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皇權防政變

鞏固皇權，維護王朝萬世之業，是每個皇帝的理想。唐太宗如此，他的曾孫也是一樣。

從隋唐兩朝曆史看來，隻有兩種勢力可以推翻皇帝統治，一是農民起義，因為民能載舟，也能覆舟。

第二種能推倒皇帝之勢力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政變，其中包括武將、貴族、功臣、外戚等反對皇帝的活動。到玄宗即位為止，唐朝共發生四次政變，即玄武門之變、五王政變、太子李重俊政變、明皇反韋武政變。太宗、張柬之等人、唐玄宗發動的政變之所以成功，其共同的原因是掌握了武裝，控製了宮廷北門軍。

開元十餘年間的政治改革，穩定了農業生產，緩和了階級矛盾，社會比較安定，經濟欣欣向榮。但開元十五年(727)以後，政治方麵出現一個嚴重問題，威脅了皇位的安全。

這就是王毛仲與龍武軍將領葛福順、李守德等結成集團，圖謀不軌，這對明皇來說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王毛仲屬高句麗族，其父因犯法，全家被籍沒為官奴，隸屬於臨淄王府。毛仲因“性識明悟”,有武功，便服侍臨淄王。景龍三年(709)冬，王歸長安，以王毛仲、李守德為貼身保鏢，二人對臨淄王也忠心耿耿。

在六月滅韋政變中，王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實際是臨陣脫逃，但當時臨淄王並未嚴加責罰，反倒“超授將軍”。

先天二年(713)七月，在誅滅太平公主的鬥爭中，王毛仲誅滅武黨骨幹蕭至忠與岑羲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並檢校內外閑廄使，晉封霍國公，食實封五百戶。京城有莊宅、奴婢、駝馬、錢帛“不可勝數”。

開元九年(721),毛仲持節任朔方道防禦大使，與大總管王睃、天兵節度使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仙等計會。

毛仲管理軍馬成績卓著，馬匹增加一倍左右。“玄宗益喜”,立即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從開元初到十四年間，隻有四人得此殊榮，毛仲以前有姚崇、宋璟、明皇嶽父王仁皎。

不僅如此，而且明皇還命宰相張說，作《監牧頌》以美之。因此到開元十五、十六年(727—728),王毛仲的名譽地位在武將中最高。但他野心勃勃，公開向玄宗要兵部尚書職位。明皇不答應，毛仲很不滿意，暗地裏發牢騷。

後來有兩件事使玄宗產生戒心，一是毛仲與北門軍龍武將軍關係密切，結為姻親。並與北門軍其他首領結成集團，橫行不法。

王毛仲集團的非法活動已引起朝臣的警惕。開元十六年(728),吏部侍郎齊唆對明皇說：“葛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姻家，小人寵極則奸生，不預圖，且為後患。”說完請玄宗保密，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開元十七年(729),毛仲曾經私自從太原把兵器運到京城。當時嚴挺之任太原少尹，他發現毛仲的反常活動立即密報玄

宗。《舊唐書》第九十九卷《嚴挺之傳》載：“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為不挾敕，毛仲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

嚴挺之為什麽“密奏毛仲牒太原器丈”呢?因為王毛仲“不挾敕”。當時唐朝軍事製度很嚴密，如果有某官要調動十名以上兵丁或十匹戰馬、或十套器仗，必須挾帶三件東西：一皇帝敕書，二兵部給刺史的公文，三兵部發的魚符。地方刺史見了以上三件東西後，把半個魚符與刺史府的魚符合在一起，如果合攏勿誤方允許發兵。如果調器仗、軍馬，也同樣挾帶敕書、兵部公文等。

但嚴廷之是太原少尹(州副長官),他發現王毛仲索器仗時，隻有自己機關“牒”文，而“不挾敕”,查到這種非法舉動後，當然他必須“密奏”玄宗。難道說王毛仲不懂唐朝軍隊的老規矩嗎?這當然不可能。私調器仗可能有“異圖”,可能為政變做準備。

為此大太監高力士對玄宗說：“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這是開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的事。因此玄宗下了決心，於開

元十九年(731)下詔：“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滾州別駕，(葛)福順、(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永州，追賜死。”

玄宗機智果斷地處理了王毛仲、葛福順集團問題，實際是粉碎了一次未遂政變，對鞏固皇權，安定唐朝社會秩序，保證封建經濟發展，具有一定作用。

同時，玄宗著手改組北門禁軍。開元二十六年(738),“析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隸焉”。可見龍武軍是從左右羽林分出來的，並不是由“萬騎”改的。

把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合並為龍武軍，實際是把舊“萬騎”重新組合，幾十名首領已經清除，重新派遣忠於玄宗的人領導龍武軍，即北門四軍，統一由陳玄禮統率，營以上官員當然由陳玄禮派遣，這支軍隊專門負責保衛宮廷、保衛皇帝。

政變勝利的關鍵雖然要掌握武裝，但武裝部隊經常與王公大臣互相結合，而以王公為政變的旗幟，徐敬業的叛亂不就是舉著太子賢的旗幟嗎?睿宗時，太平公主要篡位當女皇，一方麵推薦自己親信入內閣；另一方麵煽動宰相“易東宮”。同時，又鼓動李成器反對太子。因此，皇帝為鞏固自己帝位，總是要警惕王公與功臣，對他們加以控製。

