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衣冠拜冕旒”

中國古代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至隋唐時期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中國本身和外部世界都出現了新的因素。

在傳統的絲綢之路方麵，中國與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各國的商業，主要是通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進行的。對於南亞文化、中亞文化，特別是地中海文化(希臘、羅馬、波斯文化)的吸收，則主要是以印度佛教為中介的。當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開辟絲綢之路時，印度佛教由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273—前232)的提倡而成為國教，印度佛教初時尚未有偶象崇拜。

直到4—5世紀(相當於我國三國魏晉時期),印度笈多王朝把阿育王帝國相當大的部分統一起來，使印度出現了被世人頌揚的“黃金時代”。一些最精致的印度雕刻就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5世紀時，印度美術家所畫的壁畫，被認為是印度最完美的藝術。

再看地中海沿岸，羅馬帝國在公元前29—前14年，經奧古斯都、愷撒(屋大維)的統治以後，維持了羅馬二百年的和平，建立了好幾十個興旺的城市，使羅馬的文明和藝術空前興盛。出現了燦爛的羅馬文化，標誌著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的高峰。而此前由於亞曆山大的遠征印度，將希臘文明傳播到了中國的近鄰。

從2—6世紀，在白沙瓦地區(在今巴基斯坦境內)形成了具有希臘藝術風格的印度佛教藝術，又稱印度犍陀羅藝術，在隨印度佛教東傳中國時，對中國藝術產生過重要影響。

因此，可以說這是古希臘藝術傳入中國的主要媒介地。羅馬帝國一度曾分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帝國日漸衰弱，而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王朝)的查士丁尼，在公元6世紀曾經一度恢複了某種統一的局麵。

在地中海南岸的君士坦丁堡，始終是在東方保存希臘文明的一個中心。此外，在絲綢之路上起有重要作用的波斯(伊朗),在薩珊王朝時期重新興旺起來，其時間約在公元前2世紀後期到公元7世紀前期(下限當唐朝初期)。

7世紀開始，阿拉伯半島的人民，在伊斯蘭教的神聖締造者穆罕默德的率領下，開始了對地中海的征服，不久即建立了強大的阿拉伯帝國。

其版圖西及西歐，橫跨亞非，東經中亞，一直延展到印度以及唐朝的邊界(蔥嶺以西)。此外，在相當於唐貞觀年間開始大化革新的日本，和統一了朝鮮半島三國的新羅，也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再從中外交通的通道來看，隋唐以後，阿拉伯、波斯商人循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海的海道，來中國東南沿海經商的人逐漸頻繁起來。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並駕齊驅，大大開拓了中國同時對外開放的通途。

而當時的唐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麵，都處在一個高度繁榮的時代。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外部與內部曆史環境中，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旺局麵。

這時躊躇滿誌的唐玄宗，更是充滿自信，麵向世界，敞開大門，實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推進與中亞、西亞、南亞及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

唐時，亞洲許多國家的使節、貴族、商賈、學者、藝術家和僧侶等，不斷前來中國。唐王朝派往國外的使臣、僧侶及到外國經商的商人，也不絕於途。那時與唐通使交好的國家，主要的有七十多個。其中，還包括地中海沿岸的拂蒜(東羅馬)和北非一些國家。唐廷專設鴻臚寺的機構負責接待各國使節和賓客。

天寶末，長居鴻臚寺的外國人竟有四千多。住在長安的外國人，除了各國的使者、賓客及其眷屬外，還有大量的商人、學者、藝人和僧侶。在長安及東都洛陽等地唐政府設有商館，專門接待外國商人，又設有互市監、市舶司掌管對外商的貿易。在長安西市，有許多波斯胡商開設的店鋪、貨攤，他們長期住在長安，從事貿易或其他活動。

在唐朝太學中，還有為數頗多的外國留學生，有的外國人還在唐政府中擔任官職。有人粗略地統計過，在長安城一百萬人口中，外國人約占百分之二，其中完全穿著唐服與漢人雜居的外國商人將近二千人。總之，長安成為當時著名的國際大都市。

