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都沈陽
努爾哈赤在天命六年(1612)三月攻下遼沈以後，八旗軍駐紮在遼沈地區，這時努爾哈赤麵臨一個新的選擇性問題。
是固守建州女真落後習俗，留戀祖居故地，不進而退，像兩三年前打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之後，那樣，大肆搶掠人畜財帛，運回老家，放棄遼沈，回歸故土，繼續在女真地區稱王稱霸，局限於偏僻山區，幾十年後銳氣一失，重新被天朝大明朝或蒙古大汗征服，淪為其君之臣仆?或是既不退，也不進，雖不撤兵，留駐遼東，但停滯不前，不求改革，硬要將女真舊製強加於以漢人為主的遼東軍民，鬧得天怒人怨，全民抗金，坐不安穩，終於得而複失，被逐回老家?還是力圖進取，根據新形勢，銳意改革，頂著困難，繼續前進，不僅要站穩腳跟，守住遼東，將來還要更上一層樓，打進關去?
這是擺在後金國汗、貝勒、大臣麵前三條不同的道路，也將由此出現不同的結局，如何抉擇，這可是關係到後金國興衰存亡的大問題。在此緊急關頭，努爾哈赤作出果斷的也是正確的決策，選擇了走後一條勇於進取不斷改革的光明大道，首先是決定遷都遼陽。
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於呼蘭哈達築費阿拉城，啟建樓台，定國政，在此居住了十六年。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遷至五裏之外的赫圖阿拉，築城，興建衙署，成為清朝在關外興建的第一個都城，後來尊稱為興京。為了便於對明作戰，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於界藩築城之事。他說：“今與明為難，我仍居國內之地，西向行師，則迤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須牧馬於沿邊之地，近明界，築城界藩居之。”眾人讚同，遂於此營基址，運木石，不久天寒停工，第二年四月初三日，努爾哈赤又諭告諸貝勒大臣：“戰馬羸弱，當趁春草喂養，吾欲據界藩築城，屯兵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他親往卜基築城，“據險築城五所，數旬而畢，各屯兵馬，且耕且守”。到了六月，“帝行宮及王臣軍士房屋皆成”。
天命五年(1620)九月二十六日，努爾哈赤又從界藩移居於薩爾滸，“築軍民廬舍，至十一月乃成”。此城實際上是從三月興建，第二年(天命六年)閏二月“築撒兒滸城畢”。努爾哈赤將界藩和薩爾滸城作為“居住之所”,或“帝行宮”。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打下遼陽，努爾哈赤進駐經略衙門。當日，努爾哈赤即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去留之事。他說：“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於此耶，抑仍還本國耶?”此話表明努爾哈赤雖在征求諸貝勒大臣意見，是去是留，讓眾人各抒己見。但已有傾向，所謂“遼陽乃天賜我者”,意味著他傾向於留此不歸，不然，為何要抬出“天賜我者”來表述，既為“天賜”,當然應該遵奉天意，安居於此，豈能逆天之命，棄而返回故土。
因為遼陽之下，可以有多種表述方式，可以說是將士奮勇克城，也可以炫耀軍威，說成是輕取遼陽，還可以據為己功，講成為本汗之英明指揮。這些方式皆不用，獨獨抬出“天賜”,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而喻了。以往汗之種種暗示，諸貝勒大臣早已心領神會，一般是按汗之意旨，表示讚同和服從，可是這次卻不一樣了，眾人皆故意不理會汗之傾向性的表述，“諸王大臣俱以還國對”。
“諸王大臣俱以還國對”,雖隻區區九個字，含義可夠多的了。首先，它表明了“諸王大臣”留戀故土保持舊俗的心態根深蒂固。這時的“諸王大臣”,應該是主要包括四大貝勒、和碩貝勒、非旗主的貝勒和“五大臣”及八固山額真，其中，有勇有謀文武雙全者，不乏其人，如像四貝勒皇太極、嶽托貝勒、阿巴泰貝勒、費英東、額亦都、何和禮、揚古利等等，都是聰睿過人，無所畏懼，敢衝敢拚，以少勝多，勇於進取，為什麽他們也力主“返國”?這必然與女真祖俗舊習有關。
不管是建州女真的梟酋董山、王杲，還是海西女真哈達萬汗和葉赫的“仰逞二奴”,他們勢力強大之時，可以並吞其他女真部落，也可以進入明邊，搶掠人畜財貨，但沒有一個“驍酋”占奪明朝城鎮屯堡，久據不歸。就連努爾哈赤下撫順，克清河，大敗明軍於薩爾滸，奪開原，取鐵嶺，也是大搶一通後，返回老家。他們可以在女真地區，或者膽子更大一點兒，在一些弱小蒙古部落地區，稱王稱霸，卻不敢並吞明朝領地。正是由於祖俗舊習在人們腦中根深蒂固，所以連後來一心想打入關內占領明朝土地的皇太極貝勒，此時也站在“諸王大臣俱以還國對”的行列中。
其次，“俱以還國對”,給傾向於留駐遼陽的英明汗以強大壓力。堅持留駐，違反眾人心願，如果貝勒、大臣都想回家，其他將領士卒更會心向故鄉，這樣一來，即使以汗之威嚴，強迫他們留下，也必然影響鬥誌士氣，怎能動用他們的力量來安定遼東。
