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開國新政創輝煌 四海一家大融合
唐代是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時代。在魏晉南北朝時，居住在西北部和北部邊遠地區的匈奴、鮮卑、羯、氏、羌等少數民族，於西晉末年大量遷移至黃河流域，與漢族人民錯雜居住；而遭中原喪亂的漢族人民，也有不少遷到北方和西北地區與少數民族混居。
此外，渡江南下的北方人民遷入了原先有大量山越人和蠻族人民居住的荊、揚等州(長江中下遊一帶)。這種長期的、廣泛的民族混居，通過生產勞動和社會交往，互相影響，把各民族間的融合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少數民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進步因素，改變了原來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促使其社會內部的進步發展；而漢族人民也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化的積極因素，給中原經濟、文化的發展，輸入了有益的新鮮血液。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隋唐王朝，民族大融合的勢頭仍在更深入地繼續發展。
唐時，東北、北方、西北、西南等地的靺鞨、契丹、奚、突厥、西域各族及回紇、吐蕃、南詔等民族，都迅速發展起來。他們大多先後不同地擺脫了原始氏族社會階段，進入了奴隸製或農奴製的社會，建立起少數民族的政權，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為祖國邊疆地區的開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他們自身也在這一過程中興旺起來。社會的迅速發展，刺激了他們對中原先進文化的興趣，也引起了唐廷對他們的重視。
在這一時期，唐王朝實行了較少民族歧視的開明政策，各民族間的隔閡，相互間的歧視和仇視，相對來說較少，因此各民族間的大融合、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湧現出了一個新的高朝。盡管這一期間各方之間不乏戰爭殺掠，但民族友好、融合，始終是不可阻擋的主流。
唐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間，仍繼續奉行唐初以來較開明的民族政策，對促進民族融合也有不少重要建樹。開元、天寶年間，唐與吐蕃、突厥和奚、契丹，關係緊張，戰爭也較多。但雙方仍長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民族間的友好交往仍占著主流的地位。
吐蕃自從在鬆讚幹布的統一、改革以後，以一個強盛的奴隸製政權出現在祖國的西部邊疆。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宗室女文成公主進藏，與吐蕃王鬆讚幹布成婚，奠定了漢族、藏族民族友好的基礎。
中宗景龍四年(710),以宗室金城公主進藏嫁給吐蕃棄隸縮讚讚普，雙方在邊界上立碑會盟，唐朝宰相皆在碑上刻名，以示世代友好。文成公主進藏時，除帶去大量金銀、綢絹、珍寶外，還帶去了內地先進的農業技術、生產工具、醫療器械、蔬菜種子等，還有大量經史、詩文、工藝、醫藥、曆法等書籍。高宗時，曾派釀酒、製碾傲、造紙墨的工匠到吐蕃傳授技藝，吐蕃則從內地引進了蠶種。
金城公主入藏時，又帶去締繒各數萬匹，各種工匠及一個龜茲樂隊。當時很多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的國學求學；漢族人民中也有不少入藏。雙方還通過互市，交流物資。吐蕃通過唐廷賞賜和貿易，從內地得到茶
葉、絲綢等物，唐則從吐蕃購買良馬及形製優美奇異的金銀器。甚至吐蕃的赭麵鬆讚幹布風俗也在長安的婦女中有所流傳。