來中國經商最突出的，要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了。他們一部分以駝隊通過傳統的西域絲綢之路，經中亞到達中國的新疆地區，然後轉輾到達長安、洛陽等地；另一部分則從波斯灣沿岸出發，經新辟的海路，行至中國南方的廣州，然後又上溯至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當時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是唐重要的國際貿易口岸。

有關唐朝設市舶司的記載，最早就見於玄宗開元二年(714)。至於遠航印度和波斯灣的中國商船，為數也不少，而且中國商船船板堅厚，形體巨大，深為阿拉伯商人們所喜愛。波斯、阿拉伯商人將西亞所產的珠寶、藥材、香料等名貴物品，運到中國，又從中國運去大量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物，大大促進了中國與西亞人民的經濟交往。

許多波斯、阿拉伯人還在中國一些大城市如廣州等經商，以經營珠寶、藥材、香料等著稱，人數頗多。如安史之亂發生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攻入廣陵(揚州),曾殺“商胡以千數”,可見外國商人在揚州之多。

在揚州的朝商以經營珠寶生意聞名，從《太平廣記》所保存的一些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唐朝貴族官僚和大地主凡欲得珠寶的，差不多都要到揚州去找胡商購買；而遠近有人得了奇寶欲出手的，也必要去揚州找胡商求購。

又如廣州，肅宗乾元元年(758)時，大食(阿拉伯)、波斯曾出兵由海路來圍攻州城，“一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可見當時波斯、阿拉伯與中國海路交通之便利。

及至唐末黃巢起義軍攻占廣州時，曾殺死伊斯蘭教徒、襖教教徒、景教教徒約十二萬人左右，其中以波斯、阿拉伯商人居多，更可見這些胡商在廣州商業經濟中的地位。

至於泉州，也是阿拉伯人大量留居的地方。伊斯蘭教的締造者穆罕默德曾對手下的四大弟子說：“為了追求知識，雖遠在中國，也應該去。”據說這四位弟子後來分別到了廣州、揚州和泉州。其中兩人死後葬在泉州，其墓至今猶在，在泉州至今還保存有以阿拉伯文碑的墓群。

隨著波斯、阿拉伯人的大量湧入，波斯的食品如菠菜、蜜棗、胡餅之類也傳入中國，拂麻(東羅馬)的醫術和吞刀吐火等雜技也介紹到了中國。通過波斯，中國的絲綢又遠銷到拂麻、甚至歐洲大陸。當時東羅馬的皇帝、貴族、婦女都以服用中國絲綢品為榮。中國商人為發展對外貿易，適應西方消費者的需要，在絲織物中還采用了波斯風格的花紋圖案。

天寶十年(751),大食阿拔斯朝建立(史稱黑衣大食),第二年遣使入唐，玄宗特授大食王為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天寶十二年(753)一年中，大食王又接連四次遣使入唐修好。由於玄宗建立了與大食的友好關係，所以安史之亂時，大食曾數次派兵助唐平亂。

唐時，在今蘇聯中亞地帶，有稱為“昭武九姓國”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尋和戊地九國，是唐的羈縻州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善商賈，入唐經商的以這些地區的人為最多。其中，曹、石、米、何、康、安諸地區的人移居長安、洛陽的很多，不少人還在唐廷中擔任過軍政職務，立過戰功。

昭武九姓的音樂舞蹈，對唐的影響也很大。長安樂府伶工的籍屬有米、曹、安、康等地區人。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綱三代以善琵琶著稱；米姓的米嘉榮、米和父子也是善樂中的佼佼者。曹、米兩家成為長安城內的樂舞世家。康姓的康昆侖玄宗時住長安街東，琵琶號稱第一手。

安樂、康樂都列為唐代的國樂；石國的胡騰舞、柘枝舞和康國的胡旋舞傳入長安，深受唐人喜愛。

玄宗時，康、米、史、俱密等部都曾進獻胡族舞女。唐玄宗對這些中亞地區的音樂、舞蹈有濃厚的興趣。此外，西域的馬球在中國傳播頗廣泛。唐皇宮中專門築有馬愁場，唐玄宗也是一位熱衷的愛好者。

