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舊製
努爾哈赤遷都遼陽以後，就有一大難題擺在他的麵前，如何治理和管轄遼東軍民?如果想治理好遼東地區，就要先了解遼東的實際情況。
遼東地區，久已開發。商、周時肅慎人在此居住，戰國歸燕管轄，秦設遼東、遼西兩郡，漢初沿襲。魏置遼東五郡，隸平州。唐置蓋州、遼州及九都督府，統於安東都護，後為渤海國。遼、金為東京。元改為遼陽路，設遼陽行中書省。明置遼東都指揮使司，設定遼等二十五衛及安樂州、自在州。按每衛編製五千六百兵士計算，有十四萬名，連帶隨營的餘丁家屬，約有數十萬。明又令軍卒屯墾，大體上是三分之二守城、三分之一屯田。洪武、永樂年間，遼東軍屯多達二百五十餘萬畝，每年征收屯糧七十一萬餘石。
遼東資源豐富，手工業也很發達。各衛皆有鹽場、鐵場，轄領鹽軍、“炒鐵軍”數千名，年征額鹽三百七十七萬餘斤，歲收額鐵三十九萬餘斤。還有大批兵民私自開辦的民營礦場。明遼東經略熊廷弼上奏抗金計策時，力主招募礦徒，“將一呼而應，一二萬兵可立致也”。一下子就能從礦徒中招兵一二萬，可見礦徒之多和民營礦業的發達。
《遼東誌》總述明初到明中葉遼東社會生產發展情形說“遼物產之豐，由來尚矣。國初瘡痍新愈，民習勤苦。百餘年來，兵戢不試，事簡俗質，是故田人富穀，澤人富鮮，山人富材，海人富貨，其得易，其值廉，民便利之”,“故往時人給家足，都鄙凜庚皆滿，貨賄羨斥，每歲終，輦致京師，物價為之減半”。
商業也興旺起來，城市經濟相當繁榮。以中小城市撫順來說，它專與建州女真貿易，商賈較多。努爾哈赤打下撫順後，以“七大恨”書付給在撫順的“山東、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東、河西等處商賈”,叫他們帶回明朝，可見撫順商業的發達。
比撫順更富的城市，還有很多，像金州、複州、蓋州、海州，素為“膏腴之地”,開原，“城大而民眾，物力頗饒”。沈陽、遼陽兩大重鎮，兵民百萬，商賈雲集，十分繁華。明經略熊廷弼說“如努爾哈赤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明守前道王化貞說“金兵攻下遼陽，大殺兵民，遼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禮科給事中周士樸亦上奏說“奴殺西兵二萬，複殺商賈四五萬人”。財富之多，商賈之多，充分表明了遼東諸城的富庶和農業、工業、商業的發達。
遼東居民，以漢人居多，也有一些女真和朝鮮族人。明嘉靖十六年重修的《遼東誌》,論述遼東人丁情形說明朝代替元朝以後，“始以四方之民，來實茲土”,漢人“十七”,朝鮮族及女真“十三”。這時，遼東都司的二十五個衛和安樂州、自在州，“戶口共二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五”,“寄籍民七千一百九名”,“馬步額軍、招集軍、屯田軍、煎鹽軍、炒鐵軍共十二萬四千七百二十九名”。這還隻是官府州籍所載用於征賦的數字，實際的人口數量比這個大得多。到天啟元年(1621年，即後金軍進入遼沈時),全遼居民至少有數百萬。
遼東地區，久已實行封建製。屯軍領種官地，交納屯糧，充當夫役，遭受封建國家和軍官的封建剝削。地主階級猛烈兼並土地，田連阡陌，役使佃農耕種。民人或係佃農，承種官將豪紳田土，交納私租，或係自耕農、半自耕農，上交國賦，從事力役，皆擺不脫繁重的封建租賦搖役的剝削。
賦重差繁，官將貪酷，豪強欺淩，實難容忍，遼東民軍奮起反抗，發生了多次大規模地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兵變”。萬曆中期，更爆發了反對礦稅太監高淮的多次大規模的“民變”。萬曆三十六年(1608)五月，大學士朱賡敘述此情說“夫激變之事，不數月間，一見於前屯，再見於鬆山，三見於廣寧，四見於山海關，愈猖愈近”。前屯衛“各營男婦數千人”,憤怒打死高淮黨羽汪政，“歃血擺塘，誓殺高淮而後已”。山海關內外軍民“聚眾數千攻圍，高難窘急”,狼狽逃入關內，滾出了遼東。
