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親征

噶爾丹借口追喀爾喀勢力不斷南侵。康熙皇帝屢遣大臣對噶爾丹做了大量的和解工作；他一再向噶爾丹重申清廷收納土謝圖汗和哲卜尊丹巴的情由，並要達賴喇嘛派出一位有名望的大喇嘛同清廷大臣一道，前往噶爾丹處，勸導噶爾丹同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方，休兵罷戰”。

噶爾丹一方麵裝出忠順於清廷的樣子，對清廷使臣“待之有加禮，殊為恭順”,並反複聲稱“我並無自外於中華皇帝”;另一方麵，卻對待康熙皇帝處理他與喀爾喀之間的矛盾所采取的和解政策，始終堅持對抗的態度。喀爾喀及其首領已內附清廷，必欲用武力徹底摧垮喀爾喀，要挾清廷奉送土謝圖汗與澤(哲)卜尊丹巴給他。噶爾丹曾對達賴喇嘛的使人說：“我若與土謝圖汗講和，則吾弟多爾濟劄卜之命，其誰償之，我盡力征討五六年，必滅喀爾喀，必擒澤(哲)卜尊丹巴”。由此可見，噶爾丹的狂妄行為，是得到西藏第巴支持的。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前來清廷的西藏貢使善巴陵堪卜臨行時，第巴囑咐他說“達賴喇嘛令奏聖上，但擒土謝圖汗、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畀噶爾丹，則有利於生靈，此兩人身命我當保之”。更何況噶爾丹想乘清廷與沙俄衝突之際，借沙俄力量同清廷抗衡。從康熙十三年(1674)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間，噶爾丹幾乎每年都派人到俄國，企圖同俄國訂立軍事同盟和求得俄國給予軍隊和槍炮的援助。而噶爾丹對喀爾喀蒙古的進攻，就有大批俄國軍隊帶著大量火器火炮協同他作戰。

康熙二十九年(1690),即尼布楚條約簽訂的第二年，噶爾丹密派達爾罕宰桑為使者，帶著他的信件去見伊爾庫茨克總督吉斯良斯基和戈洛文，信中提到要求戈洛文率領俄軍馳赴約定地點會合，以便並肩作戰，繼續進攻土謝圖汗的軍隊。而戈洛文給噶爾丹的複信中則保證以俄國軍隊的相應行動支持厄魯特部對土謝圖汗的進攻，並派基比列夫隨達爾罕宰桑返回會見噶爾丹，繼續就可能共同出兵對付土謝圖汗及其支持者一事進行談判。

至此，由噶爾丹蓄意挑起的、旨在分裂祖國的一場戰爭即將發生。

康熙皇帝在努力謀求和平解決厄魯特與喀爾喀之間糾紛的同時，對噶爾丹保持著高度警惕。康熙二十七年(1688)七月，他要和碩裕親王福全對噶爾丹率軍南下“宜預為防禦”。八月，命侍衛內大臣舅舅佟國維、領侍內大臣伯費揚古、尚書阿喇尼應密切注視噶爾丹的軍事動向，指示他們“境上切宜防守”。為此，康熙皇帝還先後令議政王大臣等派出滿洲、蒙古諸部旗兵奔赴張家口、歸化城以及北部各邊汛地區駐防，聽候隨時調遣。康熙二十九

年(1690)三月，又命都統額嚇納、護軍統領馬喇出征，同侍郎文達所率領的鄂齊多斯、歸化城和四子部落蒙古兵二千名會師，馳赴土拉河抵禦噶爾丹南侵。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噶爾丹號稱帶兵四萬沿克魯倫河下遊渡過烏爾劄河南下，揚言將“借兵俄羅斯，會攻喀爾喀”。這時，康熙皇帝一麵發滿、漢兵與科爾沁等蒙古兵和火器至尚書阿喇尼軍前備戰，一麵傳諭在京的俄使吉裏古裏、伊法尼齊等說：“(噶爾丹)今乃揚言會汝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倘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爾等可疾遣善馳者二人，歸告尼布潮(尼布楚)頭目伊凡，遍諭俄羅斯之眾”。在康熙皇帝嚴重警告和清軍嚴陣以待麵前，沙俄在業已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後，終於不敢妄動。

同年六月，噶爾丹沿格爾格河行進，師至烏爾會河。康熙皇帝要尚書阿喇尼緊隨噶爾丹，隻須監視其軍事行動，切勿與他交戰，等待額嚇納及達爾漢親王、班弟等蒙古兵和盛京、烏喇等滿洲兵齊集，而後“一同夾擊之”。

但是阿喇尼沒有按照康熙皇帝的指示行事，而是在後續部隊還沒有來到前，就貿然向厄魯特發起進攻。他派遣蒙古勇士二百餘人襲擊敵人的前鋒部隊，繼遣喀爾喀五百人從後麵去驅逐護送牲畜輜重的敵兵。但是彼此還沒有交鋒，蒙古和喀爾喀眾兵卻爭先恐後地去搶奪敵方的男女、牲畜，一時清軍陣腳大亂，不能製止，阿喇尼連忙下令前隊撤退。

