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賢用能喜納諫
唐太宗特別重視宰相的人選，即位之初，啟用房玄齡、杜如晦為相。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各有所長，玄齡善於謀劃，如晦長於決斷。史稱“房謀杜斷”,皆為良相。貞觀時期很多製度政策都是由他們兩人製定，房玄齡、杜如晦是太宗得力助手。每議國政，太宗便說“非如晦莫能籌劃”,及如晦至終用玄齡之策。
兩位宰相關係密切，同心濟謀，共佐太宗。史書將房玄齡、杜如晦二人比之於管仲、鮑叔、子產、罕虎。除了房玄齡、杜如晦以外，魏徵、馬周、長孫無忌等人，各有所長，不僅對國事盡心竭力，而且對太宗都敢諫諍。
“貞觀之治”的出現，和幾位賢相的努力有密切關係。唐玄宗有鑒於此，即位以後十分重視宰相的人選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姚崇，崇製科出身，武周、中宗時兩度出任宰相，他是正直而又有才幹的大臣。處理很多軍國大事政績卓著，聲望很高，受朝臣的擁戴。中宗複位以後，在姚崇倡議下，糾正不少弊政。
睿宗時姚崇曾任揚州長史，由於為政有方，關心民瘓，受民眾愛戴。在他離任時，大量官民流淚攔住馬頭挽留，最後把他的馬鞭、馬鐙留作紀念。新上任的長史聽到這件事上報朝廷，睿宗為此賞他黃金一千兩。後來，揚州人民為他立了德政碑。
姚崇兼備文才武略，任兵部尚書後對全國軍備非常熟悉，如數家珍。不僅如此，他曾參與張柬之等誅滅二張密謀，立有功勳。開元元年(711)十月，姚崇出任宰相時，向玄宗提出十項建議，取得玄宗同意，後來變成他的施政綱領。宋璟、張嘉貞、源乾曜等宰相也加以貫徹執行，促成了“開元之治”。
玄宗為了治理好國家，非常尊重姚崇，每次在便殿接見時，都站起來迎接，走時送出門外。有一天，玄宗想找姚崇討論政務，趕上天降大雨，路上泥水很深，玄宗專門令太監準備轎子把姚崇抬到宮裏。
姚崇家庭窮困，京城沒有私宅，臨時住在小廟裏。玄宗了解情況以後，立刻派人把他家搬進“四方館”(政府機關辦公處),使姚崇很受感動。
姚崇雖為賢相，但也有缺點，對自己子弟管教不嚴。其長子姚彝，任光祿少卿。次子異，任宗正少卿，廣泛結交賓客，收受賄賂。崇親信趙誨，收外國人重禮，被人揭發，判處死刑。由於姚崇出麵說情，結果免死，杖打一百，流放嶺南。當時朝中反對派對姚崇議論紛紛。因此辭去宰相職，推薦宋璟為相。姚崇雖然不當宰相了，但仍受朝廷優禮，玄宗常以國事谘詢。開元九年(721)逝世，遺囑薄葬，闡明信佛之害，不許子孫延請僧道，不許抄經造像追薦冥福。
開元初年與姚崇共事的副相是盧懷貞，滑州人，出身名門，進士及第。中宗時，曾任禦史中丞，專門監察各級官員。升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管東都銓選事。開元元年(713)升任副相。他與姚崇共掌軍國大政，勵行法治。懷貞謙虛謹慎，重大事務都請姚崇決定。他任人唯賢，曾推薦馬懷素任玄宗侍讀，後來馬懷素對發展文化做出貢獻。為官清廉，所得俸祿常分給貧困親故。到東都銓選官吏時，全部衣物隻裝一個布袋裏。
開元四年(716)十一月，患病在家，宋璟、盧從願奉敕探視，見他家隻用破竹簾，門上無門簾。當刮風下雨時，隻用破竹簾擋風雨。他招待客人吃飯，隻用兩盤素菜。死後因家貧無錢下葬。他的老家人，請自己賣身為奴為他籌措安葬費用。後被玄宗知道後，賜他家二百石糧、一百匹絹。
某天，玄宗狩獵時，經過懷貞墓地，看見無一塊墓碑，凝視很久，流下淚來。立即令蘇翅撰碑銘，自己書寫碑文。唐明皇任用這種人為宰相是非常正確的。宋代著名史學家司馬光說：“崇，唐之賢相，懷貞與之同心戮力，以濟玄宗太平之政。”
繼任宰相是宋璟，副相蘇遇。璟刑州南和人，進士及第。開元四年(716)十二月上任。宋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武周時曾任監督官員的副長官禦史中丞，當時武則天寵臣張易之被告策劃謀反，璟認真處理，後被武則天開脫得免。
中宗時，任吏部侍郎，主管人事工作，朝廷“嘉其直”。睿宗時任宰相。當時玄宗為太子，太平公主欲奪帝位，拒太子。她向宰相宋璟等人散布“易東宮”的輿論。
宋璟當即明確表態：“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之主也，安得異議?”他與姚崇共同向睿宗建議，“出公主諸王於外”,睿宗不聽，罷璟相位，貶楚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開元初，任京兆尹，即京城長官，晉禦史大夫。後被讒毀，降為睦州刺史。
開元四年(716)末，由姚崇推任宰相。宋璟繼續執行姚崇提出由玄宗批準的政治改革十大綱領，使開元政治更加清明。史稱“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曲意聽納。”“姚崇善應變，以成天子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子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光也。”
