七倍，一律降至民田賦額。而後又清丈不實地畝，因為地主豪強為隱匿自己的地畝，少納賦稅，往往把此賦額攤入小民田畝。於是，康熙皇帝為了減輕民地負擔，下令清丈地畝，量畝收賦。

康熙三十九年(1700),湖廣總督郭秀奏，湖南農民不能完課，有因此逃亡者，因之，清丈田畝，平均了賦稅，但卻使賦額下降了。康熙皇帝問他：“約減幾何?”郭琇奏稱：“大約減十分之二。”康熙皇帝於是說：“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征收錢糧，有累窮黎，斷不可也。”

康熙五十年(1711),規定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康熙五十四年(1715),首先在廣東實行攤丁入畝，開廢數千年丁稅的先河。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為了進一步減輕人民負擔，康熙皇帝不斷嚴禁官吏擾民，反複製止官吏濫征私派，額外苛索。他一再告誡百官“累民之事，雖纖毫亦不(可)行”。

康熙十九年(1680)五月，康熙皇帝諭吏部等衙門“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懲戒貪蠹，嚴禁科派，而後積弊可清，閭閻不擾。近見街道衙門蠹役詐索害民，又聞提督步兵衙門、五城司坊、街道巡捕等衙門各官不能潔己奉公，格遵方紀，縱容衙役腹削小民，或沿習陋規，科斂行戶，或借端挾詐，官役分肥，肆意橫行，無辜受害，種種弊端，深可痛恨。向來雖經嚴禁，定有處分之例，但恐小民未能悉知，仍被奸徒擾害，應再加嚴飭，務令家喻戶曉，以副朕安全生民至意”。一些上京朝覲的官員，往往借朝覲之期，“每因仍陋習，借端科派，大小相循，私通交際，是察吏本以安民，而反以擾民”。對此，康熙皇帝嚴肅地訓飭說“(這)甚非朕激揚清濁至意”。他又禁止滿洲貴族、京城官僚、顯要之家派家丁到外省搜羅異物，擾害百姓。

康熙皇帝常以自己為表率，每逢外出巡行，他總是力避擾民，厲禁隨從人員和地方官吏借機勒索百姓。

康熙皇帝於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前，在一次聽政時，把戶部、工部、光祿寺的堂官和司官召至近前，指示說：“朕凡巡幸一應動用之物皆從節儉，此番戶部采買草豆，工部木炭，光祿寺食物，勿令地方官吏派取民間，擾害百姓”。這樣，他每次出巡之前就在京城把路上所需物品備辦齊全，不需在沿途補給，由此便堵住了下級進貢的路子。他又要求在巡行中有水路則走水路，無水路便走旱路，走水路時，禁止隨從上岸購物，以免擾亂當地市場。

康熙皇帝在第一次南巡時，他就對江寧巡撫湯斌說：“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需用之物，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地方有不肖官員，借端妄派，以致擾害窮民，爾等加意嚴察，如有此等，即指名提參，從重治罪。”他還讓科道官員尾隨隨行官員，“或有不肖之人，強行買賣，擾害百姓者，令其稽察”。

康熙皇帝於二十八年(1689)第二次南巡時，又先諭令“所至沿途供億，皆令在京所司儲待，一切不取之民間”“簡約儀衛，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餘人”。康熙皇帝的船經過揚州，民間結彩歡迎，盈衢溢巷，眼見此情景，康熙皇帝說，“雖出其恭敬愛戴之誠，恐致稍損物力，甚為惜之”。令“前途經曆諸郡邑，悉為停止”。船到吳江縣龍王廟時，地方官派五百隻畫舫來迎接，康熙皇帝並沒有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