綜上所述，明代遼東農、工、商業進展較快，封建經濟相當發達，地主階級廣占田地，役使佃農耕種，進行封建剝削，遼東軍民堅決反抗明王朝的殘酷壓榨，反對封建製度的沉重剝削。這就是明末遼東地區的基本情況，也就是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以後，滿漢人民激烈反對奴隸製、農奴製剝削，反抗後金國統治的強大鬥爭的曆史背景。
天命六年三月後金軍進駐遼東以後，掠民為奴，擴大奴隸製剝削範圍，加深了遼民的苦難，遼東士農工商挺身而起，英勇反抗。
遼東軍民反對後金國統治的鬥爭，顯示了兩大特點：一是全民反抗。參加反金鬥爭的，不僅有農民、手工業者和兵立，還有大量生員參加，原任明朝中軍、都司、守備等將官，也有不少投入反金行列，這在天命六年七月的“鎮江起義”顯示得十分清楚。
明遼東巡撫王化貞遣都司毛文龍率兵二百二十餘人，由海上進襲鎮江，船到朝昨彌串島，偵知後金遊擊傳真真將所轄士兵派往“抄殺”黃嘴、商山等處，"城中空虛"。這時，右衛生員王一寧往朝鮮借兵，未成，返回三時，與毛文龍相遇，遂決定襲取鎮江。先遣千總陳忠乘夜渡江，潛鎮江中軍陳良策商議，陳良策等人願為內應。陳良策與居民潛通於明將毛文龍，“令別堡之民”數百人在鎮江城外呐喊，“詐稱兵至”,“大呼噪”,陳良策等在城內響應，“大呼明大兵至”,“城中驚撓”,陳良策等“乘亂”,率眾擒獲守城遊擊修養真及其子傳豐年等減黨六十人，送往毛文龍。毛文龍在鎮江“收兵萬人”,“南衛震動”。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叛投文龍”。氏甸守堡自願往投(文龍)"。
此次起義，王一寧為軍師，鎮江中軍陳良策組織和指揮，堡民踴躍參加，長甸守堡自願投順毛文龍，可見是士農工商兵齊起反抗後金國。
二是鬥爭方式多種多樣，但以起義逃亡為主。金國汗遣降將陳堯道為寬奠參將，同守備郭彥光、呂端招降四衛，行至鎮江，古河屯民陳大等人，不受偽命，刺殺陳堯道三賊，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
馬虎山民任九，錫頭山民金國用，馬頭山崔天、王恩紹、秦卓山等，及東山礦徒，不肯降奴，各聚眾以待大兵(明兵)。蓋州生員李遇春及其弟李光春等，聚礦徒二千餘人以守，奴使六人降之，遇春殺五人，其一人逸。廣寧附近山區居民三萬餘人堅守山寨，拒不降金。複州民集議反金，約請明兵來援。
各地武裝鬥爭風起雲湧，蓬勃開展。逃亡，是遼東軍民采取的又一主要鬥爭方式。被掠為俘虜淪為阿哈的漢人，憤怒反抗野蠻的奴隸製剝削，為金國汗貝勒強製編戶的漢民，痛恨金兵的屠殺擄掠，他們紛紛大批逃走。有的逃往朝鮮，待機返明。
天命六年(1621)五月，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七月，鎮江兵民起義遭汗貝勒鎮壓下去後，三萬餘人渡江，逃入朝鮮。努爾哈赤為此致書威脅朝鮮國王道回遼民說“據聞我所獲得之遼東之民，多有逃往爾國者，務須送還，否則將結下仇怨，對朝鮮不利”。逃往沿海島嶼及渡海進入山東的也很多。天命六年五月，僅山東登州、萊州，就接渡遼左金州、複州、海州、蓋州四衛官民男婦三萬四千餘名。毛文龍據皮島，遼民多逃島中，眾達十餘萬。其他長鹿島、石門島等島，也有大量逃民。
逃入關內的兵民更多，到天命七年七月，已多達二百八十餘萬人。此後，逃者仍然絡繹不絕，姑以天命八年(1623)為例，這一年，沙安峪等四村民眾三千人，向明朝逃去，清河、岫岩和靉河，都發生了大批逃亡的事件，複州城民一萬八千餘丁欲盡數逃入朝鮮。
遼東軍民還采取了投放毒藥等方式進行鬥爭。不少村民投毒於井水，以毒藥飼養牲畜，放毒於食品之中，以圖毒死汗、貝勒和八旗官兵。努爾哈赤不得不多次下達汗諭，告誡八旗官兵謹慎小心，明確指出，有人投毒
於水，在鹽中放藥，以藥養豬出售，諭令官兵不要在買豬當日宰殺，必須過幾天藥毒散盡以後才能宰食。用水用鹽，都要格外小心，仔細檢視，對於買來的蔥、瓜、茄子以及雞、鴨、鵝等，也要謹慎查看，防止中毒。
