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權術排異己

開元二十六年(738)六月，忠王璵立為太子。次年九月，太子易名曰紹；天寶三年(744)二月，又改名亨。

由於李林甫最初竭力主張立武惠妃所生的兒子壽王瑁為太子，想不到在武惠妃死後，唐玄宗改變了主意，立李亨為太子。使得身居宰相重位、握有國家大權的李林甫頗不自在，深恐新立的太子對他進行報複，也就結下了怨恨。李林甫與太子李亨間的矛盾，又釀成了朝廷中官僚集團間的衝突。

玄宗立李亨為太子，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考慮。玄宗的目的是不讓宰相與儲君之間的關係扣得太緊，避免形成不利於皇權的政治勢力。

玄宗在立李亨為太子之後，又不撤換與太子結怨甚深的宰相李林甫，使兩者互為製約，暴露了唐玄宗防備儲君勢力膨脹的隱衷。因為唐玄宗本人繼帝位，實際上是他利用政治手腕逼迫而得。

所以，他當了皇帝以後，自然要防備自己的太子。加上玄宗在位的時間長，太子亨的年齡已不小，於是玄宗的戒備心更加重了。顯然，玄宗所安排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周密考慮的，其目的是在於利用雙方的對立、牽製，以便從中操縱。

李亨立為太子，他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隻要不出現重大的差錯，繼位不過是時間問題。但是，就其當時的境遇來說，上受製於玄宗，外朝又是極難對付的李林甫。如果聽其自然發展，勢必受製於人，坐以待斃。何況廢太子瑛的悲慘下場，殷鑒未遠。因此，他采取悄悄地培植自己勢力的隱蔽辦法。他清醒地認識到朝廷中有些官員為了對付李林甫的專權。必然會自然而然地逐步匯聚到自己的周圍來。但是，自己羽翼未豐，行動必須十分小心謹慎。

太子私黨的主要人物是韋堅、李適之、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等人，其中最活躍的是韋堅。韋堅是太子妃兄，開始負責江淮租庸轉運，以通漕有功為玄宗所寵信，“遂有入相之誌”。韋堅又“與李適之善”。李適之是恒山王承韓之孫。承乾即太宗時的廢太子。李適之與李林甫常“爭權不葉”,矛盾頗深。韋堅交結了左相李適之，就使太子亨在朝廷相臣中，取得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這在當時是頗不容易的。

皇甫惟明與王忠嗣是西北重填的軍事長官，手中握有邊鎮重兵，是太子亨在軍事集團中的有力支持者。

玄宗時，由於邊鎮戰爭的長期性，天下軍鎮(九節度使)逐步演變形成三大軍事集團。西北包括安西、北庭和河西、隴右、朔方等節度使，其任務主要是防禦突厥、吐蕃、大食等。河東節度使在天寶初期以前，常參與防禦吐蕃或突厥的戰爭，因而它也屬於西北軍事集團。東北包括範陽、平盧節度使，其任務主要是防禦奚、契丹，河東節度使於天寶後期則屬於這一集團。西南方麵主要是劍南節度使，其主要任務是防禦吐蕃和南詔等。

各軍事集團的鎮將為了自身的利益，都分別在朝廷中尋找靠山。劍南節度使章仇兼諒就曾露骨地說過：“苟無內授，必為所危。”

楊國忠就是由他們派赴長安，與楊氏姊妹勾結起來，以取得楊貴妃的支持而成為他們的內援的。

同樣，朝廷官僚集團中的人物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要在軍鎮集團中尋找支持者，有些人更直接兼任邊鎮的軍事長官。於是，朝廷中不同官僚集團與邊鎮軍事集團糾結起來，互為倚靠，而且壁壘森嚴，各有一定的勢力範圍。

天寶以後，東北諸鎮為安祿山所領，安祿山與李林甫關係十分密切，而且是受其控製的，因而東北諸鎮自然是李林甫集團的勢力範圍。西南邊帥為章仇兼諒和鮮於仲通，與楊國忠關係密切，自然是屬於楊國忠的勢力範圍。

西北諸鎮，在開元末李林甫雖曾遙領過河西、隴右節度使，但時間不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駐鎮這一地區主要的是王忠嗣和皇甫惟明，所以在北軍鎮成了太子亨的勢力範圍。可能是玄宗想利用西北諸鎮的軍事力量，牽製東北安祿山的軍事力量，故不讓李林甫插手，致使逐漸落入太子李亨集團的控製之下，這根可能是玄宗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使邊鎮各軍事力量互相牽製，以便於自己操縱控製。

李亨還在被封為忠王時，於開元二十五年(737)領過朔方大使、單於大都護，而早在開元十八年(730)兼任過河北道元帥之職。當然，這些都隻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沒有與有關的將領發生密切聯係。可是，在李亨當了太子後不久，兩位與他關係非同一般的將軍，即皇甫惟明與王忠嗣分別擔任了河西、隴右節度使和河東、朔方節度使。

