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界開海

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實行大規模遷海，本是權宜之計。從康熙八年(1669)起，在地方督撫強烈要求下局部地區逐步複原，其後出於與鄭戰爭需要，時緊時鬆，但總未徹底恢複。台灣問題解決後，為使原內遷的居民恢複田產、安居樂業，沿海各省展界開海勢在必行。

施琅率兵剛進台灣，姚啟聖即於八月十七日上疏朝廷，要求恢複沿海各省遷界，“不惟上可以增國課，下可以遂民生，並可以收漁鹽之利於無窮”。因台灣問題尚未最後處理完畢，故未準行。兩月之後，兩廣總督吳興祚再次上疏，要求“廣州七府沿海地畝，請招民墾種”。康熙皇帝見時機成熟，立即批準。他於二十二年(1683)十月十九日諭大學士等說：“前因海寇未靖，故令遷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種采捕，甚有益於沿海之民。其浙、閩地方亦有此等事。爾衙門所貯本章，關係海島事宜甚多，此等事不可稽遲，著遣大臣一員，前往展立界限。應於何處起止，何處設兵防守，著詳閱確議，勿誤來春耕種之期。”接著，派吏部侍郎(不久升為工部尚書)杜臻、內閣學士席柱，往勘福建、廣東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鑒、副都禦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行前康熙叮囑，“遷移百姓，事關緊要，當察明原產，給還原主。爾等會同總督、巡撫安插，務使兵民得所，須廉潔自持，勿似從前差往人員所行鄙瑣”。

杜臻、席柱於十一月動身，翌年五月竣事。他們先到廣東，“自欽州防城始，遵海以東而北，曆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七、所十七、巡檢司十六、台城堡寨二十一，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複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然後又到福建，“自福寧州(治所在霞浦縣)西分水關始，遵海以北，曆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寨五十五，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複業丁口四萬八百”。兩省沿海居民鹹得複業。江南、浙江等省展界複業，“同時畢事”。如果說順治年間的遷界曾嚴重破壞了東南沿海的經濟，那麽康熙皇帝的展界政策又促進了這些地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康熙皇帝深知，人民要求展界，目的不僅在於恢複原來的田產，還在於恢複出海捕魚，發展海外貿易等正常的經濟活動。所以，正如過去遷界同時嚴申海禁一樣，展界也必須同時考慮開放海禁，允許貿易。閩廣展界事竣，杜臻以母喪回裏，席柱回京複命，奏報兩省沿海居民“得還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業，仰戴皇仁"的盛況，但未提及海上貿易之事，康熙皇帝立即問席柱：“百姓樂於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貿易、捕魚。爾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議準行?”席柱回答說：“海上貿易自明季以來原未曾開，故議不準行。”康熙皇帝又問：“先因海寇，故海禁不開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席柱反映說：“據彼處總督、巡撫雲：‘台灣、金門、廈門等處，雖設官兵防守，但係新得之地，應俟一、二年後，相其機宜，然後再開。’”康熙聽後批評說：“邊疆大臣當以國計民生為念。向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嚐斷絕?凡議海上貿易不行者，皆總督、巡撫自圖射利故也。”席柱稱是。

浙江要求開放海禁最為積極。展界之後，工部侍郎金世鑒立即在康熙

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六日上疏要求：“浙江沿海地方，請照山東等處現行之例，聽百姓以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姓名，取具保結，給發印票，船頭烙號。其出入，令防守海口官員驗明印票，點明人數。至收稅之處，交與該道，計貨之貴賤，定稅之輕重，按季造冊報部”。對此康熙表示同意，命其照準施行，允許人民載貨出洋貿易。

其實康熙皇帝鼓勵開海貿易，也想適當征收商稅，充閩粵兵餉，以減輕內地各省人民負擔，但他又反對稅額過分苛重和征收範圍過分瑣細。他於同年九月初一日諭大學士等人“向令開海貿易，謂於閩粵邊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財貨流通，冬省俱有俾益。且出海貿易非貧民所能，富商大賈懋遷有無，薄征其稅不致累民，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裏省分轉輸協濟之勞。腹裏省分錢糧有餘，小民又獲安養，故令開海貿易。今若照奉差郎中伊爾格圖所奏，給與各關定例款項，於橋道渡口等處概行收稅，何以異於原無稅課之地，反增設一關科斂乎?此事恐致擾害生民，爾等傳諭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隨即議準“福建廣東新設差關，止將海上出入船載貿易貨物征稅，其海口內，橋津地方貿易車船等物，停其抽分，並將各關征稅則例給發監督，酌量增減定例”。

同年，江蘇、浙江亦設海關，派差征收商稅。康熙皇帝一再誡諭海稅官員，不要“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應“從公征收，無濫無苛”。甚至親自下令“采捕魚蝦船隻，及民間日用之物，並糊口貿易，俱免其收稅”。康熙皇帝又以海外平定，台灣、澎湖俱設官兵駐紮，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除私販硝磺、軍器照例處分外，其他盡行禁止，即全麵廢除海禁，鼓勵出海貿易。

展界開海及輕稅政策，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貿易及中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施琅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奏疏中稱，“海禁既展，沿海內外多造船隻，漂洋貿易，捕采紛紛，往來難以計算”。據史料記載，廈門當時貿易情況是“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台灣，一歲往來數次。至呂宋、蘇祿、實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此外，中國赴日本船舶數量迅猛增長，據統計，康熙二十三年

(1684),即展界開海當年，為二十四艘；二十四年(1685),增至八十五艘；二十五年(1686)又上升為一百零二艘；二十六年(1687),是一百一十五艘；康熙二十七年(1688),為一百九十四艘。四年之間，增長七倍。沿海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史載，“自康熙中年開禁以來，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關給執照稽出入，南北遺行，四時獲利。百餘載來，共沐清晏承平之澤”。

當然，“解除海禁”之後，仍有種種限製，如出海船隻的大小和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航行路線都有明確的規定。而且關卡林立、手續繁雜，官吏百般梗阻、從中勒索。康熙晚年又重新嚴申了海禁。因而，此時的開海貿易仍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