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和藝術及科學成就
唐代是中國的古典詩歌發展到了高峰的時代。而開元天寶時的詩歌，又是最為光彩奪目的。詩人中最傑出的代表“詩仙”李白與“詩聖”杜甫的重要篇章，就產生在開元、天寶年代。
就詩本身而言，盛唐詩歌的成就，是“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對梁、陳詩風的突破，以及陳子昂、劉知幾文學革新理論的推動下，所取得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封建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和繁榮，豐富了社會生活，也豐富了詩人們的生活，使詩人的眼界大大開闊了。
根據現有的史料可以查知，李白不僅熟悉當時的商業生活，而且熟悉當時的手工業生活。安史之亂後，他在《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中說，金陵(今江蘇南京)“地稱天險，龍盤虎踞”,並著重指出：“況齒革羽毛之所生，梗楠豫章之所出。元龜大貝，充物其中；銀坑鐵冶，連續相屬。
鏟銅陵為金穴，煮海水為鹽山。以征則兵強，以守則國富。”這表明他對於工商業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有著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階級的剝削也加強了，封建經濟關係中的固有矛盾也在不斷深化。特別是民族矛盾的加深，玄宗時邊鎮戰爭的增多，到天寶十四年(755)還爆發了安史之亂。
總之，一方麵是國家前所未有的富庶、強盛，社會生活的繁榮豐富；另一方麵是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正是在這特殊的社會條件下，強烈的悲歡離合、社會的大動亂，也都激發了詩人們前所未有的創作熱情，終於成就了盛唐詩歌的全盛階段。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生於安西都護府之碎葉城(今蘇聯吉爾吉斯境內),幼年隨父遷居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縣),並在四川長大。
他年輕時遨遊全國各地的名山大川，是一位極富浪漫色彩的大詩人。所寫詩歌內容廣泛，想象豐富奇特，風格雄健豪放，語言清新自然。杜甫說他的詩“筆落驚風雨，詩或泣鬼神”,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天寶元年(742),由於吳筠等人的揄揚和推薦，玄宗召他入京。他到長安以後，受到玄宗的優遇，“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但玄宗僅命他為供奉翰林。這是一個專給皇帝作詩玩賞的差使，李白在玄宗身邊經常侍奉陪宴。
李白本有建功立業的抱負，曾想借機得玄宗賞識，以便青雲直上，故奉命作詩相當賣力。然而，玄宗似乎隻賞識李白的詩才，並不認為他有“吏才”,所以，始終沒有給他加官晉爵。
而李白本人住在長安三年，仍然過著狂放的生活，不願迎合權貴，相傳有“龍巾拭吐”“禦手調羹”“(高)力士脫靴”“醉草蠻書”等故事。
由於李白在封建帝王麵前傲岸狂放的態度，對貴戚、大官僚以及高力士之流權勢人物的卑視，因而受到他們的排擠攻擊。
有一次，李白奉命為楊貴妃作詩，在詩中把她比作漢武帝的寵妃趙飛燕，以讚美楊貴妃的姿色，而高力士卻趁機從中挑撥，說是李白故意諷刺。玄宗對李白，也不過是愛其詩名，把他作為自己的禦用文人，自己酒醉飯飽之後，坐在沉香亭畔，“賞名花，對妃子”,讓李白作詩，李龜年唱曲，作為自己的賞樂對象。
但李白不願與朝中權貴苟合，也不滿於那個平庸拘束的供奉差使，遂上疏“乞歸”,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來，李白曾寫過“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很可用來說明他當時的心情。
天寶三年(744),李白離開長安，“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他在其後的流浪漂泊生活中，更感受到了“上層”社會人情冷落，世態炎涼。他在封建社會的政治道路上是碰了壁，但在詩歌藝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中國古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如果李白留在長安長期侍奉玄宗，或許他的詩歌成就將是另一種模樣，不一定會成為今天人們所稱頌的“詩仙”了。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市),生於河南鞏縣。其十三世祖杜預為西晉時儒將，著有《春秋經傳集解》。