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次親征，平噶爾丹 民和政策

明末清初，居住在我國西北方的蒙古族分為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漠西厄魯特蒙古三大部。漠南蒙古稱為內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稱為外蒙古，它有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劄薩克圖汗部和賽因諾顏部等四大部；漠西厄魯特蒙古也分為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等四部。各支蒙古族都是我國境內重要的少數民族。

清廷十分重視同蒙古族的親善和睦關係。早在入關前，漠南蒙古已歸附清廷，接受了清廷的各種封號，並同清廷保持著世代的聯姻關係。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廷維係著密切關係。喀爾喀三部的封建主，自崇德三年(1638)起，每年向清廷獻白駝一，白馬八，“謂之九白之貢”。順治十二年(1655)土謝圖汗袞布子察琿多爾濟、車臣汗碩壘子巴布、劄薩克圖汗諾爾布、賽因諾顏部丹津喇嘛等又遣使乞盟，清廷賜盟於宗人府，設喀爾喀八劄薩克，進一步地加強了對喀爾喀的控製。厄魯特蒙古中的顧實汗圖魯拜琥，也在崇德二年(1637)向清太宗“遣使進貢”。順治三年(1646),順治皇帝“賜甲胄弓矢，俾轄諸厄魯特。”嗣後，顧實汗每隔一年，都要遣使來朝一次，並將厄魯特各部首領“附名以達”。順治十年(1653),順治皇帝封圖魯拜琥為“遵文行義敏慧顧實汗”,賜金冊印。順治十三年(1656),顧實汗逝世，清廷“遣官致祭”。

康熙皇帝時，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拚命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肆意掠奪蒙古各部，不斷製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使清廷與準噶爾部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

原來，漠西厄魯特蒙古族的四部都聚居於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以南，過著遊牧生活。其中，和碩特部遊牧於烏魯木齊地區；準噶爾部遊牧於伊犁河流域；杜爾伯特部遊牧於額爾齊斯河兩岸；土爾扈特部遊牧於雅爾(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西北)一帶。各部以牧而居，不相統屬，部自為長，號“四衛拉特”。但“四衛拉特”也存在一種鬆散性質的聯盟，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盟會，以及由盟會推舉出來的共同盟主，由於和碩特部勢力最強，出身最高貴，所以“四衛拉特”的盟主一直由和碩特部首領擔任，謂之“衛拉特汗”。

17世紀初，準噶爾巴圖爾琿台吉時，準部開始強盛起來，“恃強侮諸衛拉特”。清太宗天聰三年(1629),土爾扈特首領和鄂爾勒克受準噶爾部威逼，不得不率部五萬餘帳離開雅爾遷往俄羅斯額濟勒河(伏爾加河)流域遊牧；崇德二年(1637),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圖爾拜琥也受準部傾軋，率領大部族屬離開烏魯木齊，進距青海；崇德五年(1640),鄂齊爾圖率領本部和碩特之眾進入河套以西的阿拉善地區。這樣，聚牧於阿爾泰山，伊犁河一帶的，隻剩下準噶爾和杜爾伯特部，巴圖爾琿台吉乘勢擴大地盤，並將杜爾伯特部以及和碩特、土爾扈特未曾遷走的支庶部眾，全部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康熙四年(1665),巴圖爾琿台吉去世，其子僧格嗣位，此後，準噶爾內部為爭奪屬產生了激烈的鬥爭。僧格的異母兄車臣和卓特巴巴圖殺死了僧格。這時，在西藏做喇嘛的僧格同母弟噶爾丹趕回準噶爾，執殺車臣，囚禁自己的叔父楚琥爾烏巴什，襲殺堂兄巴哈班第，卓特巴巴圖逃往青海。從此噶爾丹取得了準噶爾的統治權。

噶爾丹乘機擴大本部勢力。康熙十六年(1677),他率兵攻占西套，襲殺繼顧實汗之後的“衛拉特”首領、自己的嶽父鄂齊爾圖汗，“自稱博碩克圖汗”,並脅迫“諸衛拉特奉其令”。