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和波斯的景教、摩尼教，也在盛唐時傳入中國。不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以印度佛教的東傳影響最大。佛教從東漢時開始從西域傳入中國內地。至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代，曾出現過兩次佛教興盛**。大批中國僧侶以執著、堅韌的精神，不畏艱辛，徒步萬裏，西入佛教故鄉印度求法。

中國學問僧西行取經的，在3—8世紀中，3世紀後半期二人，4世紀五人，5世紀(南北朝前期)六十一人為最多，6世紀驟減至十四人(主要由於北周滅佛及突厥驟強阻絕西域通道),至7世紀(唐初，也正是印度本土佛教昌明達於極點之時)增至五十六人，至8世紀前半期(恰當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有三十一人。

唐代中國佛教的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律宗四大教派的創立，至開元前也已基本完成。佛教之在中國的傳播，其意義遠不止於佛教本身，還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建築、語言乃至學術思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敦煌、雲崗、麥積山及洛陽龍門石窟的壁畫和雕塑，都有印度北部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影響。而犍陀羅藝術又受有希臘藝術的影響，因此它又成了向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重要中介。

坐落在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凝聚了中國傳統藝術和印度、希臘藝術的精華，成為舉世矚目的東方藝術寶庫。其最初開鑿的時間是在十六國時的前涼永樂八年(353),前距漢武帝始通西域約四百多年；其鼎盛的時代恰在唐朝，而尤以開元、天寶時代居多，作品也更成熟、精彩。此外，起源於唐代的中國傳統小說，也正是由於佛經變文故事的誘發而誕生的。

唐與東南亞的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臘(柬埔寨)等國家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唐代的典章製度和詩歌多傳播到林邑。林邑和真臘向唐贈送的馴象等，深受唐人的喜愛。這種經過特殊訓練的象，會跪拜舞蹈。

玄宗時，每逢宮廷宴會奏樂，必有大象表演的節目。天寶十二年(753),真臘王子曾率隨員訪唐，唐玄宗贈予“果毅都尉”的官號。真臘原稱扶南，富於特色的扶南音樂、舞蹈，傳入中國後，也被唐廷立為國樂之一，還專門在宮中請扶南樂師傳授扶南樂。

在東亞方麵，唐與新羅(朝鮮)、日本的交往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時代。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推進了與唐的友好聯係。新羅商人來唐的很多。一是由朝鮮半島西渡黃海，至山東半島的登州(今蓬萊)登岸，然後取陸路經青(今山東益都)、齊(今山東濟南)、汴州(今河南開封)轉往洛陽、長安；一是沿今山東、蘇北海岸南下，至今江蘇漣水縣入淮河，上溯至楚州(今準安),由此沿運河，西可去汴、洛，再入關中，南可下揚州。

當時，在山東半島的赤山、萊州(今掖縣)等地設有新羅坊，坊中設有總管、翻譯，在楚州則有新羅館，說明這裏曾是新羅僑民聚居的地方。新羅還派大批留學生到長安太學學習，其中不少人還參加過唐廷的科舉考試，有的進士及第後，留在唐政府中供職。

如留存至今為數不多的唐代筆記中，有一本《桂苑筆耕錄》,作者就是新羅人崔致遠。這些新羅留學生大部分學成歸國後，為在朝鮮吸收、傳播唐代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唐初至天寶中，新羅設立專門博士，來研究唐代的醫學、天文和曆法，並開始采用唐朝的曆法。天寶末，新羅仿效唐朝的政治製度改革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機構，以後又采用科舉製來選拔官吏，並以《左傳》《禮記》《孝經》為主要考試科目。

中國的典籍如諸子、《文選》《晉書》及詩文著作大量流入新羅。新羅學者薛聰還創造了“吏讀”法，用漢字作為音符來標記朝鮮語的助詞，幫助人們閱讀漢文。

玄宗對發展唐與新羅的關係十分重視，開元二十五年(737),新羅王逝世，玄宗深知新羅文化較發達，便特意挑選經學家邢疇前往吊祭，並對他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