玄宗初即位，吐蕃相岔達延等上書唐宰相，請在邊界會盟。因吐蕃負約，雙方遂於開元二年(714)又發生戰爭，盡管吐蕃統治集團當時恃強悖傲，還是多次派使求和。金城公主還曾親自上書玄宗，求聽修好，並說明吐蕃讚普是真心求和，說：“讚普君臣，欲與天子(玄宗)共署誓刻。”
開元十八年(730),玄宗曾采納皇甫惟明的意見，派他與內侍張元方以探視金城公主的名義出使吐蕃，主動與吐蕃讚普當麵談判結約，讚普大喜，將貞觀以來所得唐皇帝的詔敕皆拿出來給皇甫惟明觀看。
讚普接著又派使者隨皇甫惟明入長安，向玄宗獻表自稱外甥，表文說：“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玄宗見了也很高興，對吐蕃使者優禮相待，賞賜甚厚。又派崔琳充使入藏報聘。並於赤嶺與吐蕃“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當時，吐蕃使者奏雲：金城公主要求唐廷贈送《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玄宗便令秘書省抄寫送去。之後數年，吐蕃歲歲朝貢，不曾犯這。開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工部尚書李曷入使吐蕃。開元二十二年(734),又派將軍李栓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開元二十四年(736)吐蕃貢物，形製奇異，玄宗特意在提蒙門外陳列，“以示百僚”。
開元末至天寶中，雙方關係一度緊張。但雙方聯係並未中斷，仍間有使者往來。天寶十四年(755),讚普乞黎蘇籠獵讚死，其子立。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遠兼禦史中丞為使者入藏，“持節齎國信冊命吊祭之”。
後來安史之亂爆發，玄宗離京行至馬嵬驛時，還遇到吐蕃使者。這充分表明，開元、天寶時期，唐與吐蕃雖經常發生戰爭，但雙方的關係並未中斷，其相互融合的趨勢並未改變。
之後，這種雙方的友好關係在唐代一直延續不斷。據統計，自唐太宗貞觀八年(634)至唐武宗會昌六年(846)的二百一十三年間，唐蕃雙方官員的來往共一百九十餘次。
據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實地考察，探明了當年唐蕃人民友好來往的交通路線。這條古道的主幹是：東起長安，沿渭河西行，越隴山，經泰州(今甘肅天水)、狄道(今臨洮),河州(臨夏)、在鳳林關(炳靈寺)或大河家附近渡黃河入青海，後沿鄯州(今樂都)、鄯城(今西寧市)一線，翻赤嶺(日月山),過尉遲川(倒淌河),往西南方向穿過大非川(切青草原)、那錄驛(大河壩)、暖泉、烈漠海(苦海)等地再過黃河，然後越紫山(巴顏喀拉山)至眾龍驛(清水河),渡厘牛河(長江上遊的通天河)至截支橋(子曲橋東),溯子曲河上至婆驛(子野雲鬆多)以西，沿後來人們所稱的“通藏大道”前行，經悉諾羅驛(當曲北之加力曲),翻越海拔五千米左右的大嶺(唐古拉山)的山口，至閣川驛(藏北那曲)後，經農歌驛(羊八井北)抵達邏些(今拉薩市)。這條長達三千公裏的唐蕃古道，正是漢藏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紐帶，也是漢藏人民友好史的有力見證。
突厥默啜所部，原是東突厥的後裔。唐初東突厥被擊敗後，其部眾曾大量移居河西及豐代、勝代、靈代、夏代、朔代、代代六州地區，稱為降戶。這些降戶與漢族人民雜居。武則天時默啜複起，曾助唐擊敗契丹。以後，武則天還將六州降戶數千帳歸還突厥默啜，並贈送穀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具三千件，鐵四萬斤。默啜可汗反複無常，對唐不斷進行騷擾。
玄宗即位後，開元四年(716),默啜可汗死，毗伽可汗(名小殺)立，自是雙方恢複友好。毗伽可汗乞為玄宗養子。開元十三年(725),玄宗封泰山，毗伽可汗遣其大臣頡利發扈從。途中駐頓時，玄宗常引頡利發等突厥人一起馳射打獵。
開元十五年(727)起，雙方開邊互市，唐廷每年要拿縑帛數十萬匹去買突厥的馬匹，貿易量相當大。雙方和睦相處，不同民族間出現“皆得一處養畜資生，種田末作”的良好情景。
