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定製

到了萬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努爾哈赤已經統一建州，哈達、輝發，還有烏拉，這時兵馬眾多，原有的四旗已經不夠用，於是再增加四旗，成為八旗。這就是清朝特有的八旗，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裏，對清朝各方各麵都起了很獨特的作用。

原有四旗，用黃色、白色、紅色、藍色四種顏色做旗幟。增添的四旗，將原來旗幟周圍鑲上一條邊，黃色、白色、藍色三色旗幟鑲紅邊，紅色旗幟鑲白邊，成了八種不同的旗幟。不鑲紅邊的的黃色旗幟稱為整黃旗，即整幅的黃旗，習稱正黃旗；鑲紅邊的黃色旗幟稱為鑲邊黃旗，習稱鑲黃旗，俗寫廂黃旗。其他三色旗幟也是一樣。合起來共稱為八旗。

八旗製度首先是軍事製度。

八旗軍在創立的初期，是一支勇敢善戰的軍隊。《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中對八旗製度的軍事性質，作了明確的記載：

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整肅，節製嚴明，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為前鋒；被輕甲、善射著，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每預籌方略，了如指掌，戰則必勝。

在這裏可以看出除記述八旗軍的軍容軍紀整肅、攻戰克敵製勝外，還記載八旗軍在兵種上分為三等，即長甲軍、短甲軍和巴牙喇，後來演變成前鋒、驍騎和護軍等。護軍即精兵，時稱巴牙喇。巴牙喇漢語中譯為精兵或護軍。其首領為漢語音譯為巴牙喇甲喇章京，後稱護軍參領。朝鮮稱巴牙喇為拜阿羅，據朝鮮人李民賓所見，“胡語呼拜阿羅軍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餘騎，極精勇雲(七將皆有手下兵，而未詳其數)”。巴牙喇是從各牛錄中選拔的精壯，兵驍馬驃，甲堅劍利，在努爾哈赤奪取撫順、沈陽、遼陽等戰役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個時候，努爾哈赤不僅是八旗軍的最高統帥，而且親領兩黃旗，其次子代善領兩紅旗，其第五子莽古爾泰領正藍旗，其第八子皇太極領鑲白旗，其長孫杜度領正白旗，其任阿敏領正藍旗。每旗所屬牛錄、每牛錄所屬兵卒，也多未劃一。

八旗軍從其作戰方式看是一支以騎兵為主的軍隊。八旗軍雖然步兵眾多，開始沒有火器，用皮弦木箭、短劍鉤槍，射程近、威力弱。但是，它卻以鐵騎角勝。八旗騎兵的戰馬飼養，欄裏不蔽風雪潺暑，不喂菽粟，野外牧放，能耐饑渴。出征時，兵士乘馬，帶上自備軍器和數天幹糧，驅騎馳突，速戰速決；利用行軍或戰鬥的閑暇，脫韁放牧，不需後勤。李民竇說：

胡中之養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馳騁為事，俯身轉膝，惟意所適；暫有卸鞍之暇，則脫鞫而放之。欄內不蔽風雪寒暑，放牧於野，必一人驅十馬。養飼調習，不過如此。而上下山阪、饑渴不困者，實由於順適畜性也。

我國之養馬異於是，寒冽則厚被之，雨雪則必避之，日夜羈縻，長在櫪下，馳騁不過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晝無闕，是以暫有饑渴，不堪馳步，少遇險仄，無不顛蹶。且不作騙，風逸現齧，不順鞭策，尤不合戰陣也。

後金與朝鮮戰馬的對比，實際上也反映了後金同明朝戰馬的對比。後金騎兵，兵悍馬壯，兵皆鐵甲，馬也披甲。騎兵作戰時，分作“死兵”和“銳兵”兩種：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仍複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明軍，而後銳兵始乘勝衝鋒。

這是明兵部尚書王在晉時努爾哈赤騎兵戰法的概括，說明八旗軍騎兵的勇敢與頑強。每當努爾哈赤下令吹角螺、鳴號炮，發動進攻時，八旗軍的騎兵，衝鋒，廝殺，摧堅，陷陣；鐵騎奔馳，衝突**，無與爭鋒，所向披靡。