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的詩人，任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做過兗州司馬及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可見杜甫是出身於有文化和詩歌教養的家庭。天寶三年(744),杜甫三十三歲，與四十四歲的李白相識於東都洛陽，自此結為莫逆之交，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杜詩的最大特點是境界廣闊，思想深厚，同情民生疾苦，其濤雖抒寫個人情懷，但多結合時事，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社會麵貌，所以杜詩有“史詩”的稱譽。他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可是，在政治上卻懷才不遇，坎珂一生。
開元二十三年(735),至洛陽應進士試不第，便北遊今山東、河北一帶，所謂“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天寶中客居長安十年，在玄宗朝中沒有得到一官半職，政治上雖然失敗了，但在詩歌創作方麵卻有了新的突破，在《麗人行》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類作品裏，顯示出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發展。
安史之亂時，杜甫從長安逃到了鳳翔，肅宗任他為左拾遺(諫官),後來又回到長安、華州。乾元二年(759),又從華州一度回到洛陽，將亂後的沿途所見所聞，寫成了《三吏》《三別》兩組詩，在其創作通路上表現了現實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這一年年底，他又到了四川成都，並在成都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自稱為“浣花草堂”,在這裏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嚴武保薦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並請他在節度使署任參謀，所以後人稱他為杜工部。
杜甫用藝術家的筆觸，形象深刻地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篇。李白、杜甫是開元、天寶詩壇中兩顆最瑰麗的詩星。正如韓愈在《調張籍》中所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然而，開元、天寶傑出的詩人，並不隻有李白、杜甫兩位，如賀知章、王之渙、孟浩然、崔顥、王昌齡、白居易、王維、高適、岑參、張繼等人，都是盛唐時代的詩傑。
開元時的宰相張說、張九齡也是聞名於時的詩人。至今在坊間巷閭為老少婦孺習誦的膾炙人口的詩篇，有許多即出於他們之手。如今人誦習的《唐詩三百首》,不論何種版本，所收皆以開元、天寶時的作品居多。
尤為可貴的是，這時還出現了一批善以邊塞兵戎、風情為題材的詩人和作品。如岑參於天寶八年(749)從軍出塞，到了安西(今新疆庫車),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手下管理文書，在那裏任職兩年多時間，才回到長安。
天寶十三年(754),他第二次從軍，任安西北庭節度使判官，隨節度使封常清到了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肅宗至德元
年(756),升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他因職務關係，經常來往於北庭、輪台之間，前後約三年。由於他廣泛地接觸了邊疆生活和兄弟民族的文化風俗以及較多地了解了邊地的軍事情況，使他的詩歌內容和語言風格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外，還有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等，他們都寫下了千古傳頌、膾炙人口的名詩，從他們的詩中可領略到當時的社會內涵。
總之，盛唐時期詩人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輝煌，原因是多方麵的，其與玄宗對詩文的愛好和提倡也是分不開的。唐初帝王皆喜作詩，玄宗更是如此。
《全唐詩》收有其詩一卷，共六十三首。他雖然沒有留下什麽有名的詩篇，但任命著名文人張說、張九齡等為相，朝廷的詔敕大多均出自著名文人之手，對他們的優遇和尊重，在社會上樹立了重視文化的風氣。
另外，還專門在翰林院養了一批詩人，在遊宴時陪侍，有些人隨即轉入仕途，身居高位，也促使一些知識分子向這方麵發展。總之，玄宗個人對詩歌的愛好倡導，對開元天寶時期詩歌的興盛，是起有一定促進作用的。
盛唐時期的雕塑繪畫也有輝煌的成就。在舉世矚目的世界藝術寶庫的敦煌莫高窟，開元、天寶年間的作品數量很多，而且技巧、風格都比初唐時的更成熟、更豐滿。
