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科舉製

唐末五代時期，社會動**，許多文人士大夫放棄仕途，隱居村野。宋朝建立之後，人才極其匱乏，許多飽學之士，仍對趙宋政權采取觀望，猶疑的態度，為了招納賢士，穩定和鞏固新建立的趙宋政權，當時最好的方法就是采取科學取士。

科舉取士起源形成、初步發展於隋唐，是一種設科考試、擇優錄取的選拔官吏的製度。這種製度有利於廣泛吸收中下層士人參與國家政權，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和活力。科舉製度到宋時已有幾百年曆史，曾經出現了不少弊端，如取士不公，勢家顯族操縱錄取，主試部門和主試官擅權舞弊等。宋太祖重新開科取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須革除科舉製度積累下來的弊端，完善相應的科舉程式和機製。形成一整套比較完備的比較公平公正的選拔人才製度。建隆三年(962),宋太祖下令及第舉人不得稱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有違命不普的，由禦史台彈劾上報。在宋太祖看來，國家開科取士，為官擇人，應該憑考試成績公正錄取，不得背後憑借私交私情從中作弊。“公薦”是科舉取士中的一項特權，每年知舉官赴貢院主試之前，台閣近臣可以保薦“抱文藝者”,號稱“公薦”。事實上，這是一種變相的請托，“去取不能無所私”。乾德元年(963)九月，宋太祖下令禮部貢舉人，從今以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嚴懲。禁絕朝臣“公薦”士人，意味著提高科舉取士的透明度。後來又重申此項禁令，鼓勵舉報違反規定者，一經查實，舉人將喪失參加科舉考試資格。

為了盡力減少或避免科舉取士中的弊端，宋太祖設法限製知舉官的權力。主持考試的各級官吏須選擇有才學公正無私者擔任。與唐代主考官基本固定不同，宋代則臨時差遣，稱“權知貢舉”。每年的主考官都不相同，並且增設了副職，稱為“權同知貢舉”。知貢舉官與考試官必須共同評卷，定其優劣，不能由一人決定取舍。主考官如果受人請托，徇私舞弊，要受到嚴肅懲處。乾德二年(964),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共同主持品官子弟的考試，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將其子陶戩囑托給奚嶼。陶戩考試時誦書不通，奚嶼卻以合格上報。不久被人告發，此時泄露，太祖命令禦史府認真對此事進行調查。奚嶼因接受請托，貶降為乾州司戶參軍。王貽孫因失察被貶降為讚善大夫。陶穀被扣掉兩個月的俸祿。

在科舉程序上完善管理製度，加強“複試”和“殿試”。乾德四年(966),權知貢舉王祜主持科舉考試，得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者九人。宋太祖恐怕遺漏人才，下令中書複試沒有中第者，錄取其中的優良士子，第而升之。為了防止官宦子弟利用不正當手段投機取巧，宋太祖規定這些人在初試合格後還要複試一次。開寶元年(968),權知貢舉官王祜錄取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之子陶邴名列第

六。第二天，陶穀到宮廷致謝。太祖有些懷疑，對左右大臣說：“聽說陶穀不能很好教育子女，陶邴怎麽能登第?”命令中書複試，陶邴合格登第。但太祖沒有因此而放鬆對官僚子弟的警戒，他說：“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於是，下令通過科考，選拔人才不能營私舞弊，從今以後舉人凡涉及食祿官僚子弟，禮部要登記造冊並及時上報，由中書再進行一次複查。中書等部門的主考大臣在複試過程中，也不能完全杜絕以權謀私的行為，宋太祖意識到這個嚴重的問題，於是借鑒中央集權的經驗，將科舉取士大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寶五年

(972),宋太祖打破陳規陋習，在講武殿親自召對合格進士及諸科舉人，然後下詔放榜。這一新的做法，預示著宋太祖親自確定考生等第名次、錄取與否。第二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舉人三十多人到講武殿接受宋太祖召對。他覺得進士武濟川、《三傳》舉人劉浚才疏學淺，應對失次，於是在合格者的名單中將二人畫掉了。宋太祖又獲知武濟川是主考官李昉的同鄉，心中很是不悅。恰巧，進士徐士廉去登聞鼓，狀告李昉舞弊用情，取舍不當。太祖詢問翰林學士盧多遜，盧也回答說“聽到了很多意見”。於是宋太祖便命員院將所有考試者的名單上報，三百六十人，太祖全部召見，最後選其中一九五人，包括被錄取的和來被錄取的，然後各賜筆墨紙硯，重新考核，命侍禦史李瑩，左司員外郎候陟等人為主考官員。考試完畢太祖到講武殿親自審批，考中進士二十六人，其餘錄取一百零一人，徐士廉中進士等。李昉右讚善大夫楊可法等人都被貶職。這種由皇帝親自召對複試奏名進士和舉人的辦法，稱為“殿試”,又稱“禦試”“廷試”。殿試作為“常式”始自宋太祖。唐代武則天曾在洛城殿策問貢士，但未形成製度。開寶八年(975),宋太祖又到講武殿複試考官所奏合格舉人，

確定王嗣為第一名，禮部試(省試)第一名的王式則被定為第四名。

從此，科舉取士之權直接由皇帝掌握。殿試與禮部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禮部試名次必須通過殿試重新排列，最終名次必須由殿試決定，宋太祖曾高興地對奏名舉人說：“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盡革疇昔之弊”未免誇張了一些，但洞開孤寒之門、堵塞科舉漏洞則是屬實。