一是嚴禁國家重臣與親王秘密交往。

二是調親王到京城外任刺史。這本來是貞觀年間製度，後來廢棄。玄宗一方麵關心親王生活，但同時又要防止他們與重臣勾結，或被野心家利用，因此決定調親王外任刺史。這件事與姚崇的建議有密切關係。他讓親王都離開京城，把他們與大臣隔離起來，使他們難與朝臣聯合，以防萬一。

親王雖然出任刺史，對各州政務隻領大綱，實際各州政務是由長史司馬管轄。換句話說，親王不過是掛名刺史，沒有實權，從而也不可能在外州搞非法活動，皇權更加鞏固。

功臣權勢擴大以後，威震人主，對皇帝也構成威脅。如果允許他們久居京城，有的人可能圖謀不軌。因此，貞觀時就建立功臣外刺之製。

兵部尚書郭元振，是有勇有謀的名將，屢立戰功。在誅滅太平公主過程中，參與謀劃，功不可沒，威望甚高。但在開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在驪山閱兵式上，以軍容不整為由，立即判元振死刑。由於宰相劉幽求和張說說情，才把郭元振流放新州。

事實上玄宗這樣辦是有意刁難，因為唐朝經過幾次政變以後，把正規的軍事訓練搞亂了，平時缺乏正規操練。開元元年十月突然舉行一個二十萬人大型閱兵式，軍容不可能嚴整，這是時代造成的，不應由兵部尚書一人負責。明皇這樣辦的目的，是要剝奪郭元振的兵權，以防不測。

另一位功臣是劉幽求，一貫反對武黨，忠於明皇。在誅滅韋後過程中參與密謀，而且打入禁宮，除滅韋後。當時下製敕百餘道，皆由幽求起草。後來在誅滅太平公主鬥爭中，幽求又參與謀劃，功勳卓著，大功告成，升任宰相。

到了開元元年十二月，罷相，降為太子少保，已經無權。第二年，由於背後發牢騷，又貶為睦州刺史，後遷杭州刺史。開元三年(715),轉桂陽郡刺史，途中怨憤而死。

鍾紹京，誅韋以前，任苑總監，此苑在玄武門外北側，與宮城連接。他非常熟悉宮城內各殿位置，苑中鑿牆可通內宮。他不僅參與誅韋密謀，而且政變組織者是在他的廨舍集合出發的。

在行動時，紹京派二百餘工匠參加入宮戰鬥，為政變成功建有重大業績。政變成功後，升戶部尚書。但他是這次政變策動者之一，最了解政變底細。玄宗對他存有戒心，可能他怕這些人最善於搞政變，但又無理由殺掉他們，最後決定降為太子詹事。

姚崇投井下石，造紹京謠，說京“發言怨望”,貶綿州刺史。又遭誣陷，貶果州尉。果州是山區，林密人稀，野獸出沒。當時他的勳爵實封已被撤銷，度日艱辛，又轉溫州別駕。

王琚，懷州河內人，為中書侍郎王隱客之孫，堅決反對武三思，準備行刺，受明皇嶽父王同皎賞識。後任諸暨主簿，到京城，通過高僧普潤推薦，得見太子(唐明皇)。時王琚揭露太平公主陰謀，反複說明誅除公主的必要性。

從此以後，助玄宗下定了決心。在誅滅太平公主的鬥爭中，王琚與岐王、薛王、毛仲等同時參加，建立功勳，升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玄宗即位後，有人誹謗王琚，從此被帝疏遠，轉禦史大夫，又貶澤州刺史，削封戶一百。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進士及第，中宗時任吏部侍郎。景雲二年(711),上書反對建金仙、玉真觀，斥員外斜封官，後升副相，常與太子(玄宗)狩獵，以詩諷諭，得太子嘉獎。

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與宰相蕭至忠等密謀政變，魏知古先一日密報太子，使太子提前一天誅滅太平公主之黨，為玄宗奪取政權做出重要貢獻。開元元年後，繼續擔任副相。但姚崇對知古“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相。”

崔日用，中宗時兵部侍郎，韋後謀害中宗以後，日用投靠太子隆基，參與誅滅韋黨，成功後，擢黃門侍郎，參加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後降兗州都督。他發覺太平公主心懷叵測，入京奏事說：“‘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住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製，誰敢不從?忽奸宄得誌，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天子之孝乎?伏請克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

誅滅太平公主集團以後，升崔日用吏部尚書，加實封通前四百戶。後來出為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

從上述情況可知，當年在誅滅韋黨及誅滅太平公主過程中參與密謀、戰鬥的官員，皆一一被玄宗逐出京城，出任刺史、別駕等。為什麽玄宗要這樣做呢?

一是由於這些大臣都是政變專家，最熟悉政變手段、設計等，玄宗稱帝後，如果這些人住在京城，怕他們聯合起來再搞政變。

二是這幾位大臣功勞大威望高，過去與玄宗過從甚密，很難駕馭。從曆史上看，多數君主即位以後都把功臣作為敵人。“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曆來如此，玄宗待部下還算寬厚，隻是將幾個大臣逐出京城，做些小官，並沒有置他們於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