噶爾丹隨之迅速分兵二翼，嚴守以待，阿喇尼又遣次隊繼續向前進攻，厄魯特軍兵齊發鳥器猛射，清軍驚恐失措，節節敗退，噶爾丹乘勢增派另一支兵力從山上繞出，向清軍兩側進擊，清軍大敗而歸。康熙皇帝因阿喇尼“違命輕戰”,革原職降四級調用。

同年七月，噶爾丹深入烏珠穆沁。康熙皇帝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子胤褪為副，出古北口；和碩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以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劄為副，出喜峰口；自統中路，下詔親征。後因病停駐波羅和屯指揮各路大軍。

為了匯集各路軍隊，集中優勢兵力，擊毀噶爾丹，康熙皇帝屢遣大臣前往噶爾丹處，借和談為名，麻痹和牽製噶爾丹。他指示內大臣舅舅佟國維等說：“倘先遣部隊克期到達前線，如噶爾丹欲逃，即行追剿，勿失良機；若彼來迎敵，則我軍切勿急行以待大兵”。並遣人告知噶爾丹：“聖上特遣和碩裕親王及皇子來，與汝申明禮法，自茲以往，以定盟好”。如此往返數次，以羈縻噶爾丹。

裕親王等遵照康熙皇帝關於“其遺牛羊，以老其銳氣，疑其士卒”的指示，贈給噶爾丹羊百頭、牛二十頭噶爾丹亦不斷派人至清軍大營內，一再申述自己“蘭入汛界，索吾仇而已，弗秋毫犯”,表示願同清廷“講信修好”。但他又屢次向清廷強索土謝圖汗及其弟澤(哲)卜尊丹巴，聲稱如清廷允諾，他即行班師。這處無理要求遭到福全斥責。

是年七月底，噶爾丹乘勢深入離京城七百裏的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達賴喇嘛的所謂和平使者濟隆，不但不阻止噶爾丹進兵，反而竭力慫恿且為其擇定戰日，祭旗誦經。清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整列隊伍，飛速進兵烏蘭布通與厄魯特軍相對壘。

福全窺視噶爾丹騎兵數萬“依林沮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箱垛上蓋著濕氈，環列如柵，士卒陰伏在箱垛下麵，於垛隙處發射矢銃，又兼用鉤矛搏戰，號稱“駝城”。清軍隔河列陣，以炮火營為前鋒，對著敵人營壘，猛烈齊發炮火，遙攻中堅，戰鬥十分激烈，從下午一直延續至掌燈時。噶軍的臥駝全被炮火擊斃，仰臥於地，駝城斷截為二，清步兵、騎兵乘勢爭先陷城，左翼兵又繞山橫擊，敵壘都被攻破了，噶爾丹乘夜逃遁，但清軍損失也很嚴重，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國綱戰死。

隨後，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清營講和，竭力為噶爾丹開脫罪責說：“博碩克圖汗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爾濟之言，深入汛界，部下無知，搶掠人畜，皆大非理……博碩克圖汗不過小頭目，何敢妄行!但因索其仇土謝圖汗及澤(哲)卜尊丹巴，致有此誤，彼今亦無索土謝圖汗之意”。噶爾丹也派人送信說：“今蒙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來人還申述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跪於威靈前設誓“若違此書，惟佛鑒之”。不久，又遣人來報噶爾丹頂佛像再設誓“佛天以仁恕為心，聖上即佛天也，乞鑒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之”,且“往界外駐候聖旨”。

就這樣，由於濟隆的偏袒和噶爾丹以“卑詞乞和”的緩兵之計，騙阻了福全等人的追擊，甚至福全還派人通知蘇爾達等，令盛京烏喇諸路兵，不要阻截噶爾丹逃兵。所以當噶爾丹奔竄過盛京、烏喇、科爾沁等人的軍營時，清軍不予阻擊，竟放縱他們遁走。當時，如福全不加阻止，讓蘇爾達等領兵阻擊，噶爾丹早就被擒了。

福全等因誤信噶爾丹、濟隆胡土克圖等“議好之誑詞”,讓噶爾丹倉皇宵遁，偷渡什拉穆楞格河，翻過大磧山逃竄。不過，噶爾丹軍士沿途饑踣死亡，逃到科布多時，隻剩殘部幾千人了。後來，福全、常寧因此被罷去議政並罰俸一年，福全還被撤去三佐領。於是，康熙皇帝派侍郎額爾圖等誡諭噶爾丹：嗣後不得擅犯歸附清朝的喀爾喀一人一畜，“若再違誓言，妄行劫奪生事”,清廷“必務窮討，斷不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