這說明玄宗對外交事務還是十分關注的。朝鮮的音樂、舞蹈對中國影響很大，高麗樂也是唐朝的國樂之一，在長安還住有不少朝鮮音樂家。

日本與中國原是經由朝鮮半島而交通的，時稱北路。後來，開辟了南路，由日本出發，跨海西行，直接航至中國長江口及蘇北沿海一帶登陸，入揚、楚等州，再經由運河西上洛陽、長安。唐時這條南路運道比北路頻繁。

隋末唐初時，日本正處在由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變革時期，他們對昌盛的唐朝經濟文化極為欣賞，為其本國社會變革的需要，日本政府派出了大批人員來中國求學。還在隋朝時，即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

貞觀五年(631)又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自貞觀五年至開成三年(838)止，共派遣唐使十二批。唐初，遣唐使團人數一般不超過二百人，玄宗執政以後，人數劇增，其中開元五年(717)、開元二十一年(733)和文宗開成三年三批，人數均在五百五十人以上。

遣唐使團的成員有政府官員、留學生、學問僧，還有各行各業的人；可見他們對吸收中國文化的興趣之濃厚。有許多日本留學生在唐朝學習得非常出色，如聞名詩壇的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呂，擅長詩文，和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人友誼頗深，在玄宗前後曾擔任光祿大夫、禦史中丞、秘書監等高官要職。後病逝於長安，終年七十三歲。

中國佛教東傳日本，也極大地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其中貢獻最為卓越的要算天寶年間的鑒真和尚。

鑒真，姓淳於，揚州人，生於睿宗垂拱四年(688)。他對律宗的研究造詣頗深，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

日本聖武天皇通過日本僧人邀請鑒真和尚去日本傳戒，他六次渡海，五經挫折，好幾次差點喪命，最後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於天寶十三年(754)攜弟子終於安全到達日本，時已年近七旬。

鑒真和尚把律宗傳到日本，同時還傳授了中國的佛寺建築、雕塑、繪畫、醫學等技術，對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日本奈良現存的唐括提寺，就是鑒真及其弟子創建的。日本人民敬重鑒真，當他圓寂歸天時，日本弟子專為他塑造了一尊夾紵漆像，至今猶存唐招提寺。日本奈良時代(相當於唐開元、天寶前後),在日本曾興起中國熱，從哲學、文學、書法、美術、音樂、天文、曆法、建築、印刷、武器以至文字等各方麵，都讚美中國，極力向中國文化學習。

在農業生產技術方麵，日本曆史典籍中還保存著唐鍬、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稱。

在文化風俗方麵，唐人的馬愁、角抵、圍棋、飲茶、唐服、端午節、重陽節等，亦先後傳入日本，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具世界意義的要算是造紙術的西傳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造紙術的國家，天寶十年(751),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藝出蔥嶺，與大食軍隊交戰，結果在恒羅斯戰役中失敗，被俘唐兵中有造紙工人，阿拉伯人便利用他們的技術建廠造紙，於是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中亞的撒馬爾罕，又傳到西亞的大馬士革(今敘利亞首都),最後又西傳到了非洲和歐洲大陸。這次造紙術的西傳看似完全出於偶然，其實自有其必然之所在。

當時被俘的唐軍中有一位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侄名叫杜環，在大食住了十年，著有《經行記》一書，提到大食(阿拔斯朝)國都庫法城中，有“綾絹機抒、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訛；織絡者，河東人環、呂禮”。

可見，當時唐人在阿拉伯傳播中國技術的還相當的多。在這樣一種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曆史環境中，中國造紙術的西傳也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世界公認，中國造紙術及之後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發明及西傳，對於世界文化發展的進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總之，在積極的開放政策下，開元、天寶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新的**。世界各國優秀文化的輸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文化；而高度發達的唐代封建文化，也對世界各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這樣一個高度開放的曆史環境中，唐王朝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唐王朝成為當時世界上公認的最強盛的封建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