後突厥大臣闕特勤和毗伽可汗先後去世，玄宗皆派使者前往吊祭，為立廟碑。玄宗還親為闕特勤寫碑文。之後突厥貴族內部分裂，至天寶元年(742)被回紇等部擊敗，其一部西遷中亞，大部歸附回紇汗國，另一部則入京師內附唐朝。玄宗親自引見，設宴款待。
契丹原是居住在營州以北，舊鮮卑故地的一狩獵民族，許多風俗與突厥同。其社會尚處在原始氏族部落階段。唐初，契丹內附唐王朝，唐太宗置鬆漠都督府，以其君長為都督，賜姓李氏。契丹別部首帥孫敖曹，曾為隋官，仕至金紫光祿大夫。唐初內附，定居於營州城旁。武則天時，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二部據營州叛唐。
開元三年(715),契丹首領李失活率部落內附，玄宗複置鬆漠都督府，封李失活為鬆漠郡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兼鬆漠都督。其所統八個部落的舊帥，均拜為刺史。
第二年，玄宗又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主嫁給李失活。之後，玄宗又有兩次以宗室外甥女與契丹和親。開元十三年(725),契丹首領也曾隨玄宗東封。盡管後來契丹統治集團成為唐的邊患，但其部落中仍不時有人來歸降，並受到玄宗的冊封。
天寶末，契丹貴族又降附。之後，迄於唐貞元年間，契丹“常間歲來修藩禮。”可見，契丹作為唐藩屬的關係，基本沒有改變。奚的情況與契丹大致相仿。開元、天寶時，仍以其地為饒樂州，其首領多次被封王拜將授為饒樂州都督，與唐亦有和親關係。
開元、天寶時，唐王朝與靺鞨、回紇及南詔先後發展起來的關係也是比較重要的。
靺鞨是滿族的祖先，商周時稱為肅慎，漢魏時稱挹婁，北朝時稱勿吉，隋唐時改稱為靺鞨。其活動的範圍，主要是在東北的白山(長白山)和黑水(黑龍江)地帶。
靺鞨族在經濟生產方麵以農業為主，社會進化較快。隋唐之際，靺鞨已發展成七大部，其中尤以居於南部(北起鬆花江上遊、南至長白山一帶)的粟末部與居於北部(黑龍江中下遊直至東海岸)的黑水部，勢力最強。
粟末部大概已發展到奴隸製的初期階段。它曾一度受高麗役屬，唐初平高麗後，一部分粟末人西遷至營州居住。契丹李盡忠反唐時，粟末部舉眾東還。後來粟末部首領大祚榮建立了政權，國號振。睿宗先天二年(713),唐遣使冊封大作榮為渤海郡王，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都督。
從此，這個政權以渤海為號，每年遣使向唐朝貢，世代向唐請封號。
開元七年(719),大祥榮死，玄宗遣使吊祭，並冊封其子大武藝襲父爵及官職。
渤海政權最盛時，南至朝鮮半島的北部，東抵今蘇聯濱海地區，境內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國都為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縣世環鎮)。
渤海與唐的經濟、文化交往也十分頻繁。從鴨綠江入海，經旅順至登州(今山東蓬萊),是渤海通往唐的水路要道。渤海的特產馬、銅等物，對唐內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渤海政權的政治製度，大抵仿唐製。其貴族子弟有很多到長安的太學求學。渤海國使用漢文，傳入的漢文書籍有《漢書》《三國誌》《晉書》等。在唐文化的影響下渤海文化有很大發展，當時有“海東盛國”之譽。
黑水靺鞨共有十六部，其與唐的關係，主要是在玄宗時奠定的。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在黑水靺鞨內設立黑水軍，以最大的部落為黑水府(在今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市),以其首領為都督，其餘諸部皆為刺史。另外，在黑水府設立長史一職，由唐中央政府委派漢族官員前往就任，這是曆史上中國在黑水靺鞨最早的行政設置。
開元十六年(728),玄宗賜其都督姓李氏，名獻誠，授雲麾將軍兼黑水經略使。自此，黑水靺鞨向唐廷朝貢不絕，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回紇是維吾爾族人的祖先。在漢文史籍中，又被稱為袁紇、韋紇、回鶻、畏兀兒等，這些異稱都是“維吾爾”名稱的異譯。