為了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穩定邊疆局勢，康熙皇帝在處理與蒙古族之間的矛盾，或是處理蒙古族各部之間的矛盾，竭力用和解的辦法來解決。盡管噶爾丹肆意掠奪蒙古各部的暴行會帶來邊疆地區的動**，已引起了康熙的警惕和戒備，但康熙皇帝仍然以極大的耐心來勸諭、優撫噶爾丹，力圖避免噶爾丹與清廷之間的矛盾激化。

噶爾丹一麵擴張自己的勢力，一麵表示臣服清廷。噶爾丹在攻殺鄂齊爾圖汗後，向清廷遣使進貢，康熙皇帝諭大學士索額圖說：“鄂齊爾圖與噶爾丹向俱納貢，今噶爾丹侵殺鄂齊爾圖，獻所獲弓矢等物，朕不忍納，其卻之”。至於其進獻的“常貢之物”仍照常收納，並按往年一樣賞賜如例，可見康熙皇帝的態度十分明朗。

康熙十八年(1679),達賴喇嘛授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之號”,噶爾丹因此遣使至京攜來鎖子甲、鳥槍、馬、駝、和貂皮等物，奉貢入告。按照以往慣例，凡厄魯特、喀爾喀有奏請敕印來京朝貢的，清廷準其納貢，授以敕印，並加賞賜，但卻沒有“擅稱汗號者準其納貢之例”。然而康熙皇帝從穩定邊疆的大局出發，考慮到噶爾丹繼承先世一向“虔修職貢，聘問有年”,所以，一反常規收納了噶爾丹使者“奉貢入告”的獻物，實際上是承認了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的名號和地位。在平定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還派內大臣奇塔特等至噶爾丹處大加賞賜，噶爾丹亦跪受敕書及賞賜之物。隨後，噶爾丹又遣使者四人隨同內大臣奇塔特等向清廷貢上馬、駱駝、貂皮、銀鼠、猞猁猻皮、沙狐皮、黃狐皮、活雕、貽、金、牛皮與厄魯特鳥槍等物，表示謝恩。

盡管如此，然而康熙皇帝對噶爾丹的寬容是以不損害清廷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的，一旦噶爾丹及其部眾對清廷妄行非為，康熙皇帝則給以嚴厲處置。原來噶爾丹向清廷朝貢的使者人數不多，也能遵紀守法。隨著噶爾丹勢力強盛，噶爾丹的貢使或千餘人或數千人，連綿不絕。這樣龐大的貢使隊伍，給清政府帶來了沉重負擔，更何況他們自恃強悍，沿途搶奪塞外蒙古馬匹牲畜，進邊之後，任意放牧，殘踏田禾，捆縛平民，搶掠財物，為所欲為。對此，康熙皇帝特下嚴諭，規定凡噶爾丹所遣貢使有印驗的，限二百名以內準入邊關，其餘令在張家口、歸化城等處貿易，貢使頭目必須嚴行約束所屬，“仍前沿途搶掠、殃民作亂，即依本朝律例。傷人者以傷人之罪罪之，盜劫人財物者以盜劫之罪之”,一概不得寬容。

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噶爾丹下屬沙裏巴圖爾台吉的貢使伊特木根在北館中毆死清正白旗西圖佐領下商人，康熙皇帝立即命將伊特木根“依法處斬”,同時將此事傳諭厄魯特，並嚴厲警告噶爾丹“謹遵成法，嚴戢從人，毋得肆惡妄行”。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十分關懷備受噶爾丹暴掠之苦的厄魯特各部。西套厄魯特既潰，部眾紛紛離散，鄂齊爾圖侄兒巴圖兒額爾克濟農和羅理率族屬避居大草灘，廬幕萬餘，後來遷牧額濟內河，其孫羅布藏袞布阿刺布坦由達賴喇嘛指授遊牧阿拉克山，鄂齊爾圖汗的其他一些子侄“窮無所歸”,大多竄至沿邊，進入塞內，“本番目馬匹，及居民牲畜”,如土謝圖羅卜藏等掠寧夏及茂明安鄂爾多斯諸部，額尼德尼和碩齊“掠烏剌特牲畜”。