開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因處理惡錢問題引起朝野攻擊，罷相。繼任者是張嘉貞與源乾曜、張說。張嘉貞係範陽舊姓，生於滑州猗氏縣，明經及第。武周時由監察禦史轉兵部員外郎，曆秦州都督、並州長史，為政嚴肅，被人吏所畏。
開元初年，因奏事入京，玄宗聞其善政，“數加賞慰”。開元八年正月，升任宰相。他任相三年，“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乘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勵己精勵，緬懷故實，未嚐有乏”。嘉貞雖然長期擔任高官顯職，但為政清廉，不置田園。雖當大官，但妻子兒女卻仍然過著清貧生活。雖得不少俸祿，多給貧窮親故。
副相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進士及第。睿宗時，任諫議大夫。開元初年，任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升戶部侍郎，助尚書理財政。他“政存寬簡，不嚴而治”。開元八年(720)春，任副相。他主張京官勢要子弟，應出任外官。玄宗支持他的建議，後來，其長子弼，由河南府參軍轉絳州司功。次子由太祝調鄭縣尉，得到玄宗讚揚。在源乾曜的帶頭之下，當時“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源乾曜在朝中十年，先後與張嘉貞、張說等共事，“不與之爭權，每事必推讓之”。彼此通力合作，共襄玄宗大業。宋朝著名史學家歐陽修說：“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倦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者，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
張嘉貞去職後，任張說為相，河南人氏，進士及第，為唐朝文學家之一。武周時參加武則天主持的廷試，在近萬人中名列榜首，立即任太子校書、右補闕。
長安初年，參加修《三教珠英》。後遷右史、考功員外郎，主張科舉考試。升鳳閣舍人(中書舍人),公開為魏元忠辯誣，反對武黨，得罪武則天，流放欽州。玄宗為太子時，任侍讀，“深見親敬”。開元元年(713)後，因與親王謀，反對姚崇為相，貶相州刺史，後轉禦史大夫。
開元九年(721),繼張嘉貞為宰相。張說與姚、宋不同，他是文學家，玄宗當時之所以請張說為相，是由於開元元年以來八年多的政治改革取得顯著成效，國家欣欣向榮，天下出現太平景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事業也跟著興盛。重用文學之士，必然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張說是當時文壇領袖人物，他兼任集賢院期間，引用大量文采之士。如韋述、賀知章、徐安貞等人。韋述兼綜文史二者之長，賀知章“少以文詞知名”。進士及第以後，晚年“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鹹有可觀”。徐安貞則“尤善五言詩，嚐應製舉，一歲三推甲科”,後掌知製誥，尤負盛名。其他由張說所提拔之人，也皆以文詞知名。開元十一年(723),張說兼任修書使，徐堅輔佐。羅致全國知名學者，編寫、整理、抄錄各種圖書，為唐朝文化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開元十四年(726)四月，張說罷相，李元紘繼任，杜暹、源乾曜為副相。李元紘係長安萬年人，前後任宰相三年。中宗時，曾任好疇縣令，賦役均平，社會安定，後轉潤州司馬。
在離任之際，走出百裏後仍有群眾攔路，乞求他留任。開元四年(716),任京兆尹，管京城及附近各縣。他擔任宰相以後，杜絕請托，禁止走後門者當官，不少人都很怕他。
當時朝廷撤銷各級官員職田，有人建議用以開置屯田區。李元紘認為，開屯田要騷擾百姓，結果把田地按均田製分給農民使用。他家生活質樸，為官多年，“不改第宅，仆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賞賜，分給貧困親族，得到宰相宋璟的讚許。
以上就是開元前期的正副宰相，他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公正廉明、能忠實執行明皇與姚崇共同製定的十項政治綱領，對撥亂反正、安定政局、恢複發展農業生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二，幾位宰相都擔任過地方官員，比較了解民情，了解社會實際，對他們製定政策非常有利。