回紇部眾原遊牧於娑陵水(巴梭格河)和鄂爾洋河流域，後繁衍為九族，史稱“九姓回紇”。隋及唐初，回紇與仆固、渾、拔也古(一作拔野古)、同羅、思緒、契芯羽、阿思結、骨倉屋骨思等部結盟，史稱“九姓鐵勒”,先後受突厥、薛延陀統治。
唐初，曾助唐攻破薛延陀。唐太宗在漠北推行府州製度時，以回紇部為瀚海都督府，以回紇首領為都督。並設立郵路，“通管北方”。唐高宗時，又曾助唐攻破西突厥。突厥默啜之興，回紇與契芯羽、思結、渾等部，經唐允許，內遷甘、涼間居住，受唐保護。
開元中，回紇漸盛，曾一度攻擾唐涼州地帶，後退回烏德犍山地區。至天寶初，突厥政衰，回紇酋長頡利吐發遣使朝後，玄宗封其為奉義王。天寶三年(744),頡利吐發自稱骨咄祿毗伽閥可汗，玄宗因冊為懷仁可汗。第二年，懷仁可汗攻滅突厥，盡有其地，成為漠北的強國。由於唐玄宗與回紇恢複了和好關係，安史之亂時，回紇曾兩次出兵助唐平亂。
回紇政權的政治製度，兼采突厥和唐製。回紇汗國初期尚是不發達的奴隸製國家，在唐封建文化的強大影響下，到8世紀時，它又明顯地跨入了封建社會階段。
回紇汗國一直與唐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其每一位可汗都接受唐廷的冊封。特別是安史之亂平定後，為酬謝回紇統治者出兵相助，唐每年要給回紇絹兩萬匹，回紇則每年向唐提供幾萬匹馬，換取內地的絲絹、茶葉等物。這些大量的絹、茶等物，除自己消費外，有很大一部分遠銷於中亞各地。
安史之亂後，吐蕃曾一度占據了西域和河西地帶，唐和西方的交通受阻。於是，唐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經由回紇往來貿易，回紇一時成為東西交往的重要媒介。
回紇的商業空前活躍，回紇商賈除西行中亞外，到內地的常以千計，他們在長安等地廣置資產，開店鋪，不少人還與漢人通婚，久居不歸。
回紇的文化，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很深。8世紀中葉以前，回紇可汗開始仿照唐的建築修建城市、宮殿，回紇人民也逐漸走向定居生活。大約在9世紀前半期，回紇汗國滅亡，部眾四散。一支內遷河西走廊定居，與漢人融合。另兩支分別送入今新疆吐魯番和天山北路、蔥嶺以西地區。發展成今天的維吾爾民族。
此外，南詔統一六詔後，也是唐玄宗冊封南詔王皮邏閣為雲南王的，時在開元二十六年(738),這就奠定了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民族融合的基礎。盡管天寶後期南詔曾一度反後附於吐蕃，但當時南詔王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複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可見，南詔之對唐的內附，已是曆史趨勢，南詔統一後，在唐的強大影響下，社會經濟發展很迅速，在土地、賦稅、軍隊等製度方麵，均參照唐製。
由於漢族織工進入雲南，南詔的紡織技術也趕上了唐朝內地的水平，其建築也大多仿唐製。現存南詔時期的大理崇聖寺塔，蔚為壯觀，就是漢族工匠設計建成的。南詔還大力傳播儒學，貴族子弟入成都學習，而漢族的詩文、書法在南詔也很流行。
西域諸國，曾是唐與中亞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開元、天寶時，唐王朝對西域的控製基本是穩固的。
在西域有許多以城郭為中心的小國，大多已進入封建社會。立國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高昌(今吐魯番)、焉耆、龜茲(今庫車)、於田(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噶爾)五國最為著名。
唐在此設有安西都護府，統領龜茲、碎葉(今蘇聯烏茲別克境內)、於田、疏勒四鎮，故稱“安西四鎮”。這是唐朝經營西域的重要軍事基地，為維護西域的統一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此外，唐還在天山北路設有北庭都護府，統管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遊牧地區。當時蔥嶺以西、楚河以南、波斯以東的廣大中亞地區，也在唐朝所統轄的西域境內。
