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臣輔政

鑒於順治初年有攝政王多爾袞“陰謀篡逆”,為了避免宗室結黨專權現象再度出現，順治皇帝遺詔一改幼主由宗室輔佐的傳統，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四位異性“勳舊重臣”輔佐，以“保翊衝主，佐理政務”。

索尼，姓舍裏氏，滿洲正黃旗人，為清朝開國功臣。早在努爾哈赤時，索尼因通曉滿、蒙、漢文字被安置在文館內理事，賜號“巴克什”,而後索尼被授予一等侍衛，“出入扈從，隨軍征討”。天聰五年(1631),索尼任吏部啟心郎。天聰八年(1634)授騎都尉(正四品)世職，並且日值內院，宣示諭旨，審察功罪，從此，索尼深得皇太極信任，參與機要。崇德八年(1643),索尼因功提升三等甲喇章京。據傳皇太極臨死前曾將幼子福臨(順治)托付給他。皇太極死後，索尼堅定擁立福臨(順治)即位。順治五年(1648),攝政王多爾袞以索尼曾謀立肅親王豪格之罪，將索尼處以免死贖身，革職為民，徙置昭陵。順治皇帝親政後索尼方被召還，恢複世職。後累晉一等伯世襲，擢內大臣兼議政大臣，總管內務府。因索尼為“四朝元老”,又係“兩朝顧命之臣”,所以他在四輔臣中居首位。

蘇克薩哈，姓那拉氏，滿洲正白旗人。其父蘇納早年隨努爾哈赤創業，深得努爾哈赤寵信，被招為第六駙馬。蘇克薩哈依靠駙馬之子的貴戚身份與自己的才幹，仕途一帆風順。他初授牛錄額真(備禦),崇德六年(1641)因功授牛錄章京世職(備禦世職),晉升三等甲喇章京(遊擊)。順治七年(1650)升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梅勒章京，為副都統，從二品),並“以材辯”得到多爾袞的賞識，不久授議政大臣，晉一等，加拖沙喇哈番(一等公)。多爾袞去世後，蘇克薩哈因率先告發多爾袞“陰謀篡逆”的罪行而得到順治皇帝的重用，被提升鑲白旗護軍統領。後因圍剿農民軍屢立戰功，又被晉升領侍衛內大臣加太子太保。盡管遏必隆、鼇拜都以公爵比蘇克薩哈先列為內大臣，但是蘇克薩哈以駙馬之子入侍禁廷，與清皇室有著更密切的裙帶關係，因此，他的班行列於遏必隆、鼇拜之前，而僅次於索尼。

遏必隆，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他是清朝開國勳臣額亦都第十六子，其生母係和碩公主。天聰六年(1632),遏必隆以軍功承襲其父總兵官世職。天聰八年(1634),又襲一等昂邦章京(一等總兵，子爵),授侍衛管牛錄事。順治五年(1648)四月，因親侄誣告他在皇太極死時有“變亂”之舉，被多爾袞革除官爵及籍沒一半家產。順治皇帝親政後，遏必隆冤案得申，官複原職，還並襲其兄圖爾格的二等公爵，提升為一等公。不久，遏必隆進授議政大臣，擢領侍衛內大臣，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在四輔臣中名列第三。

鼇拜，姓瓜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在四輔臣中位列第四。初以巴牙喇壯達從征，屢立戰功。天聰八年(1634)授牛錄章京世職(備禦世職),任甲喇額真(參將)。崇德二年(1637)授三等梅勒章京(三等副將，爵為三等男),賜號“巴圖魯”(意為勇士)。崇德六年(1641)封一等梅勒章京(一等男),提升護軍統領，位列大臣。崇德八年(1643)封三等昂邦章京(三等子)。順治初年，隨大軍攻滅農民軍，晉封一等昂邦章京(一等子)。順治五年(1648)被多爾袞以前此謀立肅親王豪格之罪奪取世職，免死贖身。順治皇帝親政後，鼇拜方得到重用，授議政大臣，累晉二等公，予世襲，擢領侍衛內大臣，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四輔臣中索尼、遏必隆、鼇拜三人都屬於黃旗人，在皇太極去世時，因擁立皇子繼位，曾遭到多爾袞的懲罰。蘇克薩哈屬於正白旗人，在多爾袞死後反戈一擊，從擁護多爾袞轉到支持順治繼位的立場，因此，他們都得到順治皇帝的信賴。