皇甫惟明原為忠王府的屬僚，職為“王友”,從五品上，職責是掌陪侍規諷。以後出任邊將，頗有戰功。他見李林甫專權跋扈，冤獄屢興，“意頗不平”。天寶五年(746)正月，皇甫惟明趁回長安奏報戰事情況時，“乘間微勸上(玄宗)去林甫”。

王忠嗣初名訓，父親王海賓是開元初隴右一著名勇將，後戰歿於陳。唐玄宗聞而憐之，遂將年僅九歲的王忠嗣收養於宮中。忠嗣之名即為玄宗所取。其時，李亨年齡與王忠嗣差不多，遂"與之遊處”,兩人從小在一起長大，友情自然是很深的。

王忠嗣長大後，頗有“武略”,玄宗以其勇將後嗣，常與之討論軍事，忠嗣“應對縱橫，皆出意表”,玄宗聽後頗為高興，嘉獎他說“爾後必為良將”。

開元十八年(730)以後，王忠嗣即開始服役於河西、河東軍中。開元二十八年(740),即李亨立為太子後的第二年，王忠嗣當上了河東節度使，擔負起邊帥的重任。不久兼領朔方、河東節度使，以後又兼領河西、隴右節度使。他一身“佩四將印，控製萬裏，勁兵重鎮，皆歸掌握”是位出色的統帥，“得士卒心”,戰功卓著。

他在任河東節度使時，曾對朔州刺史魏林說過：“早與忠王(李亨)同養宮中，我欲遵奉太子"。其政治傾向十分明顯是支持太子李亨的。

西北軍鎮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兵力大大超過東北和西南軍鎮的兵力。皇甫惟明、王忠嗣擁護太子李亨的態度又是如此明朗，因此，不能不使李林甫緊張起來。而唐玄宗對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政治態度似乎也不高興。

很可能就是皇甫惟明“勸上去林甫”時，使他預感到事態的嚴重，感到有必要及時采取措施，阻止太子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天寶五年(746)正月初的事。到了正月十五，一場傾覆太子私黨的大獄，便由李林甫發動，勃然而起。

這天正是長安一年一度的觀燈佳節。入夜，太子李亨出宮門至長安街中遊樂，途中適巧“與(韋)堅相見”。隨之，韋堅又與皇甫惟明“會於景龍觀(位於長安城中崇仁坊)道士之寶”。李林甫早已派遣楊慎矜監視韋堅等人的行動，所以這一切都被楊慎矜所位知。

李林甫得報，立即啟奏玄宗，控告韋堅戚裏與邊帥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玄宗明知韋堅與皇甫惟明“有謀”,但采取了“不顯其罪”的做法，借口以韋堅“幹進不已”、皇甫惟明“離間君臣”等罪名，下製大加責罰。

太子亨的幾個主要黨羽均遭貶抑。玄宗此時的態度還相當克製，還不想株連過多的人，因為罪狀畢竟不十分明顯，他還在靜觀形勢的進一步發展。

先是，韋堅貶縉雲太守，皇甫惟明貶播州川守，李適之則被罷去左相職務，降為太子少保。這時，李適之的兒子卻出麵盛宴請客，可是，所請的客人都畏懼李林甫的凶焰，“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約過半年，韋堅的兩個弟弟韋蘭、韋芝又出麵為其兄訟冤，“且引太子為言”。韋氏兄弟這就是自認了他們與太子李亨有聯係，也就激怒了玄宗，因此，舊案重辦，嚇得太子李亨趕緊表請與韋妃離異，割斷與韋氏兄弟的關係。

玄宗將太子事放在一邊，而再貶韋堅為江夏別駕，韋蘭、韋芝放逐嶺南。而李林甫趁機火上加油，說韋堅與李適之為朋黨，因此再將韋堅長流臨封，李適之貶宜春大守。

此外，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韋瑁(韋堅外甥)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棄物貶竟陵太守。被當作韋堅親黨(太子私黨)坐流貶者數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裴寬即早在天寶三載(744)被李林甫排擠出京的一部尚書，此次再被貶，是李林甫利用這一案件進一步陷害，還是裴寬確為太子黨羽?如果是後者，那麽裴寬為了反對李林甫而投入太子集團，其政治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這一年歲末，太子良娣(太子內宮，從三品)杜氏的父親讚善大夫杜有鄰，與女婿左驍衛兵曹柳劫，皆奉事太子。柳劫喜交結豪俊，與淄川太守裴敦複(此人的背景與裴寬相類),以及當時名士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皆結為友。

後柳劫與杜氏不和，遂誣告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即玄宗)”。玄宗下令嚴查，查下來柳劫乃是首謀。