他還下達嚴諭，命令店鋪主人必須將店主姓名刻於石頭或木板上，立在店前，違令不辦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動售賣的小商販，因為這些人常用毒藥謀害八旗官兵。堂堂一國之君，竟要下達這樣的諭旨，曆史上是極為罕有的，可見漢民以投毒來進行鬥爭的行為是十分頻繁的，已經對汗、貝勒的統治造成相當嚴重的威脅。
遼東兵民還采用了其他方式，反抗後金鬥爭，有的私藏兵器，違令不交，為起義做準備；有的藐視汗諭，收留逃亡的包衣阿哈，清點時又隱瞞不報，對抗搜捕逃人的嚴令；有的打死為非作歹的八旗官將，懲治欺淩民眾的暴徒；有的還張貼文書，斥責努爾哈赤是“說堯舜之話，而心是桀紂之心”。
《滿文老檔》載錄了兩條遼東民眾反抗後金鬥爭的總結性材料。一條是著重講逃亡問題。天命九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下達大殺“無穀之人”的汗諭，怒氣衝衝地說：“應以無穀之人為仇敵”,因為“盜牛馬而殺者，火焚積穀及村中房宅者，皆係不耕田、無穀，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朝)之光棍也”。《滿文老檔》編寫者解釋說：“得遼東後，漢人不定居，常逃走，從事奸細，而不勤力耕田，故發怒而言也。”
這是得遼東以後第四個年頭時的局麵，不管汗、貝勒如何巧言**和嚴格控製殘酷屠殺，包衣阿哈和一般漢民就是不定居，就是要逃走，逃，逃，逃，不斷地逃，大批地逃，根本無法控製。
另一條總結性材料是講武裝反抗問題。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列舉遼民武裝鬥爭說：
我等得遼東之後，不殺爾等，不變動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穀物而養之。如斯育養，不從。古河之人，殺我所遣之使而叛。馬前塞之人，殺我所遣之使而叛。鎮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遊擊，送與明朝而叛。長山島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廣寧。雙山之人，約期帶來彼方(指明朝)之兵，殺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為魏秀才告發。複州之人叛，約期帶來明朝之船。平頂山之人，殺我四十人而叛。
不念我養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殺有罪地方之人。若令無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亂將不絕，因而移之，帶來於北方。帶來之後，住宅田穀，悉皆給予而養之。雖如此育養，仍放入奸細，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絕。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帶其戶來，遣人往明朝，約期率兵前來。彰義站之人，以明兵來時將棒打女真，而準備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圍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細，約期引兵前來攜之而去。
這道汗諭清楚地表明了遼東軍民武裝鬥爭的普遍性和連續性，從金軍進駐遼東開始，鬥爭就風起雲湧，連續不斷，遍及後金整個轄區。