第三，每位宰相任期不長，一般都在三年左右，這對於刷新政治、防止個人專權，具有製約作用，對鞏固中央集權有利。
第四，宰相的年齡都比較年輕，姚崇年齡最大者不過六十三歲，張嘉貞五十四歲，宋璟五十三歲，蘇翅四十六歲，盧懷貞五十餘歲。他們精力充沛，活動能力強，有幹勁，對政治改革有利。
唐太宗認為，都督刺史是親民之官，“實理亂所係，尤須得人。”他把全國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隨時記錄他們的業績和缺點，以便升降。玄宗不僅親自召見地方官，而且對他們提出明確要求，指出努力方向，讓他們知道如果業績卓著，當給予“非常賞”,“若不達意，苟複因循，亦當有非常罰”。
開元四年(716)四月，有人向明皇密報：“今歲吏部考試太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這件事引起唐明皇高度重視，當新授縣令進宮拜謝皇帝那天，玄宗突然敕令全體新縣令立即到宣政殿集合，參加考試，“問策一道”。
當時參加考試者共二百餘人，結果考試合格者僅一百餘人，甚至還有交白卷者。最後宣布處理決定，其中二十五名落第者“還舊官”,四十五名成績最劣者“放歸學問”,名列榜首者是鄄城令韋濟，調任京郊醴泉縣令。
當時玄宗不僅處分了落第官員，對主持縣令考試的吏部有關人員，也予以懲處。吏部侍郎盧從願，降為豫州刺史，另一位侍郎降為滑州刺史，限期離京。
這件事對朝野震動很大，使吏部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玄宗讓中央官員與地方官互相交流，以提高地方官員的素質，促進地方官工作的效率；同時也使京官了解下情，了解百姓的需要，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
開元二年(714)正月，唐明皇在《黜陟內外官製》中指出：“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跡著。不賢者任之，則怨苦之聲作。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頻有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常式。”
這件事牽涉麵廣，直接關係京官個人利益，積重難反，阻力很大。京官中不少人是貴胄子弟，他們的意見隨時可傳到宮內。但唐明皇決心很大，於開元六年(718)第二次下詔，指示朝中有關機構說：“自今以後，兼向京官兩敘，諸司清望宮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簡授。其台郎下除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選取。即宜敘擇，以副朕懷。”
開元十二年(724),玄宗又強調京官與守令互換之事，可見他改革吏治的決心十分堅定，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開元六年以後，京官有一百餘人去到地方任職，其中著名者如大理寺卿源光裕，出任鄭州刺史。吏部侍郎許景先，出任虢州刺史。兵部侍郎寇瀚，出任宋州刺史。禮部侍郎鄭溫倚，出任鄰州刺史。大理寺少卿袁文靜，出任杭州刺史。鴻臚少卿崔誌廉，出任襄州刺史。衛尉少卿李升期，出任邢州刺史。太仆少卿鄭放，出任定州刺史。國子司業蔣挺，出任湖州刺史。左衛將軍裴觀，出任滄州刺史。衛率崔誠，出任遂州刺史。此外，還有禮部侍郎韓休、吏部侍郎王丘、中書舍人齊等也先後出任刺史。
在中央官員離京之時，舉行盛大的踐行式典。屆時玄宗“詔宰相、諸王、禦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坊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具給紙筆令自賦，齎絹三千遣之”。
京官外出任刺史以後，很多人做出成績。例如，汴州過去的刺史“數不稱職”,中書舍人齊調任汴州任刺史以後，清理河道，改善運輸，使汴州改變了麵貌。
到玄宗封禪過汴州時，“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駝亦數萬，所頓彌數十裏。列長棚，帝幕連亙，上食數千輿，納管鑰，身進膳，帝以為知禮，甚喜!為留三日，賜絹二千匹。以徐城險急，鑿渠十八裏，入青水，人便其漕”。
韓休以禮部侍郎出任虢州刺史，虢州位於東西都中間，農民除了負擔正常的租調以外，還要給閑廄出草料，本州農民負擔過重。韓休到任後，“奏請均配餘州”,以均平草料的負擔。時宰相張說不同意，韓休又上奏，結果玄宗準奏，為虢州人民辦一件大好事。
開元十一年(723),王丘以黃門侍郎調任懷州刺史，他“在職清嚴，人吏皆畏慕之”。
最後，加強對各級官員的考選審核工作。明皇為此專門頒布了《整飭吏治詔》,規定“每年十月，委當地按察使較量理行殿最，從第一等至五等奏聞較考”。上等為最，下等為殿。中間三等，以次定優劣。改轉日憑唐明為升降。