西域與唐內地漢民族的文化交流，具有很深的影響。
高昌人中漢人很多，漢文在高昌境內是通行文字。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調等製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施行。
唐還在天山南路大興屯田，使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進一步傳到西域。在焉耆唐王城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曾發現一害藏，內有小米、高粱、麥粉等，還有石碾、鐵犁和鐵鐮等生產工具。在龜茲故地還發現了長達百裏的於渠遺跡和管理水渠的“掬拓所”文書。這些都反映了漢文化對西域人民的深刻影響。
同時，西域的優秀文化對漢文化的影響也十分深刻。龜茲樂、疏勒樂和高昌樂，成為唐王朝國樂的組成部分。龜茲音樂家白明達在唐宮廷內十分出名。以善笛馳譽長安的李暮則是龜茲樂師的弟子。西域的舞蹈在長安更是盛行。對唐繪畫影響頗大的西洋凹凸畫法，就是由於畫家尉遲乙僧傳入的。
此外，西域許多優良食品如高昌葡萄酒等，也在唐時傳入內地。至於在唐代對中國文化產生很大影響的中亞文化，更是經由西域傳入的。所有這些，極大地豐富了唐代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處在這一民族大融合時代的唐玄宗，他所實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繼承了唐初李世民以來“天下一家”的精神的。其特點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
第一，冊封與和親。凡是向唐歸附的少數民族部落，唐廷皆封其首領官爵，或冊封其為王、為可汗；或以其地設立州、府地方行政機構，授其首領為都督(亦稱羈縻州府)。
在羈縻州府中，唐廷間有派漢官前往統領的，但並不向少數民族的百姓征收租賦。總之，仍保持其民族原來的現狀和習俗，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
唐王朝還往往以宗室女與少數民族的首領和親，力圖以婚姻關係來維持、鞏固雙方的和睦。
第二，留京宿衛。有些多數民族的首領親自率眾來長安歸附，玄宗往往授予高官厚祿，多數是任羽林將軍，留京宿衛。有的還享有十分高的待遇。當時在長安唐廷任職的少數民族首領為數頗多。
第三，任用蕃將。唐初大宗李世民曾富於卓見地起用蕃將，其限度是蕃將一般不專方麵之任，在軍中多任副職。但到了唐玄宗時情況起了變化，他在軍隊中起用的蕃將，不僅人數多，而且委以重權，被任為節度使而專統一鎮、甚至數鎮的少數族將領也不少。
如高仙芝，高麗人，天寶時曆任安西節度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突騎施人，天寶時任隴右節度使、加河西節度使，安史之亂時，拜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
又如原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的部將李光弼，則是契丹酋長的後裔(一說中亞安國人),天寶末年以後，成了唐代著名的軍事家之一。還有安思順，營州雜胡，天寶中為朔方節度使。
至於安祿山以蕃將而一身專任三鎮節度使，更是超乎尋常。
總之，玄宗時的軍隊中少數族出身的將領很多。盡管這一政策後來出現了偏差，但它畢竟表明了民族間的大融合，在更深入、更廣闊的領域內擴展著，這是兩晉南北朝和唐初以來民族融合的必然結果。
當然，玄宗時的民族關係並非沒有矛盾的一麵。其時北方遷入塞內的少數民族，在與內地漢族雜居時，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一些民族間的矛盾，但這畢竟不是曆史發展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