在繪畫中，人物畫已突破原來以佛像為主題的格局，開始以世俗生活為題材，山水畫也日益興盛起來。最有成就的畫家是吳道子，有“畫聖”之稱。他年未過二十，便已成名，曾在韋嗣立處當小吏，又做過兗州瑕丘(今山東滋陽)縣尉。
浪跡洛陽時，玄宗聞其名，任以內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宮廷作畫。他對於中國水墨畫畫法技巧的革新，貢獻很大。
他在傳統的蘭葉描和粗細一律的鐵線描(西域傳入)之外，創造出一種名為純菜條的筆法。這種線條猶如杭州西湖出產的蓴菜莖，
兩端輕細，中間粗重，渾圓勁挺，富有運動感和節奏感，同時又富於變化，這就大大提高了線條的表現力。
吳道子以這種線條作畫、點畫之間，時見缺落，有筆不周而意周之妙。所畫衣褶，勾出的衣紋飾帶，猶如迎風飄灑，流暢自然，故有“吳帶當風”之譽。
他還發展了梁朝張僧繇運用的暈染法(凹凸法，也是西域傳入的),於焦墨痕中，別施彩色，微分深淺，使畫更富於立體感。傳說他在內殿畫過五條龍，每逢天陰將雨，畫麵上便生煙霧，青龍鱗甲飛動，好似欲騰空而去。
吳道子秉性好酒使氣，**不羈。由於他的畫名轟動兩京，受到人們的推崇，也受到玄宗的重視。他作畫神速，作品甚多，僅在長安、洛陽二地寺觀作壁畫就有三百餘間之多，所畫情狀都不相同：落筆時，或自臂、或從足先起，能不失尺度；寫佛像圓光、屋宇柱梁或彎弓挺刃，都是一筆揮就，不用規矩。
所以，千百年來吳道子久享盛譽，至今民間畫工崇奉他為祖師神，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也特別多。天寶年間，唐玄宗想看四川嘉陵江山水的奇麗景色，命吳道子入蜀寫生。吳道子回長安時卻兩手空空。玄宗召問時，他回答說：“臣無畫稿，唯有腹草。”
玄宗遂讓他在大同殿壁上作畫。吳道子隻用一天時間就畫好了。此前，畫家李思訓也在大同殿內畫過嘉陵山水，用了好幾個月。唐玄宗看了吳道子的畫後讚歎道：“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盡其妙。”
又相傳唐玄宗曾夜夢一巨人捉鬼，醒來後向吳道子說及夢中情況，並命其畫出這一巨人像，吳道子當即遵命畫出。玄宗見後十分驚訝，原來吳道子所畫的與他夢中所見者一模一樣。問他為何人，吳道子說是鍾馗。據說鍾馗捉鬼的畫，即始於吳道子。這類傳說雖然神奇，但卻說明了吳道子繪畫技術的精妙以及繪畫成就之大和影響之深。
畫家李思訓是李唐宗室，玄宗開元初官左武衛大將軍。他不僅字寫得好，而且尤擅長畫山水樹石，筆力遒勁。好寫湍瀨潺浸、雲霞縹緲之景，鳥獸草木亦描繪得十分逼真，而金碧輝映，自成家法，是山水畫的“北宗”之祖。
其子李昭道，官太子中舍。繼承家法，工金碧山水，多點綴鳥獸，並創製海景。作風以工巧繁縟為尚，書畫評論者認為其“筆力”雖“不及思訓”,但亦有“變父之勢，妙又過之”的優點。人稱其父子為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詩人王維也是個畫家，善寫潑墨山水及鬆石，其畫淡雅、精妙，富有詩意，為山水畫南派之祖。曾繪《輞川圖》,山穀鬱鬱盤盤，雲水飛動。北宋蘇軾稱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王維亦善畫人物和肖像。明董其昌認為“文人之耐”自王氏始。據說吳道子對形成水墨山水畫派也有影響，故水墨山水亦稱“吳裝”山水。此外，還有善畫花鳥禽獸的畫家。如韓幹得王維資助，學畫十餘年。善繪佛像、鬼神、人物、花竹，尤善畫馬。玄宗內廄有名馬，韓幹奉命為其畫像，得壯健雄駿之神，當時稱為“獨步”。《照夜白圖》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在書法方麵，繼初唐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孫過庭之後，盛唐時又出現了顏真卿、懷素等大書法家。顏真卿書法初學褚遂良，後從張旭筆法，將篆、隸、行、楷四種筆法融會貫通，創造了方正敦厚、沉著雄渾的新書體，稱為顏體，對後世書法影響極大。
其傳世的《多寶塔碑》和唐後期柳公權的《玄秘塔》,至今仍是學生習字最常用的字帖，世有“顏筋柳骨”之稱。
懷素是個和尚，精心學書，精研勤練，寫壞的禿筆可以築成塚，以“狂草”出名，其書剛勁有力，奔放流暢，是古典浪漫主義書法藝術的珍品。傳說懷素好飲酒，往往酒醉興來，揮手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隨手萬變，而法度具備。後世學他草法的很多。流傳至今的法書有《自敘》《苦筍》等帖。
詩人張旭也是個龍飛鳳舞的草書家。他在寫字前往往喝得大醉後呼喊狂走，然後落筆。有時還以頭濡墨，自視為神，人稱“張顛”。他自言曾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他精通楷法，草書最為知名，逸勢奇狀，連綿回繞，具有新的風格。吳道子、顏真卿都向他學過書法。人們認為懷素的狂草是繼承張旭而形成的，謂“以狂繼顛”,兩人合稱“顛張醉素”。
唐代是人文科學的盛世，自然科學領域卻顯得寂寞。此話不無道理。唐代聞名的科學家能排上的，大概隻有醫藥學家藥王孫思邈和天文曆算家僧一行了。然而，就此二人，開元時代就占了一個，那就是僧一行。