宋太祖取消了前代對應舉對象的許多限製為了擴大取士範圍。吸引各類人才參加科舉考試，無論年齡大小、家庭貧富、郡望高低，隻要懂得些文墨的，都可以報名應試。從此，國家得人不尚譜牒，不重鄉貫，不講門第。對路途較遠赴京師應試有困難的貧寒士子給予照顧，往來發給紙券，憑此券途中飲食住宿，由當地官府幫助解決，從而，給貧寒士人讀書應舉、入仕參政帶來了福音。這一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士人讀書人佳的積極性，科舉重新獲得了士人的青睞。

隨著孤寒之門的洞開以及優惠條件的實施，應舉人數逐年遞增。但宋太祖始終堅持嚴格取士的原則，一般每年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不隨意放寬和擴大錄取條件及錄取名額不像後來那樣動輒錄取上百人、數百人。割據各國被平定，納入趙宋版圖後，應舉人數急劇增加。為了防止有濫竽充數者，宋太祖及時命令州府，適當限製各地發解人數。有時應舉人數太多，宋太祖便想出一種“特奏名”也叫“恩科”的辦法，就是錄取完畢後，宋太祖又特施恩惠，賜予本科出身。據記載，太祖時“特奏名”十分慎重，僅實行一次。開寶三年

(970),錄取進士後，太祖命令禮部貢院查閱進士、諸科應試十五次以上曾經終場者及應試十五次未曾終場者共一○六人，具名奏報，各賜本科出身。對這些特賜出身的人，宋太祖要求有關官吏對其真實才能予以監督考察，負責上報，不得隱瞞，謊報。這說明宋太祖在錄取這些人時放寬了條件，但在使用時相應地加強了管理。特奏名前朝沒有先例，是宋太祖在新的條件下開創的一種新的籠絡士人的手段。

科舉取士是文人治國的基礎，宋太祖對科舉製度恢複和完善，有利於廣泛選拔，吸收知識分子參政，爭取地主階級各階層，尤其是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政權的支持，對加強中央集權、穩固新建立的趙宋政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太祖所倡導的重文政策及重文政策帶來的寬鬆文化氛圍，使他創造出“鬱鬱乎文哉”的文化景象，在哲學、文學、史學、科技等領域達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宋太祖重文及文人治國政策，對宋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說到重文及文人治國，人們很自然會聯想到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及其奠定者宋太祖。宋太祖“重文輕武”是相對於唐末五代“重武輕文”而言的。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寫道，五代諸鎮節度使幾乎用的都是勳臣武將的，遍檢薛居正、歐陽修的新舊五代史，文臣為節度使，隻有馮道暫鎮同州和桑維翰暫鎮相州及泰寧而

已。這些執掌藩郡的武人，恃功自傲，模征暴斂，茶毒生民。至於不隸屬藩鎮的州郡，由朝廷任命刺史管理。但的是刺史也多以有軍功的武人擔任，他們也驕橫無比，為害不細。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群小”所惑，賣官鬻獄，害剝烝民。幾百年的武人專政、分裂割據局麵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這就促成了文政治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宋太祖以文臣統治人民後，天下漸漸得到蘇息，順應了這種曆史趨勢。事實上，在10世紀中葉前後，就連北漢統治者及少數民族政權契丹對文人、文治也非常重視。北漢曾支持李筠反叛趙宋，左仆射趙華認為李筠輕易舉事，勸北漢主不要出兵援助。後來，李筠果然失敗，北漢主對趙華說：“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讚耳!”由是重文學之士。後來趙華告老退隱，北漢主讓其終身享受俸祿。當中原的五代十國發生紛爭之時，北方的契丹族正在努力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加速封建化社會進程。阿保機契丹國家政權的建立者他受到漢族先進文明的影響和熏陶，重用人才，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受到重用的漢族知識分子，積極為阿保機出謀獻策，促進契丹封建化進程。阿保機攻打薊州得到康默記，“愛其材，隸麾下。一切藩、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上意。……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厘”。韓延徽為阿保機所重用，“請村城郭，分市裏，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韓知古被阿保機用為“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就之，使國人易之而行”。阿保機除了重用漢族文人之外還尊崇儒家學說及儒士，並把儒家創始人孔子，擺在祭祀對象之先看作有大功德者。這是從重文的大趨勢而言的。

從宋太祖本人的心理而言，他認為文人是可以信賴的，對武將心存芥蒂。他曾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也未及武臣一人也。”文人貪濁並非不及武臣，而是在宋太祖看來，文人治國，書生當政，不會像武將那樣一旦勢力壯大，心生異端，便會對自己的統治構成威脅，因而可以比較放心地使用。太祖的這種心態在許多場合都有所表露。有一次，太祖在宮中設宴與群臣飲酒，翰林學士王著乘醉吵鬧。太祖因他是前朝學士優容他便命人將他挽扶出去。王著不走，反而移近屏風，掩袂痛哭，被左右拽之而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周世宗。”太祖說：“他是一個酒徒。在周世宗幕府，我很了解他的情況。況且一介書生哭周世宗，又能怎麽樣呢?"

說宋太祖輕武，一是相對於前代重武而這時對武將有所抑製而言的；二是相對於重文而言的。從總的情況看，宋太祖對武將的重視程度並不亞於其他朝代及其他君主。他對高級將領和邊境將帥甚至可以說是寵愛有加。實際上，他與許多高級將領的關係很好。對武將的抑製主要是針對禁軍高級將領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防止分裂割據局麵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