縣令每年選舉人內準前條訪擇補置。在任有術一任申，使狀有兩請兼戶口複業帶上考者，選日優與內官。“刺史第一等量與京官。若要在州未可除改者，紫微黃門(按即中書門下省)簡勘奏聞，當加優賞。京官不曾任州縣官者，不得任台省官。吏部銓選委任尤重。比雖守職，務在循常。選日拔擢一、二千人，不須限以資次，必須究其聲實。不得妄相汲引。”
開元元年(713)十月，姚崇建議：“凡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玄宗回答說：“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他言而有信，第二年正月向朝野主動征求意見，頒布了《求言詔》。
詔令的頒布，說明玄宗納諫的誠意，對朝臣廣開進諫之門，從而使各級官員打消了疑慮。
玄宗不僅表示虛心納諫的姿態，而且有實際行動，如恢複貞觀年間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製度。
開元六年(718)七月，玄宗又重申：“百官及奏事，皆合對仗公言。比日以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製，告語令知如緣曹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可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玄宗所謂“舊製”即貞觀製度，就是說除了特殊機密及瑣事外，一律在朝堂當著諫官、史官的麵公開上奏。這樣一來，除正副宰相外，諫議大夫、左右拾遺、左右補闕以及史官等，都可以參加政事堂會議。
允許諫官史官參加宰相議事，一方麵便於了解正副宰相的活動，便於監督。同時便於及時提出意見，使朝廷政策更能符合實際，減少失誤。
開元年間納諫的事例很多，如開元二年(714)二月，皇兄李成義請明皇將自己屬下九品流外員閻楚生提升為正七品官，最初玄宗表示同意。
當時，姚崇、盧懷貞說：“過去陛下有旨說王公、駙馬所奏請，沒有陛下親手指示無效。臣以為量才授官應由吏部辦理，如果用官爵贈送給家族親友，豈不是重複中宗隨便任官的弊端，這樣做朝廷製度就搞亂了。”唐明皇因此沒有提升閻楚生，從此堵住後門。
開元二年六月，玄宗準備給其生母竇氏的靖陵建立紀念碑，已下敕征工征料，當時汝州刺史韋湊建議說：“自古陵園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動功。”結果從此“工役乃止”。
開元四年(716)正月，皇後的妹夫尚衣奉禦長孫昕，因瑣事對禦史大夫李傑有意見，長孫昕約自己親信楊仙玉，在京城一條胡同裏打了李傑。李傑上報玄宗說：“我個人被打不僅自己受罪，實際是朝廷被汙辱!”玄宗看了他的奏章以後大怒，立即敕令逮捕長孫昕、楊仙玉，在朝堂上把他們二人用亂棍打死。
不僅如此，而且還安撫了李傑，希望李傑仍要堅持剛直不阿，不要怕惡人。
同年五月，由吏部新錄取的數百名縣令進宮謝恩，事先有人上告說，今年吏部有人舞弊，所錄取的縣令中，很多人不合格。在新縣令入宮之日，玄宗把他們集中起來，自己出題複試，結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落第。玄宗立即取消這些人的縣令資格，“放歸學問”。
開元四年(716)二月，宮內派太監到江南羅捕珍禽鶿鵲、鴻鶉，欲置宮苑玩賞，途中煩擾百姓。路過汴州時，刺史倪若水給玄宗上奏說：“目前正值農忙，而太監卻到江南羅捕珍禽以供宮苑玩賞，他們來往江南，水陸傳送，勞民傷財。途中百姓都認為陛下賤人貴鳥。”
玄宗看了若水奏疏，立即敕令放掉珍禽，懲辦太監，表彰了汴州刺史倪若水，並賜他四十段絹。
同年五月，有一南海方麵來的“胡人”,上奏說他們那裏盛產珍奇寶物，價格便宜，請玄宗派人去做珠寶生意。獅子國(斯裏蘭卡)還有會煉丹的老嫗，最好把她請到皇宮服務。玄宗動了心，立即派禦史楊範臣和那個“胡人”同去。
當時範臣諫阻說：“陛下前年焚燒珠玉錦繡，示不複用，今所求者何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置之宮掖!夫禦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至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
玄宗看了禦史的奏書以後，“遂自引咎，撫慰罷之”。
開元七年(719),王皇後的父親王仁皎去世，玄宗敕令按他外祖父竇孝諶之先例，給王仁皎建五丈一尺高的墳墓，宰相宋璟、蘇翅指責說：“如果這樣做，豈不和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鄢陵，禍不旋踵，為天下笑!”這幾句話很不中聽，但唐明皇立即停止給其嶽父建大墓，並賜宋璟、蘇翅各四百匹絹。類似事例，還有很多，真可謂數不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