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治國方略 用文人洽國

宋太祖建立政權之初，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麵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采取許多措施整治內政，特別是用文人治國，重視文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使宋朝形成了開國之初勵精圖治的大好局麵。

五代之時，武夫悍將左右政局，文人普遍受歧視。各割據政權考慮的是自己武力的加強及地盤的穩定和擴充。而重用人才，治理國家則很少考慮。這樣的政策顯然不能適應新建立的趙宋政權加強中央集權、統一天下、勵精圖治的需要。宋太祖本人對前代驕兵悍將禍國殃民之事也感觸頗深，所以他在進行統一戰爭的過程中，再三強調要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僅就這一點而言，宋太祖比五代時期的任何帝王都要高明，所以他能夠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其中之一就是他決定改變前代重武輕文的傳統，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宋太祖自己是武將出身，同其他許多武將一樣，言行舉止不免有時會流露出輕文的傾向。有一次，同趙普一起到朱雀門，宋太祖指著門上的牌匾問趙普：“為什麽不直接書‘朱雀門’,中間加個‘之’字有什麽用處?”趙普回答說：“‘之’是語助詞。”宋太祖聽後，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但有時他對自己的粗魯有所覺察和省悟，並且能很快進行糾正。有一年，宋太祖到太廟參加祭祖典禮，看見裏麵擺放了很多祭祀時用於盛果脯米飯等食物的器皿，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叫不出這些東西的名字，就問：“這是什麽東西?”左右侍臣回答說是禮器。宋太祖說：“我祖宗難道也認識這些東西?”命令左右侍臣撤走這些禮器，並命令擺上與平日一樣的碗筷和飯菜。不一會兒，宋太祖有所醒悟，意識到這不是普通老百姓祭祖，而是作為國家大典的皇帝祭祖，於是他立即改口說道：“古禮不可隨便廢除。”又下令左右侍臣重新擺上被撤走的禮器。北宋理學家邵雍對太祖的這一舉動評價說：“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在禮樂方麵稱宋太祖“達古今之宜’,是很貼切的。唐末五代曆經戰亂，禮樂儀製遭到踐踏，官籍散落，幸存下來的禮書也是殘缺不全，太祖多次下令大臣考尋舊製，重新編纂有關禮儀著述，健全禮樂儀製。用於禮樂的器械在戰亂中也所剩無幾，太祖命令有關部門加以考究，予以修複。如懸掛鍾磬的木柱、升堂奏歌的本架、鼓鉦簫等樂器、舞人所執大旗、用於武舞的兵器等等皆如舊製複現於趙宋朝廷。

宋太祖尊儒還表現在對文人的寬容政策上。他曾立下誓言，不殺士大夫，不以言罪人，並將誓言秘密刻在石碑上，置於太廟寢殿的夾室中，封閉甚嚴。新天子即位，朝拜太廟後都要禮啟默誦誓詞。皇帝恭讀誓詞時，隻有一個不識字的內侍跟隨，其他人都必須遠遠地回避。所以，除了皇帝，沒人知道誓碑的內容。直到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宮門都被打開，人們才得以縱覽，碑高七八尺，寬四尺多，誓詞內容有三項：其一是保全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其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其三是子孫不得背棄上述誓言，否則即遭天罰。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被作為“祖宗家法”傳承下去，展示了趙宋政權對文人治國的重視。

與五代相較，宋太祖對文人儒士的寬容政策值得大加讚揚。五代是武人的天下，但對文人儒士並不是一概不用。群雄割據，各務爭勝，即使是書檄往來，也不甘居人之下。各藩鎮之間也常常從書檄中觀察對方得士與否，乃至實力強弱。因而一時之間各藩鎮都紛紛延致名士光耀門庭，尤其推重掌管箋奏的掌書記之官。不過這些掌書記也僅僅是武力的點綴而已，不但得不到真正的重用，而且常遭大禍。其中最慘的當是張式。張式是彰義節度使張彥澤幕府的掌書記。張彥澤為政苛暴，甚至上章請求殺掉自己的兒子。張式以為有傷名教，拒絕為其撰寫奏章，並且再三勸諫阻止。張彥澤不納諫反而暴怒，引弓射殺張式。張式閃身躲避，被迫出逃。張彥澤派二十騎兵追趕，並惡狠狠地說：“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張式曆經艱險到了邠州，節度使李周留下張式。但朝廷畏懼張彥澤，將張式流放商州。張彥澤仍不罷休，派人到朝廷要回張式並對朝廷進行威脅。晉高祖不得已屈服了張彥澤。得到張式後，驍悍殘忍的張彥澤，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殺了張式。類似的事俯拾即是。“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經曆了五代的文人儒士，入宋得到的待遇真可謂天壤之別。

宋大祖尊崇儒家學說，但並不對儒家學說之外的佛教，道教等一律加以排斥，而是采取了兼容並蓄的政策。一方麵停止執行後周毀廢佛寺的政策；另一方麵準許削發為僧，誦讀佛典。宋太祖所奉行的儒釋道兼容並行的政策，為開啟於中晚唐的援佛入儒、糅合佛道思想的新儒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關鍵性的契機，其影響十分深遠。

興學尊儒不僅可以“轉移人心”,而且可以轉移世風，改變唐末五代以來的輕視文人、鄙夷文人的社會風氣尊重讀書人，重視學校教育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