盡管鬥爭十分殘酷，滿漢人民付出了很大代價，成千上萬的起義者、逃亡者，慘遭屠殺，妻兒為奴，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但是，鮮血沒有白流，滿漢人民長期堅持不懈地鬥爭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叛逃甚多，亂”的局麵，使得後金國中城鄉不寧、境內混亂，嚴重地影響了財力、物力和人力，威脅到統治者的根本利益。汗、貝勒必須認真對待這樣嚴峻的形勢，采取正確的措施。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爾哈赤率諸貝勒、大臣，統領精兵數萬，大舉攻明，十三日取沈陽，二十一日下遼陽，海州、蓋州等七十餘城堡相繼歸順，並定議遷都遼陽，後金國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麵臨著嶄新的局麵和嚴峻的形勢，必須製定新的正確的基本方針以及采取相應的係列政策和措施。
在正式論述基本方針之前，先講講與此有關的國號問題。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敗明軍於薩爾滸後，在同月的致朝鮮國王書信中，努爾哈赤使用了“後金國汗”和“後金國王”的稱呼，從此“後金國”的國號正式出現於對明朝、對朝鮮交往的書信中。過了兩年，天命六年三月八旗軍進駐遼沈以後，努爾哈赤在對內對外的“汗諭”,書信中以“金國”或“大金國”的國號，代替了“後金國”的國號。表明此事的史料根據主要有六件，其中三件是努爾哈赤的孫女婿李永芳於天命六年五月致朝鮮邊將的書信：
大金國駙馬王李永芳諭朝鮮守邊官將知道：我大金皇帝收取遼東……
大金(國)駙馬王李，為招撫軍民事，票仰義州節度使……大金國駙馬王李，諭義州節度使知道……且遼東城堡，全歸大金。鎮江乃朝鮮要路，已屬大金……或者你以我大金尚未一統，非可統取你國。
另外三件史料是文物：一為天命八年所鑄雲板銘文：“大金天命癸亥年鑄”;二是東京遼陽城德勝門石額書：“大金天命壬戌年促夏立”,壬戌年是天命七年；三係東京遼陽城天佑門石額書“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立”。從“後金國”改稱為“大金國”(或“大金”,或“金國”),一字之改，含義頗深。“後金國”之國號，固然可以表現出努爾哈赤擺脫了隸屬於明朝為明帝臣仆之建州衛酋長之意思，要與明帝平起平坐，至少是互不隸屬，但畢竟口氣小了一點，態度軟了一點，將本國寫成是幾百年前宋遼金時期的金國之後，一個已被元朝滅掉的金國之後，不值得炫耀，與趕走元帝、取而代之的大明天子來說，顯然差了一大截。
現在，改稱“金國”“大金國”,既可以完完全全與明朝相提並論，都是大國之君，又意味著我大金國汗努爾哈赤，要進軍入關，拿下燕京，把明帝驅逐到南方，形成金、明對峙的南北朝局麵，首先是要全部占據遼東。這應該是努爾哈赤改國號為“金國”“大金國”的意圖吧。
這不僅是從國號一個字之改的推測，而且從半年以後攻取廣寧和對待遼東地區的基本方針以及一些政策、措施，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遼東地區，不管是河西地區還是河東地區，居民主要是漢人，生產關係、政治製度、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服裝發式、語言文字乃至相貌性格愛好，皆與滿族截然不同，怎樣管轄，怎樣才能讓其為汗所用，為汗效勞，為汗耕田種地築城納糧?
遼東地區漢民以及先前在撫順、開原等地被俘的包衣阿哈，猛烈反對野蠻的奴隸製和金國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怎樣才能鎮壓下去，才能減少反抗，穩定局麵?
人丁大減，民不寧居，田地荒蕪，各業蕭條，社會混亂，怎樣安定，怎樣恢複?
明廷大調兵馬，廣修城堡，搶運糧草，趕製火器甲仗，極力挽救遼東危機，加強防衛，並屢派密使，潛入遼沈，聯絡反金人員，策劃遼民武裝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擾亂金國，牽製兵力，進而伺機出兵，收複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對付?
滿族人丁移居遼東以後，怎樣安排?是固守舊俗，還是改行新製，或者另用其他方法?