西套潰敗餘部擾亂清朝邊境的這些非法行徑，引起了清廷的震怒。這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理立即向清廷獻上馬百匹，並上疏請罪。理藩院議定：“將盜竊鄂爾多斯馬群人等照彼例治罪，缺解馬匹補償完日，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一並從重議處”。對此，康熙皇帝未允，而以十分寬容的態度，對“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自本地敗奔，來至邊境，因不諳法紀，迫於饑困，盜竊牲畜等物”等苦情，深表同情和理解，最後他批示說：“可將追償缺解馬匹並議處之處，俱行寬免”。另外，額爾德尼和碩齊等人也予以一體赦免。

康熙二十四年(1685),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和羅理向清廷“請敕印以鈐部眾”,廷臣因其“遊牧未定，不允”,康熙皇帝則指示廷臣應令和羅理與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聚合一處，“度可據地歸並安置，封授名號，給賜金印冊書，以示朕興滅繼絕至意”。是年冬天，和羅理率族屬七百多人來朝，詔以二百人入關，餘留歸化城，“給羊及宣府米贍之”。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和羅理至京賞宴，清廷按照大台吉禮優待，康熙皇帝還賜給他禦服貂裘，親切地囑咐和羅理說，你祖父顧實汗和你叔父鄂齊爾圖分別在太祖文皇帝與世祖章皇帝時，“每年遣使請安”,“素致恭謹”,如今你們為噶爾丹擊敗，為了使你們能“絕者複繼，散者複聚”,故讓“羅卜藏阿喇布坦與爾聚處”,彼此務必“共相輯睦，善自安業”。於是，清廷安置和羅理族屬定牧阿拉善，並議定了一些法規，如蒙古殺邊民論死；盜牲畜奪食物者鞭之；私入邊遊牧者台吉、宰桑各罰牲畜有差；所屬犯科一次，罰濟農牲畜以五九等。

康熙皇帝給予受噶爾丹欺壓的厄魯特部屬以道義上、物質上的資助，體現了他對邊疆少數民族采取的和解與安撫的政策。後來，他同樣以這一策略來妥善處理被噶爾丹擊敗的喀爾喀蒙古族，這對穩定邊疆的統治以及消滅或製服少數民族的分裂勢力起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噶爾丹既確立了對厄魯特四部的統治，進而控製了回疆，他擴展領土的野心也就隨之膨脹起來。他一意蓄謀北並喀爾喀，於是，從伊犁向東遷帳至阿爾泰山，驅使杜爾伯特部眾屯田，且耕且牧，借以供給本部糧餉。

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噶爾丹進攻西套和碩特部鄂齊爾圖汗時，喀爾喀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曾出兵援助鄂齊爾圖汗，之後，土謝圖汗又把女兒嫁給鄂齊爾圖汗孫羅卜藏阿拉布坦，因此結怨於噶爾丹。於是，噶爾丹便想進擊土謝圖汗。但當時由於察琿多爾齊同羅卜藏阿拉布坦聯合起來，互為犄角，噶爾丹不敢貿然出兵。後來，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藏匿了劄薩克圖汗成袞的逃眾，彼此發生糾紛，成袞死，子沙喇繼位，噶爾丹就以喀爾喀不敬達賴喇嘛和無辜執殺他的弟弟為借口，向漠北喀爾喀大舉進攻。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率兵三萬越過杭愛山，在特穆爾擊敗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之子噶爾旦台吉。接著，噶爾丹派遣其弟罕都阿拉布坦進兵額爾德尼沼，打敗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他親自率兵越過土拉河，向東挺進，攻掠克魯倫河的車臣汗牧地，隨後回師土拉河畔。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率領喀爾喀三部兵力，悉數出動，在尼列圖至鄂爾會諾爾同噶爾丹展開了一場大決戰，塵戰三日，喀爾喀全軍崩潰。

