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 何謂北大精神

我們研究北大的傳統和精神，就是要研究那些隻有北大獨有或多有而其他大學沒有或少有的東西，那些最能體現價值的東西。

究竟什麽是北大真精神?我們以為，那就是陳寅恪先生概括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精神，包括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等等，而最難能可貴的，則是獨立人格，因為它是獨立精神的基礎。

什麽是獨立人格?先賢曰：“君子群而不黨”;“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士可殺，不可辱”。這就是獨立人格。

先賢們的這種獨立人格，被北大人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形成了自己的校格。我們隻要舉一些北大人的事例，便可看出獨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傳的軌跡。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布詔書，開辦京師大學堂，設立管學大臣總管其事。第一任管學大臣(即京師大學堂校長)孫家鼐算是平安無事，第二任管學大臣許景澄是個開明派，曾出任清政府駐俄、德兩國公使，1900年回國接任管學大臣兼鐵路大臣。

就在這時，發生了“庚子事變”。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在慈禧太後和剛毅等後黨大臣的支持下，肆意燒殺搶掠。代表著“新政”和“洋務”的京師大學堂，自然是被衝擊對象。

義和團在剛毅“學堂皆養漢奸之所”的煽動下，發出揭帖(傳單):“二十九日，將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許景澄與太常寺卿袁昶對西太後導演的這場鬧劇非常反感，兩人在禦前會議上慷慨陳詞，要求取締義和團無法無天的活動，保護使館、學校和鐵路。然而冥頑不化的西太後竟然下令將許、袁二人誅殺。

許景澄在就義之前，從容交代了他經手的京師大學堂款項及有關文件，說是“不可便宜了外人"。因此，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這樣一筆：“景澄以極諫清廷勿信拳眾遭冤殺。”可以說，許景澄是堅持獨立人格而殉難的

第一個北大人。

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由嚴複出任第一任校長。此時的北大，校事一團亂麻。

當時的教育部以經費短缺、管理不善為理由，擬關閉北大。嚴複連續向教育部上了《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和《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陳述北京大學不可停辦的理由：“今世界文明諸國，著名大學多者數十，少者十數。吾國乃並一已成立之大學，尚且不克保存，豈不稍過?”在嚴複的堅持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北大爭得了生存的權利。這是嚴複對北大的貢獻，也是獨立精神的勝利。

袁世凱死後，蔡元培回國，接任北大校長。他從到校就職第一天起，就致力於北大的整頓和改革，把這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最高學府和新型大學，開辟了北大的新紀元，可謂居功至偉。

蔡元培掌校期間，不僅自己總是奉“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為圭臬，而且一直勉勵師生以繼承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傳統為己任，在社會墮落、政治腐敗的濁世中伸張正義，麵對挑戰永不退縮。

蔡元培言傳身教的獨立人格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新中國成立後，這種精神也被北大人繼承下來。為了捍衛真理和學術尊嚴而“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的馬寅初和拒絕批孔的梁漱溟，就是他們之中傑出的代表。

1927年12月，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學會上做過題為《北大之精神》的演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教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種精神當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堅持獨立人格，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末，像一條紅線貫穿於北京大學的曆史進程之中，這才是最具特色的、其他高校沒有或少有的“北大真精神”。

自由之思想，包括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思想自由。自由的傳統，也是從蔡元培掌校後逐漸形成的。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之經驗》一文中闡明了他的辦學思想：“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亦聽他們自由發展。”

1918年11月，他又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對“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即經濟學)之幹涉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製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而不致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

為了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係列整頓和改革：

一、廣攬人才，充實教師陣容。文科方麵，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到校擔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接著又聘請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擔任教授；理科方麵，聘請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鴻雋、朱家驊等有真才實學的名家；法科方麵，則聘請了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鯁生等知名學者。而對於那些不稱職者，哪怕他是皇親國戚或外國人也通通解聘。一時間，北大人才濟濟，群英薈萃。

二、容納異己，尊重學術自由。蔡元培掌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門弟子占領。蔡先生是一位眾所周知的新派人物，然而對於原任教員，隻要他有真才實學，哪怕是被人斥為“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人，如辜鴻銘、劉師培、陳漢章、黃侃等也照樣留用。於是在北大課堂上，便出現了穿西服者與留長辮者同台授課的生動場麵。

三、鼓勵辦刊，提倡社團活動。在蔡元培的鼓勵和支持下，北京大學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至1919年初，北大出版的刊物有《北京大學日刊》《北京大學月刊》《新青年》《每周評論》《國民》《新潮》《新聞周刊》等十餘種；成立的社團有新聞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社、化學研究會、數理學會、音樂會、體育會、技擊會、進德會、雄辯會、平民教育講演團、閱書報社、學餘俱樂部、靜坐社、消費公社等等。這些刊物和社團，為活躍師生思想、參與社會活動提供了園地和場所。

四、大刀闊斧，進行體製改革。諸如擴大文、理科規模，設立各科研究所，改年級製為學分製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實行民主辦學、教授治校。學校設立評議會作為最高領導機關，評議會由校長、各科學長和教授代表組成，教授代表由教授們自行互選，任期一年；各科成立教授會，主任由教授們互選，任期二年；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學校教務處，領導全校的教學工作，教務長由教授會主任互選，任期一年。馬寅初被推舉為

第一任教務長。

以上四個方麵的整頓和改革，可以說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內的一場破舊立新的革命，使學校麵貌煥然一新，迅速呈現出百家爭鳴、生動活潑的局麵。繼蔡元培之後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北大的情形：“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裏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對坐討論，同席笑語。教室裏，座談會上，社交場合，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製度等等問題。”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八個大字，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紮了根，它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

1919年，李大釗在《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寫道：“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麽思想言論，隻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又說：“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我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論自由來破壞危險思想，不要借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這位北大教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的話，說得多麽鏗鏘有力啊!

1923年，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掌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做激烈的辯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各種思想能夠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界壓迫時，就共同來禦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

蔣夢麟的這番話，可謂得蔡元培之真傳，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門生。1935年，時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長的胡適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一文中說，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它的特性有兩種：

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隻認真理，不認個人的利害。這就是我們當時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

他還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都是這個時代(指維多利亞時代)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

所以說，“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才是北大真精神。

北京大學小百科

北京大學擁有眾多學生社團。相當部分的北大學生對社團活京動具有極高的熱情。每年新生入學時，許多社團都在三角地招新，號稱“百團大戰”。北京大學的社團分布較為廣泛，涵蓋了各個領域。曆史較長的社團一般都具有學術研究的性質，而新近成立的百社團則往往比較靠近商業金融等領域，更偏於實用，凸顯了自1978年以來北京大學整體環境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