於是，杜有鄰、柳劫、王曾等都被杖死於大理寺，太子亨被迫出良娣為庶人。裴敦複與李邕在各自的治所被李林甫的爪牙杖死。鄴郡太守王琚，即當年玄宗的親信、開元功臣，因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也被貶江華司馬。此案一出，使“中外震栗”,影響甚大。

李林甫還不肯收手，啟奏玄宗分遺禦使將已貶出京師的太子李亨的黨羽，通通“賜死”,以除後患。玄宗也表示同意。於是，皇甫惟明和韋堅兄弟等人在貶所被殺。

李林甫又派人在青州殺了李邕後，又領命馬不停蹄馳往嶺南，去處決李適之等人。馳至江華，王琚也趕忙服藥自殺，但未能即死，痛苦萬狀，當聞知李林甫的爪牙已抵達時自縊而亡。後來，李適之的兒子迎父喪至洛陽，也被李林甫誣告害死。還有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被貶宜春太守。

李林甫對韋堅非常仇視，將他殺了後還不罷休，又派人沿著漕河在中原及江、淮州縣，羅織韋堅主持漕運時的所謂罪行。

結果遭殃的是一大批無辜小史和平民百姓，被抓的是“綱典船夫”(十船為一綱，以吏為綱，典船夫),“溢於牢獄”,酷吏們“征剝逋負，延及鄰伍”,使許多無辜之人“皆**死於公府”。這場冤獄鬧得漕河沿途的州縣雞犬不寧，直至李林甫死後方才休止。

太子李亨的重要支持人物王忠嗣，在天寶五年(746)時，雖幸免於難，還接任了河西、隴右節度使，稍後又兼河東、朔方節度使，似乎在這場冤獄中可以不被波及了。可是，最後仍沒有逃脫李林甫所布下的羅網。

其時安祿山已被李林甫引為黨羽，日益得到玄宗的寵信和重用。王忠嗣曾“數上言，(安)祿山必反”,李林甫“益惡之”。

天寶六年(747)的十月，玄宗命王忠嗣出兵奪取吐蕃所占據的石堡城。王忠嗣久在邊鎮，熟悉石堡城的情況。

它是一座地形十分險要的軍事要地，易守難攻，吐蕃駐有精兵，防守十分嚴密，若要攻打，唐兵必傷亡太大，“所得不如所亡”。他對玄宗說：“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

王忠嗣認為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製敵，不得亦無害於國”,因而不同意派兵攻打。對此，玄宗“意不快”,遂改派將軍董延光率兵攻打石堡城，命王忠嗣分兵助之。王忠嗣不得已奉詔，但他深知這是一場代價重大的錯誤軍事行動，所以並不盡全力支持。後來董延光果然兵敗而歸，遂怪罪於王忠嗣“阻撓軍計”。

玄宗大怒，李林甫乘機買通已調任濟陽別駕的魏林上告王忠嗣當年曾揚言，“欲擁兵以佐太子”。玄宗聽了雖說“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安也”,但仍將王忠嗣召回京師，令三司審訊。本來王忠嗣是難逃極刑的，由於“特承恩顧”的新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的竭力營救，向玄宗“力除王忠嗣之冤，且請以已官爵贖忠嗣罪”,言與淚俱，辭甚懇切，玄宗被說動了心，王忠嗣這才被免一死貶為漢陽太守。第二年(天寶七年，748年),王忠嗣暴病而死，年僅四十五歲。

至此，太子李亨黨羽的勢力基本上被玄宗和李林甫肅清了。

這起震撼朝廷內外的大獄，一方麵是李林甫一手製造的；另一方麵又是玄宗本人授意和慫恿釀成的。史稱李林甫因太子亨之立，非自己的意思，“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誌”。

然而問題的關鍵還在於唐玄宗。假如玄宗真心實意要支持太子，他就不會計較太子勢力的擴大，更不會容忍李林甫危及太子的地位。縱使大臣與太子之間有矛盾，兩者關係一為君臣，一為父子，按照封建綱常和慣例，玄宗完全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加以調整和妥善處理。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玄宗所采取的措施，是清除太子的黨羽，遭殃的是儲君。得寵的卻是權臣。更何況，李林甫得寵的訣竅，正是在於“善伺上動靜”,“奏對常稱旨”。

因此，李林甫的“動搖東宮之落”,實即窺知了玄宗的心思，才敢放手大膽地打擊支持太子的大臣和軍事將領，他做了玄宗想做而不便親自出麵做的事。

李林甫狡詐，唐玄宗更狡詐，他通過李林甫之手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遭人痛恨和挨罵的卻是李林甫。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楊國忠得勢後，照樣排斥太子亨，也是玄宗繼續猜忌太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