盡管麵臨強大的反對留駐的浪潮，努爾哈赤畢竟不愧為“英明汗”,他頂著壓力，列舉理由，巧言勸解，堅持留駐。他諭告諸貝勒、大臣道：
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複固守，凡城堡之民必逃散於山穀，不為我用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後必複煩征討。且此處乃明朝、朝鮮、蒙古三國接壤之地，天既與我，即宜居之。
諸貝勒見汗意已決，且理由充分，遂表示此言誠然，擁護汗的決定，並遣人回建州，迎諸福晉及諸子來遼陽居住。她們一行於四月初五日來到遼陽。關係到後金盛衰的遷都遼陽大問題，就這樣因努爾哈赤的果斷決策而做出了決定。
但是，有些大臣仍然留戀故土，擔心不能站住腳跟，長據遼陽，因此將兒子遺骸送回薩爾滸安葬。四月十一日，努爾哈赤以揚古利額駙欲將其子歸葬薩爾滸，於衙門召集諸貝勒，再次詳述遷都遼陽的必要。他說：
何必歸葬於薩爾滸，彼處之屍骨亦將移葬於此矣。天既眷我哉，爾等諸貝勒大臣卻不欲居此遼東城，勸爾等毋存疑慮。昔日吾國阿哈之遁逃，皆以無鹽之故也!今且有之。自遼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還耶?昔日，我處境困窘，猶如出水之魚，呼氣艱難，困於沙石之上，苟延殘喘，遂蒙天佑，授以大業。昔金國阿骨打汗興兵征宋及蒙古，未盡征服，後為其弟鳥齊邁汗將其國盡征服之。蒙古成吉思汗征而未服之餘部，亦由其於鄂格德依汗悉行征服之。為父我為諸子創業而興兵，爾等諸子豈有不能之理。
在努爾哈赤這樣苦口婆心地勸說下，在汗父的堅持下，諸貝勒當然隻能遵從汗父的意旨，乃定居遼東城。
遷都遼陽之後不久，努爾哈赤又提出於遼陽城東興建東京的意見。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築城之事。他說：
遼陽城大，且多年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二國俱未服。若舍此而征明朝，難免內顧之憂，必另築城郭，派兵堅守，庶能坦然前驅，而無後慮矣。
諸貝勒、大臣以勞民力而諫阻說：若舍已得之城郭棄所居之房屋，而更為建立，毋乃勞民乎?
努爾哈赤不聽諫言，堅持修建新城說：既征明朝，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我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築城。至於房屋，各自建之可也。
諸貝勒大臣隻好服從汗諭，“遂於城東五裏太子河邊築城，遷居之，名其城曰東京”。努爾哈赤此舉甚為不妥，在評述築城之是非以前，先講講築城的時間及宮殿。
《高皇帝實錄》卷八的記述，與《滿洲實錄》大同小異，隻是把時間記於三月初三日。康熙、雍正、乾隆《盛京通誌》和康熙《遼陽州誌》等書，則均載天命六年築建東京城，同時建宮殿。
以上說法，都不太確切。東京既不始建於天命七年(1622)三月，也不是建成於天命六年(1621),而是於六年中開始，到天命七年三四月築成。《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三載，天命六年六月十五日，“汗(從原崗)回城。修築遼東城內汗居住之小城，已於十三日施工”。同書卷二十五載，“(八月)二十八日，汗率眾福晉、請貝勒、眾漢宮及其妻室詣築新城之地。八旗宰八牛，各設筵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頭賞築城之漢人。八旗八遊擊之妻，各賞金簪一枝”。
雖然《老檔》說六月十三日開始施工的小城，係“築遼東城內汗居住之小城”,似乎不是在遼陽城外五裏(或八裏)的東京城，但是，至今為止，並未在遼陽城內發現有“汗居住之小城”,很可能這是老檔編寫者的筆誤，把城外誤寫為城內。聯係第二條材料所記八月
二十八日汗率眾福晉、貝勒、眾漢宮前往“築新城之地”,寫的是“新城”,而非小城，可以說明，這個新城就是從六月十三日開始施工的小城，是在城外築建的東京城。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六的一段記載。它在敘述天命六年(1621)八月十四日致愛塔副將的汗諭和十五日致新城遊擊書的中間，(意味此記載是十四日)記述了汗、貝勒大臣關於築東京城的對話以及汗的決定和施工。這段記載是這樣的：
汗曰：該遼東城年代久遠，業已老朽，且城垣廣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之人陷於危難矣。東有朝鮮，北有蒙古，此二國皆與我陌生，若舍此西征大明，則必有後顧之憂。需更築堅城，酌留守兵，以解後患，即可安心南征。
諸貝勒大臣諫曰：若棄所得城郭所居之室廬，於新地築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勞苦國人也。
汗曰：我與大國捕兵，豈能即圖安逸乎?爾惟慮一時之小勞苦，而我所圖者大也，若惜一時之小勞，何能成將來之大業耶?可令漢人築城，至於廬舍，可令各主營建，如此，其勞無幾也!
