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激戰薩爾滸 伐木之爭

自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舉行稱汗大典，建立後金政權以後，後金政權和明朝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努爾哈赤和明朝之間再也不是臣屬關係，雙方的關係變為平等的兩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來，努爾哈赤對明朝的政策也就要相應地改變，取消過去長期以來以夷酋事君恭聽“大皇帝”驅策的效忠帝君的政策，不再畢恭畢敬，悉聽裁處，改為平等的兩個國家之間的政策，遇事據理爭辯，維護本國利益，決不屈服。這個改變是順理成章的，但也是根本性的，真要做到也不容易。就在稱汗大典舉行以後的第五個月，努爾哈赤與明朝政府之間便因采伐木材之事，鬧了一場震驚朝廷的糾紛。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天命元年(1616)六月，明朝清河遊擊馮有功遣人出邊，進入建州地區，采伐木材，努爾哈赤派兵劫殺，雙方為此發生爭執。

這件事情，雙方的敘述不盡相同，有的地方還相差太遠。先看看明朝方麵的記述：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遼東巡按禦史提問清河遊擊馮有功，責其啟邊釁之罪也。初清河與奴酋鄰，以金石台為界，舊禁不許漢人出境。有功以協營采木孤山堡，葺軍丁房，遂私縱軍民出金石台，采運木植，奴酋瞰之，邀殺四十餘人。遼東督撫移文詰責之，奴酋悔罪認罰，獻生事部夷十人，梟斬漢境上。至是，督撫諸臣以奴酋陽順陰逆，為禍方深，但有功營利後釁，當正其罪，上是之。

這個敘述過於簡略，另一部文獻講得多一些，且附載了巡按參刻馮有功的奏疏，現錄於下。《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卷四十四載：

先是清河遊擊馮有功遣軍出邊，深入夷地，采取木植，為奴賊鄙夷所覺，先伏賊眾三百餘人於林莽，以十餘賊要挾財物，我眾不與之，群賊齊出，將軍丁及同行商民五十餘人殺傷殆盡，有張通者得脫走入報。巡撫李維翰檄令奴酋速獻生事部夷正法，奴賊遵諭，縛獻生事部夷打喇漢等十名，及罰處牛馬，悔罪罰伏。

對於這次事件，《滿文老檔》卷五作了更為詳細的記述，有的情節與《明實錄》還有差異：

六月，聞邊境漢人皆越境進入女真(諸申)地方。汗曰：每年越邊刨銀采參，搜尋鬆子、蘑菇、木耳，擾害者甚多，為杜絕混擾，立碑宰白馬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經常潛越帝境，我等殺之，亦無罪矣。遂遣達爾漢蝦，將越邊之漢人殺之，約五十餘人。嗣後，聞新任巡撫至廣寧，遣剛古裏、方吉納二人往見，明朝捕剛古裏、方吉納及其他九人，以鐵索係之，遣人來告曰：若我等之人出邊，爾擒捕解回，何得殺之。英明汗曰：昔碑誓曰：若見出帝境之人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其言而如此強為之說也。明人不從曰：爾等將為首之達爾漢蝦執來，我殺之，不然，事將擴大。以言挾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從。明人曰：此事已聞於上，不得隱矣。爾將有罪之人獻之，持至吾邊上，斬以示眾，此事即了結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將潛往葉赫因而捕置獄中之十一人，解至邊上殺之。明朝乃釋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明與後金雙方的記載雖然有所差異，都講有利於己的話，建州盡量刪去與明交涉的卑順情節，《明實錄》則炫耀天朝神威，賤視“東夷”,但對基本事實的敘述，即明人違禁出邊，潛入建州伐木，被其斬殺，建州被迫獻斬“生事部夷”,兩者還是大體一致的。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此次糾紛，曲在明朝。為了減少邊境爭執，萬曆三十六年(1608)六月二十日，努爾哈赤與明朝遼陽副總兵吳希漢、撫順王備禦商議決定，“刑白馬，以血、肉、土、酒各一碗，削骨而盟誓：各方勿越帝之邊界。無論漢人、諸申，若有偷越帝之邊界者，見者殺之。若見而木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則明帝之廣寧都堂、總兵官、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六大衙門之官員，均受其殃”。“若滿洲國負此盟，滿洲必受其殃”。