這時，沙俄侵略者企圖乘喀爾喀潰竄、走投無路之際，進行誘降，有些上層人物亦有就近投奔俄羅斯之意。在這關鍵時刻，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堅持愛國立場，他果斷地說：“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清廷，可邀萬年之福。眾欣然羅拜，議遂決”。於是，土謝圖汗遂請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率領台吉三十餘人、喇嘛班弟六百餘人、戶二千、口二萬等喀爾喀族眾投漠南內附。康熙皇帝聞訊急命尚書阿喇尼等前往撫慰，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敕內大臣費楊古、明珠等送白金、茶布“以紿其用”;采買生畜“以資其生”;並把他們妥善地安置在科爾沁水草地遊牧，使喀爾喀部眾“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

與此同時，噶爾丹也上疏向清廷提出“若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來投天朝，或拒而不納，或擒以付之”。議政王大臣等集議“澤(哲)卜尊丹巴以敗奔入我汛界，豈有擒而畀之之理”。對此，康熙皇帝隨即遣一等侍衛阿南達等持敕往噶爾丹處傳諭說：“朕統禦宇內，胞與為懷，願率土共享太平，無戰爭離散之苦，彼此協和，各得其所”。要噶爾丹“仍遵朕旨”,同喀爾喀“同歸和睦”同時責令噶爾丹退回本土，歸還喀爾喀牧地。噶爾丹卻一意孤行，同清廷的民族和解政策相對抗。

鑒於喀爾喀新附數十萬眾散亂無序，各不統一，有必要“訓以法度，俾知禮儀”,康熙皇帝命理藩院調集新附喀爾喀兩翼部落，並傳知內蒙古科爾沁部四十九旗之王公、台吉在多倫諾爾舉行盛大會盟。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康熙皇帝親率上三旗官兵出張家口，下五旗官兵出獨石口(今河北赤城縣北),會師於多倫諾爾(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南部),在這裏布營設哨，各環禦營而峙。喀爾喀各部及內蒙古四十九旗，移附禦營五十裏駐紮，不得擅入哨內。會盟的第一天舉行宴會，康熙皇帝召喀爾喀汗、濟農、諾顏、大台吉等近禦榻前，親自賜酒，其餘台吉們在各自的座位上由侍衛分別敬酒。

次日，八旗滿洲、漢軍火器營及綠營官兵，排列火炮，康熙皇帝乘馬遍閱隊伍，返回原處，下得馬來，拉弓射箭，十發九中，隨後大閱軍容。這時，鳴角鳥槍齊發，兵眾大呼前進，聲動山穀。大閱畢，康熙皇帝令人當場宣布訓諭敕書，指出“土謝圖汗以舊怨殺劄薩克圖汗沙喇，導致兩翼起釁構兵，造成雙方遊牧廢棄，頓失生計”,鑒於在會盟前土謝圖汗和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對此業已“具疏請罪”,特頒旨免去土謝圖汗等罪行，並令劄薩克圖汗的親弟策妄劄卜承襲汗位；還宣布保留喀爾喀三部首領的汗號，取消蒙古貴族原有的濟農、諾顏等名號，按滿洲貴族的封爵賜予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等不同爵位；喀爾喀的行政體係按照內蒙古四十九旗實行劄薩克製，其三部共編為四十七旗，旗下設參領、佐領，每旗各分左、中、右三路，給地安插。

通過多倫會盟，康熙皇帝妥善地解決了劄薩克圖汗與土謝圖汗之間的矛盾，協調了兩部之間的關係，加強了清廷對喀爾喀蒙古的統治，這對進一步統一漠北蒙古，孤立和戰勝噶爾丹這股分裂割據勢力，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