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盛世享太平

玄宗君臨天下以後，適度地調整了其統治政策，又銳意改革，革除了弊政，促使了社會經濟的極大發展，使唐王朝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即被史家、文人所津津樂道的開元盛世，並用他們那支飽蘸濃墨的筆，熱情洋溢地勾畫出一幅燦爛的、激動人心的開元盛世的美好圖景。

在詩文中，較早謳歌開元盛世的見於杜甫《憶昔行》的一首詩，其中說：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杜甫是唐代一位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生於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卒於代宗大曆元年(766),親身經曆了開元盛世的全部過程。此雖為詩文，但它畢竟也反映了開元時期的現實生活。

唐代著名史學家杜佑在他編撰的巨著《通典》一書中，曾簡要地記載了開元十三年(725)玄宗東封泰山時的情況，他說：“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每鬥至十三文，青、齊州穀每鬥才五文。此後天下無貴物，兩京一石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

東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都有驛驢，賃給旅客乘騎，“倏忽數十裏”。“南至荊、襄州，西至蜀川、涼府，北至太原、範陽，沿途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裏，不持寸刃”。

杜佑生於開元二十三年(735),曾擔任過宰相職務，他在史學方麵尤其重視社會經濟的榮衰。《通典》所記開元十三年(725)的情況，雖非他所目擊，但他畢竟生於開元後期，所撰《通典》也都言之有據，因此，他記載的和實際情況也不至於有多大出入，仍是可信的。

五代、北宋的史家，對開元盛世也有不少熱情的讚譽，其中比較全麵的是五代劉豹所主編的《舊唐書》,他在《玄宗本紀》後評論說：“玄宗罷黜前朝奸佞之臣，以杜其奸；焚毀珠玉錦繡，以戒其奢侈；禁止女樂，放出宮女，以明其教；搜兵而責帥，以明軍法；考課官吏，選賢任能，朝堂之上都是經濟之才；旁求宏偉，進道藝文。他長轡遠馭，誌在於升平。”因此，“貞觀之風，一朝複振”。

當時，小兒皆知禮讓，老人不識兵革。邊境無事，國內太平。最後他又嘖嘖讚歎說：“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逾三紀，可謂太平。”

《舊唐書》的作者都是五代後期人，他們自然不可能目擊開元之治的情況。但在編修《舊唐書》時，尚有唐武宗以前的曆朝實錄；代宗以前，尚有紀傳可作為依據。因此，《舊唐書》的作者對開元盛世的讚美，絕不是毫無根據的信口開河，其所本的仍是唐人記載，大體上是可信以為實的。

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時代，社會經濟的繁榮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是休戚相關的，而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則是農業生產發展的中心環節。所以唐人元結在《問進士》第三條就曾這樣說過：“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

對於開元盛世的耕地麵積，與號稱強盛一時的西漢做了比較，西漢墾田麵積最多的是平帝時期，約為八百二十七萬餘頃，而唐代天寶年間的耕地麵積大約在八百萬頃至八百五十萬頃(依唐畝計算),耕地麵積遠遠超過了西漢。開元盛世的耕地麵積大體與天寶時期相當，如果這種估計不謬的話，那麽，唐代開元時期的耕地麵積要比西漢多出約一百萬頃左右。

另外，從開元年間前後戶口的變化也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如果將開元末年與開元初年的戶口數相比較，戶數約增加了二百三十七萬多，而人口則約增加了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多。戶數平均每年遞增八萬多，人口則平均遞增四十多萬。

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將開元與貞觀時期的戶口增長情況作一比較。貞觀初年戶數不滿三百萬，後來有塞外來投歸者，突厥前後降附者，破高昌所得戶口及新增加戶，至永徽元年(650),戶數達到三百八十萬。

唐太宗君臨天下二十三年，號稱大治，戶數僅增加了八十多萬，平均每年遞增不足四萬戶，尚不及開元時期每年遞增數的二分之一。

可見，開元時期的戶口數增長是很快的。在封建社會裏，戶口的顯著增長又通常是和經濟的繁榮、政治清明與社會安定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在玄宗統治的開元時期，政治安定，吏治清明，經濟高度繁榮，學術文化十分發達；一其疆域遼闊，國威遠揚，四夷賓服，是封建史上的一個大治時期。所以史家說，“貞觀之風，一朝複振”。

平心而論，開元之治在政治上稍遜於貞觀，而經濟文化的繁榮卻不是貞觀之治可以倫比的。因為開元、天寶時期，不僅使唐代進入了鼎盛時期，也是我國封建史上文化發達、經濟繁榮的極盛時期。

開元盛世的出現，是唐初以來政治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李淵在亡隋的基礎上建立了統一的唐王朝，李世民即位後，有鑒於隋朝的覆亡，銳意求治，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刷新了吏治，注意發展生產，實行了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使社會經濟在隋唐之際殘破不堪的廢墟上逐漸恢複，並迅速發展起來。

因此社會上一時出現了“商旅野次，無複盜賊”,“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頻致豐稔，鬥米三四錢”的景象。貞觀之治的出現，為唐代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高宗統治的後期，朝政大權逐漸旁落到武則天的手中。武則天執政後，在著意打擊舊貴族的同時，又盡力拉攏與培置了一批新的官僚勢力，進一步發展了科舉，也招攬了不少人才。

武則天也很重視農業生產，規定地方官“田疇墾辟，家有餘糧”則予以獎拔，如果“為政苛濫，戶口流移”則必加懲罰。在她當政期間，社會還比較安定，戶口增加，農業和手工業繼續發展，故史家稱她雖“僭於上而治於下”。

但是，武則天重用酷吏，濫殺朝臣。她還放手招官，增加了不少冗官濫吏。同時她佞佛，大肆修寺造像，修天樞，鑄九鼎，揮霍無度，又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迫使農民流亡。在川蜀地區，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起義，他們“攻城劫縣”,被統治者誣稱為“光火大賊”。

繼武則天之後的中宗、睿宗都是昏庸之輩，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尖銳，危機四伏，不時發生政治動亂，在治理國家上都沒有什麽起色。

唐玄宗是在亂世之秋登上政治舞台的，在一連串動亂之後，人心思定，民心思治。他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勵精圖治，鏟除積弊，他銳意進取，正身率下，針對現實，積極調整了封建統治政策，穩定政局，恢複封建統治秩序，推行休養生息和發展生產的政策，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形成了開元盛世的大好局麵。

在我們充分肯定玄宗積極的曆史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從唐初以來，社會基本上是安定的，社會經濟是逐步向前發展的，在此基礎上，玄宗把唐代社會向前推進了一步，從而跨入了繁榮鼎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