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課 北大精神的源頭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括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北大校長蔡元培回憶錄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掌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製，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了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鍾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麽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地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麵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麵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麵整理英文係。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中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麵；其他學科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線，常常為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並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並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並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絕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根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的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麵，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麵屬理科。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係，廢學長，設係主任。
我素來不讚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麵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20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
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麵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麵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麵都要我複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
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係，本來有若幹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誌，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隻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麵，比較的困難一點。
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係，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係；李仲揆君主持地質係；在化學係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係本已有鍾憲邕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係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
在社會科學方麵，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麵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麵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係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麽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征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曆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征集編纂等務。
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隻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裏、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恒，曆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
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朗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麵遞辭呈，一麵離京。
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地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製，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北大校長胡適給畢業班大學生的演講
這一兩個星期裏，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點，不妨吵吵鬧鬧，社會都能縱容他們，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在這個困難最緊急的年頭，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贈予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許做個防身的錦囊罷!兩個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說《西遊記》和《三國演義》。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極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做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人生的道路上滿是陷阱，墮落的方式很多，總括起來，約有這兩大
類：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裏，往往所用非所學，往往所學全無用處，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混官做。在這種環境裏，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懶，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試驗室，師友的切磋指導，閑暇的工夫，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沒有做學問的環境，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熱誠，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裏，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你在那俘虜牢獄裏，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要防禦這兩方麵的墮落，一麵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麵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麽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隻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認是“問題中人”而非“學術中人”,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隻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謂”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可惜當時青年人最大的問題是養家糊口，生存都是難題，遑論其他?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何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搏衣節食去巴結她。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裏去尋師訪友。
你隻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地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裏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伽利略(Galileo)和牛頓(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裏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裏也不會有什麽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隻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思想主義。
最好的救濟方法隻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意兒，可以叫作業餘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曆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英國19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u)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
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隻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有了這種心愛的玩意兒，你就做六個鍾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鍾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曆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隻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隻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麽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要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隻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
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隻要功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你不信嗎?當拿破侖的軍隊征服普魯士占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作菲希特(Fichte)(今通譯費希特)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複興的。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誌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誌帝國居然實現了。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隻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現實往往是勞而無獲，因此理想也就喪失，心靈也就麻木了。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裏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地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50億法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茵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隻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
(一)、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
(二)、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茵在生物體中的發展；
(三)、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麵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
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
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
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治療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裏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50億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夠永遠有這樣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選自《胡適文集》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北京大學小百科
北京大學校園又稱燕園，位於北京市西郊海澱區東北部，與圓明園、頤和園毗鄰。由於這裏自然地理條件優越，外有西山可借，內有泉水可引，早在金代就成了京郊著名的風景區，同時又是明清兩代封建帝王的“賜園”。1952年全國院係進行調整，北京大學從沙灘遷到燕園，逐漸成為一所側重於基礎科學教學和研究的文理科綜合大學。校園的用地中包括了八個古園遺址，即“勺園”“淑春園”“鳴鶴園”“鏡春園”“朗潤園”“蔚秀園”“承澤園”及“治貝子園”等。其中勺園為明朝末年著名書畫家米萬鍾創建，至今已有380餘年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