這些問題，皆需當機立斷，迅速解決。
情況雖然複雜紛繁，千頭萬緒，但是歸根結底不過是兩種製度之爭和統治權的攫奪，即滿族原有的奴隸製與遼河東西漢族封建製度的競爭，滿族貴族代替明王朝漢族地主階級，攫取對遼東人民壓迫剝削的統治權。
奴隸製和封建製雖然都是剝削製度，而且在當時遼河東西地區來說，都不適應於現有生產力的水平，都是落後的製度，但兩相比較，奴隸製更野蠻，更殘酷，更落後，勞動人民受苦更深，日子更難過。製度既然兩樣，相遇必然相爭，是奴隸製壓下封建製，還是封建製取代奴隸製，二者之間，不能長期並行，必以一種製度衰落滅亡而結局。
社會製度既然不同，階級關係必然相異。天命六年(1621)三月以後的金國，主要表現為統治權的問題。滿族貴族要想奪取對全遼滿漢人民的統治權，坐穩汗、貝勒的寶座，就必須將民眾控製住，嚴格管轄，殘酷鎮壓，以確保君權。由於奴隸製和封建製都是剝削製度，在壓迫人民這一根本點上是相同的，隻是具體的剝削方式有所差異，因此，統治階級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放棄原有的剝削方式，改行新法，或兩者兼用。即使是改行新法，往往也是被動的、勉強的，也要將舊的東西強加進去。從後金國、金國的這段曆史看，以汗、貝勒為首的滿族貴族就是這樣做的。
努爾哈赤及其子侄諸貝勒和八旗各大臣，都是大奴隸主，有幾十年壓榨奴隸的經驗，對奴隸製的剝削方式是行之有素，習以為常了。現在進駐遼東地區，從其奴隸主本性來說，自然要推行舊製，擴大舊製，將遼民變為阿哈，使奴隸製囊括金國整個轄區。
當時，八旗軍屯駐要地，遼民是屠刀之下的降民，稍不順眼，就鞭根相責，斬首抄家，可以任意擺布，正是擴大奴隸製剝削範圍的好時機，汗、貝勒、大臣、八旗官將也的確在大肆掠民為奴，設置莊園。但是，滿族貴族官將要想把全部遼民或大部分遼民變為阿哈，完全取消遼東地區原有的封建製，代以自己固有的奴隸製，卻麵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這就是前麵講過的滿漢人民堅決反對奴隸製剝削、反對奴隸主專政的後金國的強大鬥爭。
不能將所有漢民都變為包衣阿哈，汗、貝勒也不會輕易放棄祖傳舊製，完全接受遼東封建製。也就是說，既不能完全漢化，完全封建化，又不能完全女真化，全部實行奴隸製，怎麽辦?金國汗努爾哈赤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年輕時候建州小部酋長之子努爾哈赤，多次進入撫順馬市與漢商
買賣貨物，結交漢人、蒙古人，愛好學習，通曉滿文、漢文、蒙文，熟諳中原曆朝和金、蒙曆史，“好看《三國》《水滸》二傳”,這樣的經曆和知識，對他現在製定金國新形勢下的基本方針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很看重明朝製度規章。剛剛打下遼陽，他就於天命六年四月初三日對督堂阿敦、副將李永芳、馬文明及漢人眾遊擊降諭說：
著將明朝所定諸規規章法令，俱繕書陳奏，去其不適，取其相宜上聞。不得以異國之人不知，而行謊報。另外，遼東之兵數幾何，城堡若幹，百姓若幹，木匠、畫匠等匠役數目，盡皆上書呈報。
努爾哈赤既叫書寫明朝規章法令，而且令取其適者上聞，顯然是要以明製中適合金國的規章法令做參考，以備采用。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金國英明汗努爾哈赤製定了新形勢下的基本方針，即兩種製度並行，既擄掠部分遼民，設置莊田，逼其充當包衣阿哈，延續和擴大奴隸製剝削方式的範圍，又承認遼東地區封建製的繼續存在，不將全體遼民變為阿哈，允許大部分遼民仍為民戶，並根據這個方針，相應實行了一係列促進社會劇變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各守舊業”“計丁授田”,按丁征賦僉役以及禁殺包衣阿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