順治皇帝一反傳統舊例，沒有同諸王、貝勒和文武大臣商量，擅自決定讓異性四大臣輔政，這不能不引起四輔臣的憂慮。當諸王貝勒等人說，“大行皇帝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國家重務，詔旨甚明，誰敢幹預，四大臣其勿讓”,索尼等人憂慮稍減，忙將諸王貝勒擁護遺詔的態度奏知皇太後。爾後，四輔臣與王以下文武大臣先後分別在順治皇帝靈前和大光殿各立誓言。四輔臣宣誓說：“爾等誓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不私親戚，不計怨仇，不聽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無義之富貴，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不結黨羽，不受賄賂，惟以忠心仰報先帝大恩。若複各為身謀，有違斯誓，上天亟罰，奪其凶誅。”王以下文武大臣發誓說：“衝主踐陣，臣等若不忠竭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為，互相結黨，及亂政之人，知而不舉，私自隱匿，挾仇誣陷，徇庇親族者，皇天明鑒，奪算加誅。”誓言明顯地強調四輔臣、諸王貝勒和文武大臣不得利用各種關係，互結黨羽，以致以往君主逝世後出現的亂政現象，尤其是四輔臣應共同執政，不受諸王貝勒幹預，不得單獨同諸王貝勒等府私相往來，以竭盡全力穩定幼主的統治地位。

事實上，四輔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行皇帝職權。凡一切軍政命令，均以“輔臣稱旨”名義諭諸王貝勒大臣遵行。但真正把持政權的是孝莊文皇後。早在順治皇帝即位之初，因其年幼，孝莊文皇後曾扶持順治皇帝度過輔政時期，因此在朝廷諸王大臣中享有一定的威望。玄燁即位後，她則以太皇太後的身份扶植皇孫輔政。從順治皇帝逝世到玄燁即位的一切措施和安排，諸如遺詔草成即諭令奏知皇太後，經皇太後改定，並同四輔臣商定後宣詔；諸王貝勒對遺詔指定四大臣輔政表示擁護的明確態度，四輔臣當即向皇太後上奏；孝莊文皇後召諸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侍衛、大學士、都統、尚書及文武官員等，諭令他們務必偕四大臣“同心協力，以輔幼主”,等等，無疑地都出自孝莊文皇後的授意和決定。但是孝莊文皇後決不像清末慈禧那樣“垂簾聽政”,她甘願輔助孫兒，讓玄燁在實踐中增長治理國家的才幹。

康熙一直在孝莊文皇後的直接教誨與勉勵下治理國家。他即位不久，孝莊文皇後問玄燁有什麽願望，玄燁答道：“惟願天下又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孝莊文皇後則親筆書寫條幅告誡康熙：“古稱為君難，蒼生至眾，天子以一生臨其上，生養撫育，莫不引領，必深思得國得眾之道，使四海鹹登康阜，綿曆數於地疆，惟休。”康熙的初願與孝莊文皇後的為君“必深思得國得眾之道”的教誨，成為玄燁後來治國的出發點和歸宿。至於軍國大事，康熙總要向孝莊文皇後稟報，直至康熙親政後，孝莊文皇後仍繼續過問國事。如筆帖式出身的圖海，在順治皇帝時曾獲罪免死削職。三藩就亂時，蒙古察哈爾部布爾尼乘機作亂，孝莊文皇後向康熙推薦說，“圖海才能出眾，盍任之”。康熙皇帝立召圖海“授予將印”,領兵前往，最終平定布爾尼叛亂。所以，《清史稿》說“太後不預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後行”。康熙皇帝也曾說，“憶自弱齡，早失怙恃，趨承祖母膝下三十餘年，鞠養教誨，以致有成”“設無祖母太皇太後。斷不能有今日成立。”這話倒是康熙的肺腑之言，可見其對祖母的懷念之情頗切。

康熙皇帝即位後，與四大臣輔佐政務同時並存的還有議政王大臣會議。這是清初特設的權力機構。清初，軍國大政都需交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決定，可見它的權力很大。“諸王大臣會議既定，雖至尊無論如何”。議政王大臣會議亦稱“國議”,其成員都由滿洲貴族組成，“半皆貴胄世爵”,即多係宗室親王貝勒。所以不論孝莊文皇後還是四輔臣的權力也都要受到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限製。

就這樣，康熙以八歲的幼齡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在依恃太皇太後的全力支持與培育下，了解和熟悉國家的政務活動以及群臣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中增長了知識和才幹，為由輔政過渡到親政積極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