僧一行，原名張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家住長安。年輕時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家中藏有很多圖籍，一行向他借閱揚雄《太玄經》,過了幾天就歸還給他，尹崇感到很奇怪，說道：“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
僧一行回答說：已了解其內容，並拿出自己所撰《太衍玄圖》及《義決》一卷送給尹崇，尹崇大驚，因與一行一起探討書中的深奧道理，大為佩服，由是一行的名聲大起。
武三思曾慕其名想和他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為僧，隱於嵩山，一行就是他的法名。玄宗聞其名，把他召入宮中，安置於光太殿。一天，玄宗聽說一行的記憶力驚人，為了當麵試他，將宮女的花名冊交給他。
一行將花名冊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即交還玄宗，並一一背出其名字。玄宗聽後大為歎服。
玄宗以前的曆律，長期來一直不穩定，而且誤差很大。高宗以後行《麟德曆》,但按該曆推算，月食的時間大部分不合。天文曆法，與人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曆律是一個重要的製度，每逢改朝換代，統治者總是要修訂舊曆，甚至重新頒行新曆。
開元九年(721),唐玄宗命僧一行考究前代諸家家曆法的得失，主持修訂新曆。僧一行受命以後，首先從造儀觀象和實測子午線入手。
一行想重新觀察黃道(星象圖中的赤道)進退的情況，但他到太史臨一看，竟沒有黃道儀。於是一行與率府長史梁令瓚(一位機械製造專家)合作，與工人一起創製了一台銅鐵結構的黃道遊儀，還製成一台水運渾儀，為準確地觀察天象提供了工具。
黃道遊儀是用來觀測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情況的。一行運用這台新儀器，對一百五十餘顆恒星進行了測定，對二十八宿(星群)距天體北極的度數進行了重新測量，結果發現了恒星也在移動的天文現象。
這一天文學史上的重大發現，比英國天文學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的恒星自行的觀點早了將近一千年。一行通過黃道遊儀，還證實了太陽運行速度不均勻的規律，這對製曆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水運渾儀，用滴水做動力，能再現日月星辰運行的天象，還能計時報響，製作技術極為精巧。渾儀上裝有兩個執棰木人和一鍾一鼓，每隔一時辰(兩小時),一木人出來敲鍾，每隔一刻(一晝夜為一百刻，一刻合十四分二十四秒),另一木人出來擊鼓。這種水運渾儀，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鍾了。
開元十二年(724),僧一行倡議組織大批人馬，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實測子午線的天文觀測活動。唐玄宗欣然同意和支持，並命太史監南宮說(也是一位天文學家)協助僧一行主持進行。
當時安排觀測地點共有二十四個，北起蔚州(今山西靈丘),南至林邑(今越南境內順化附近),全長近四千公裏。在這條經線的各個點上，皆立有八尺晷表，在夏至日的正午，按時測量日影的長度。還設計了一種複矩圖的儀器，在夜間同時測量北極星的高度。
此外，僧一行還組織人員在白馬(今河南滑縣舊縣治)、浚儀(今河南開封市)、挾溝(今屬河南)和上蔡(今河南汝南)四個地點的南北距離，一段一段地進行了徒步實測。
通過這次測量，僧一行算出北極高度相差一度，南北相距三百五十一裏八十步(合今129.22公裏),這也就是地球子午線一度的長度。
一行所測，與現代測知的長度110.92公裏相比，雖然還有很大誤差，但他們使用比較科學的方法實測子午線，這在世界天文學史上是一次創舉，他們所測定的數字也是世界上有關子午線的首次實測記錄。外國天文學家從事子午線的測定，要晚九十年。
這次負責測量的人還深入南海觀察，看到了在中國大陸上從來沒看到過的老人星下的粲然群星及南極二十度以上的星象。
在現代科學技術尚未發展起來的一千多年前，能成功地進行規模如此巨大的天文觀測活動，不僅體現了僧一行的卓越才智，以及他精深的天文、曆算知識，也深刻地反映了開元年間的工藝製造水平和數學水平，顯示了開元年間的盛唐景象。
正是當時政治、經濟及文化，特別是自然科學等各方麵的有力配合，為僧一行在天文學上的成就提供了充分的冬件。
開元十五年(727),一行主持修定的新曆終於草成，取名為《大衍曆》。但他卻在這一年不幸逝世，終年四十五歲。第二年，即開元十六年
(728)的八月，已經致仕而仍兼集賢殿學士的特進張說，正式獻上《開元大衍曆》,玄宗遂下令正式頒行。
《大衍曆》以最新的天文觀測成就為依據，係統周密，結構合理，成為當時的一部先進曆法，影響頗大。後來的曆法家幾乎都按照《大衍曆》的結構來編寫曆書，直到明朝末年吸收了西洋曆法後，才有所變易。其影響之深遠，於此可以概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