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罰嚴明重法治

唐太宗說：“國家大事，唯賞與罰，假若賞賜了有功者，無功自己老老實實。犯罪之人及時受到懲罰，那些作惡的人就會懸崖勒馬。”

太宗非常重視法治，把法治作為施政綱領之一，用賞罰兩種手段促進各種事業的前進。唐玄宗繼承其曾祖治國之道，也很重視法治。他明確指出：“有善必賞，所以勸能。有罪必誅，所以懲惡。”

營州都督府原在柳城，武周時期，契丹奴隸主入營州掠奪，並搶占營州，原州府僑遷漁陽。開元五年(717),契丹歸複，當時玄宗欲複營州舊城，宋璟不同意。當時營州都督上奏，反複說明恢複舊城的必要性。結果取得玄宗的支持，敕令宋慶禮、薑師度充使督工，於柳州重建營州城，三十天完工。並開營田八十餘區，數年之間，“倉廩豐實，居人漸殷”。不久，宋慶禮升任禦史中丞。

同州刺史薑師度，開元初年任陝州刺史。當時陝州糧倉是長安與洛陽間最大倉儲基地，是京城糧食重要來源之一。但運糧艱難，必須先把糧食從倉城運到河邊，然後裝船，需用大量運力和時間。

薑師度為了解決這一困難，組織勞力掘一條地道，從倉城直接把糧食注入地道直達河邊，然後裝船起航。這樣做既節省時間，又減少運費，為國家立了大功。

後調任河中尹，當時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率部卒努力開拓，疏通水道，設置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又轉同州刺史，在朝邑、河西交界處，利用古代的通靈陂，引雒水及黃河水灌溉，開稻田兩萬餘畝，內置屯十餘所，年收獲萬計，升將作大匠，主管全國建設事業，並賜帛三百匹。

對於那些貪贓枉法之徒，不論職位高低，玄宗皆繩之以法。如刺史裴景先，因貪汙五千匹絹，被判處死刑。

宰相、太子太師蕭嵩，在京郊置莊田，地盡膏腴，畝值千金。他用數百畝田賄賂太監牛仙童。事發後，貶青州刺史。

營州刺史張守珪，曾建立戰功。後來欺騙朝廷，謊報軍情。並賄賂太監牛仙童，貶括州刺史。

幽州長史趙含章，盜竊國家物資。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趙含章賄賂，事發以後，敕令在朝堂杖打後流放滾州，後在途中被賜死。

供奉侏儒黃觚，聰明伶俐，經常侍奉於玄宗左右。某日遲到，玄宗問其遲到原因，他回答說：“途中遇見捕盜官，他與我爭路，我很生氣，把他拉下馬來，爭吵一陣。"不到半個時辰，那捕盜官來上告，黃觚判刑，被亂棍打死。

類似以上之事很多，難以盡述。

唐朝建國時期功臣很多，當時食實封者隻有二三十家，每家封戶最多一千。武則天掌權以後，為收買貴族、官僚的支持，任意增加實封之家，擴大封家的稅戶。

到中宗複位之時，全國實封之家增加到一百四十餘戶，每家貴族最多有七千戶，實封貴族比唐初增加四五倍。貴族封戶擴大七倍，特別是武氏諸王、公主封戶增加最多。

神龍元年至景雲二年(705—711),中宗、韋後、睿宗為了收買貴族、官僚，大批賞賜親王、郡王、公主。相王李旦、太平公主過去食實封各三千戶，中宗朝增至五千戶。其他親王公主一般在一千戶以上。睿宗時，太平公主食實封一萬戶。

玄宗即位以後，最初也給親王加恩。宋王成器食實封五千五百戶，岐王隆範、薛王隆業各五千戶，邠王守禮一千八百戶，皇妹公主一千戶。

武周、中宗時期不僅實封貴族大增，而且封家自己派人到封地直接向百姓征收租調，並在租調以外多收“裹頭”,弄得州縣騷擾，民不聊生。

玄宗鑒於上述情況，開元初年進行了改革，具體內容包括三方麵：

第一，在誅滅武、韋諸王以後，不再濫封王爵。

第二，減實封貴族的封戶定額，玄宗對無故要求增加封戶的貴族說：“百姓租賦，非我所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汝何為功，而索多戶耶?使知儉嗇，不亦可乎?”雖然如此，為了照顧親族，開元以前王公封戶，一般仍留原額。但開元以後王公的封戶，卻大量減縮，親王最多二千戶，公主一千戶。

第三，禁止王公貴族直接到封地向封戶征收租調，由太府寺統一發放。

打擊不法貴族。薛王業內弟王仙童，仗勢欺壓百姓，被禦史彈劾。薛王代為說情。玄宗置之不理，並敕令由中書、門下省複審。姚崇、宋璟上奏說：“仙童罪狀明白，禦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舍。”當時明皇決定依法懲辦王仙童，“由是貴戚束手”。

又如，李元紘任京兆尹時，“諸王權要之家，皆緣鄭、白渠立礎，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倡導儉約限製奢侈。開元二年(714)七月，玄宗決心改變宮內外奢靡之風。敕令“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勿得服珠玉錦繡”。

不僅製止宮內奢風，文武百官也必須厲行節約。限令“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官，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丈夫，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這次玄宗下令焚毀的珠玉錦繡，雖屬宮廷內部之事，並非全國。但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想移風易俗，改善社會不良風氣，對全國影響很大。他不僅毀了宮廷現有的珠玉、錦繡，後來太監、“胡人”又搞珍禽、珠玉，在大臣批評指責下，玄宗也照常禁止。說明在開元前期，玄宗決心革除奢風返璞歸真。

打擊佛教勢力，擴大朝廷稅源。武則天為了利用佛教製造篡位輿論，在各州都設立大雲寺。中宗時期，寺院進一步增多。

當時，高僧不僅兼並民田，而且逃避稅役。左拾遺辛替否說：“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由於造寺不止，枉費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從而“使國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左拾遺雖然說得情真意切、有理有據，但朝廷卻置若罔聞。

玄宗即位以後，接受姚崇建議，於開元二年(714)正月，敕令沙汰僧尼一萬二千餘人。二月，又令“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修葺者，請有陳牒檢視，然後聽之”。並且一再告誡，禁止貴戚百官之家與僧尼道士往來，禁止民間造佛寫經。

最後是嚴禁厚葬，玄宗頒布了《禁厚葬製》,談到有些人把墳墓建成田園，名為下帳。"又明器等物，皆兢驕侈，失禮違令，殊非所宜，戮屍暴骸，實由於此。”今後有司“宜令所習，據品令高下，明為節製。明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凡諸送終之具，並不得以金銀為飾。如有違者，先決杖一百。州縣長官，不能舉察，並貶授遠官”。

由此可見禁止厚葬的詔令並非一般號召，而是嚴肅的禁令，對葬家及地方官員都作出具體規定，違者以法律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