將此誓詞刻於碑上，立於沿邊諸地。這次，明清河遊擊馮有功違背誓言，遣派軍丁，私出邊界，潛入建州地區采伐木植，完全是非法的，為利忘誓，侵犯了建州利益，努爾哈赤依據碑誓，劫殺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為，是有理的，並非胡作非為。

第二，明朝倚勢逼人，欺壓建州。盡管明朝自知理屈，卻硬要維護“大皇帝”的威嚴，強詞奪理，威逼“東夷”。巡撫李維翰擺著威嚴上司的架子，“移文詰責”,檄令建州獻送“生事部夷”達爾漢蝦，要行正法，否則，“事將擴大”。明明是自己邊將違誓胡來，並非女真無理攔劫，殺人奪財，怎能說成是建州“生事”?怎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打喇漢?

這個打喇漢可非無名之輩市井小人，他乃是達爾漢蝦，即努爾哈赤的養子，五大臣之一，固山額真，清朝的開國元勳。這樣一位後金國屈指可數的高級將官，怎能隨便縛送聽明斬殺。何況，此次劫殺，並非達爾漢蝦個人的任意行為，而是遵奉汗命，依據碑誓而行，有法可據，有理為憑，殺了達爾漢蝦，就意味著懲治了努爾哈赤，殺了他的替身，叫其怎樣下台。這個要求真是橫蠻到了極點，實在是欺人太甚。

第三，努爾哈赤被迫從命，委曲求全。努爾哈赤雖然有著十分充足的理由，從道義上、法律上完全駁倒遼東巡撫，但是他不能不考慮“事將擴大”的威脅。所謂“事將擴大”,所謂明人“以言挾之”,雖不具體，但含義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停止貢市，調兵遣將，興師問罪。

明朝一些將相對建州對努爾哈赤的看法，努爾哈赤是十分清楚的。雖然他一直陽尊明帝，進京入朝，貢獻馬匹，對遼東巡撫尊稱“馬法”,自己屈居奴仆(阿哈),竭力逢迎奉承，遇有吩咐，聽從其命，盡量裝出恭順、效忠的模樣，但不少明朝大臣已經斷定奴酋乃是遼東大患。遠的不說，就拿一年多以前遼東巡撫郭光複議處建州之疏來說，雖然努爾哈赤對郭光複盡力逢迎，偽裝恭順，但郭光複已經認定建州將給明朝帶來大禍。他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正月奏上《為直述建夷始末之情急圖內地防禦之策疏》,詳述“奴酋”由“孑然一孤雛”,而“漸長”,敗葉赫，斬布寨貝勒，並南關(哈達),圖謀北關，“以為窺伺內地之漸”的情形。

他說，並哈達後，“奴酋”“地日廣，而部落日眾，漸有跋扈飛揚之意。故今日攻兀喇，明日攻朝鮮，今日糾西虜，明日攻北關(葉赫),誠欲吞並諸夷，盡歸統攝，以稱雄東海，目中似不複知有中國矣。故每借婚婿為名，種地為由，必欲將北關一鼓而吞之，是蠶食諸夷者，乃他回窺伺內地之漸也”。郭光複力言，“今日籌遼，必以救北關為主”,當急為建置敵樓火器，修補城堡墩台，選練將士。遼東總督薛三才也和郭光複一樣主張必保北關，“緩則用守救”,派兵助葉赫(北關)防守，“急則用戰救”,出兵攻打建州襲擊北關之軍，絕對不許建州吞並北關。

這時，努爾哈赤雖然已登上英明汗的寶座，決定要取消為明帝臣仆的舊規，但仍然沒有充足的必戰必勝的信心，時機尚未成熟，一旦拒絕明朝命令，恐將招致明軍大舉進剿，勝負難卜。權衡利弊，努爾哈赤果斷決定，接受明廷命令，“悔罪認罰，獻部夷十人，梟斬境上”,從而消弭了這場爭端，又一次麻痹了明朝君臣，爭取到訓練將士不日大破明軍的時機。

當然，努爾哈赤也因“伐木之爭”而憤怒異常，舊仇之外，又添新恨，他和八旗貝勒官將更加痛恨明朝，一定要報這個仇，雪這個恨，新賬舊債一起清算，兩年之後，便以“七大恨”誓，征伐明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