自八月始，於太子河北岸山崗建城池。
這段記載，與前述《滿洲實錄》卷七所記天命七年(1622)三月汗、貝勒大臣議建東京之事基本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老檔在記完汗決定建東京之後，又明確寫道，“自八月始，於太子河北岸山崗建城池”。可見“東京城”的確是在天命六年八月開始興建的，(也許六月是準備施工),《滿洲實錄》卷七的記述，是把時間寫錯了。
《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三十八載：“(天命七年三月)初四日，汗與眾福晉率蒙古來歸之貝勒、福晉，前往新移之地宴勞之。汗命將為諸貝勒修房舍、喂養官牛之人放還耕田，當差人留之。”可見此時東京城已經修建完畢，才能將為貝勒修房之人“放還耕田”,而不是如《滿洲實錄》等《太祖實錄》所記此時方才議修新城。同書卷四十又載，四月初四日，“汗於築新城之地，召集察哈爾、喀爾喀前來之諸貝勒，及廣寧之官員等，大宴之，賜蒙古為首之九貝勒各傘一柄、旗四麵。汗於築城之前，由遼陽城遷來”。這更說明在此之前東京城已修建完畢了。
東京城在太子河東，離遼陽城八裏。“城周圍六裏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廣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文五尺”。有八個城門，東、南、西、北各兩個城門，東門叫撫近門、內治門，西門是懷遠門、外攘門，南門為德勝門、天陀門，北門係福勝門、地載門。
東京城內有汗宮及貝勒、大臣府第。汗的宮和殿分設兩處。汗的殿堂，即辦事的“大衙門”,為八角形，俗稱“八角金殿”域“八角殿”,內外有排柱十六根，殿頂係用黃琉璃瓦鑲綠釉瓦邊的黃綠兩色琉璃瓦鋪成，殿內和丹墀鋪滿六角形綠釉磚。
汗宮在距八角殿西一百餘米處的全城製高點上，它建立在人工修建的高約七米、麵積約二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土台之上。據海城縣黃瓦窯世襲盛京工部五品官的掌窯主的《侯氏宗譜》記載，其曾祖侯振舉曾“隨任關東，以輔大清高皇帝興師豐伐以得遼陽，即建都東京。於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龍磚彩瓦，即命餘曾祖振舉公董督其事，特受夫千總之職”。龍磚彩瓦由於出自黃瓦窯的琉璃廠，才使東京城的宮殿輝煌壯觀。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一日，努爾哈赤宣布遷都沈陽，初三日，“辰時，出東京，謁父、祖之墓，祭掃清明”。祭掃完畢，前往沈陽，宿於虎皮驛堡。初四日未時(中午1—3點),進入沈陽城。
五年之內，三易其地，一由赫圖阿拉遷都遼陽城，再由遼陽舊城遷住東京城，又由東京移都沈陽。遷移雖三，原因和意義卻有所不同。第一次遷都遼陽，充分體現了努爾哈赤胸懷大誌，要長期駐鎮遼東，且要繼續前進，占據明朝更多領地。第二次遷居東京，則主要著眼於守住遼東，沒有進取關內的想法。這次要遷都沈陽，則和第一次遷都遼陽有相同之處，這就是六十七歲的努爾哈赤寶刀不老，壯誌淩雲，想要盡據全遼，並要打進關內，他很可能是想仿效老祖先金國太宗皇帝完顏晟，趕走明朝天啟皇帝，定都燕京，君臨北部中國，這從他十個月以後大舉進攻寧遠上可以看得出來。
因此，他力排眾議，很可能是板起麵孔，帶怒宣布“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顯然是對貝勒大臣加以斥責了。並且，不等沈陽宮殿是否修建及完工，便於第三天，三月初三日即率領福晉、貝勒、大臣軍民人等出發，初四日進入沈陽，僅僅三天的時間，就從商議到移居，完成了遷都的工作，可見其決心之大，辦事之果斷。這樣勇於進取的精神，遠遠超過了當時的諸貝勒大臣。努爾哈赤此舉是十分正確的，對金國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後，住居的汗宮在沈陽城北的鎮邊門裏，並非盛京皇宮大內的清寧宮。汗宮是一座長方形兩進院落組成的建築，南向，正南
為山門，入門為第一進院落，東西無對稱建築。第二進院落的建築是築在高台之上，正麵是一座三間的正殿，殿頂由黃、綠兩色琉璃瓦鋪成。正殿東西兩側各有麵闊為三間的配殿一座。汗的辦公殿堂是大政殿與十王亭。與此同時，四大貝勒、和碩貝勒、貝勒等也都在沈陽城修建了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