恰恰與後金相反，明朝軍隊習於平原作戰，長於施放火器。他們臨陣時，擺列方陣，彎弓揮刀，士氣不高，行動遲緩。但後金騎兵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速度快，另一個是力量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就是作戰雙方速度和力量的競賽。因此，行動慢、擺方陣的明朝步兵，與速度快、力量大的後金騎兵交鋒之後，明軍未及再裝彈藥時，努爾哈赤的騎兵已衝陷方陣，倏來倏往，任意橫行。所以，袁崇煥說“明朝兵不利野戰，隻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然而，八旗兵攻城時，先用楣車運載登城士卒到城下，豎起罩著牛皮的簡梯，軍士冒矢石沿梯魚貫登城。有時從城下挖洞，兵士穴城而入。也有時“則每於馬上人持一袋土，一時俱進，積於城下，則頃刻與城平，而人馬踐踏逾越”,取得攻城的勝利。

八旗軍是一支訓練十分嚴格的軍隊，努爾哈赤非常重視軍事訓練，提高軍隊素質，培養勇敢精神，熟諳弓馬技藝。在費阿拉有很大的操場，天天操練兵馬。練兵時，他常親自檢查戰馬的膘情，馬肥壯者賞酒，馬羸瘦者鞭責。練兵除演習槍、刀、騎、射外，還進行“水練”和“火練”。練習跳澗的叫作水練，練習越坑的叫作火練；優秀者受賞，怯劣者斬首。努爾哈赤之所以嚴格軍訓，是因為他深知武藝對一個兵士之重要。他自己便是一個弓馬精熟、武藝超群的射手。

八旗軍還是一支軍紀嚴明，賞罰分明的軍隊。努爾哈赤從建軍之初，便軍紀嚴、賞罰明。他製定不成文軍令，並規定“從令者饋酒，違令者斬頭”。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赤把軍紀、賞罰製度化：

克城破敵之後，功罪皆當其實：有罪者，即至親不貰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遺必加升貨。用兵如神，將士各欲建功，一聞攻戰，無不忻然，攻則爭先，戰剛奮勇，威如雷霆，勢如風發，凡遇戰陣，一鼓而勝。

努爾哈赤在每次作戰以後，“賞不逾日，罰不還麵”。按功行賞，依罪懲罰，兵士們自然奮勇作戰，有進無退。

八旗軍不僅勇敢善戰、長於騎射、勤加訓練、軍紀整肅、賞罰分明，而且“最工間諜”。努爾哈赤為了刺探明軍的指揮、部署、數量、軍器、城邑、士氣、糧秣等情報，曾利用明降將李永芳，每月花銀一百兩，收買與明遼東官員有交往的劉保，按月遞送情報。他還曾派諜工男扮女裝，設計焚燒明軍在海州的糧草。努爾哈赤以善用諜工，對遼東明軍的虛實動靜，了如指掌。

努爾哈赤非常愛用詭詐的計謀，最豐厚的財物，最秘密的手段，派遣諜工，刺探敵情，取得指揮戰爭的主動權。

八旗製度不僅是軍事製度，而且是行政製度。努爾哈赤既以旗統兵，又以旗統人。八旗的軍事職能前已述及，其社會職能，又包括政治、民政、家族三個方麵。

八旗是政權組織。後金的政權組織分為三級固山、甲喇和牛錄。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錄額真，既是軍事長官，又是行政長官。他們出則統領軍隊，入則統治人民。八旗各有族主，各置官屬，各領人民。它的基層單位為牛錄，牛錄額真是本牛錄人民的“父母官”。後金汗通過各級額真，統治其人民：

凡有雜物收合之用，戰鬥力役之事，奴酋分於八將，八將分於所屬柳累將，柳累將令手所屬軍卒，令出不少遲緩。

後金汗同各級額真是君臣隸屬關係。天啟元年(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薩爾滸城營築竣工，努爾哈赤升殿聚諸王大臣曰：“君明乃成國，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禮也。”

由這裏可以看出，後金八旗中的君臣等級是很森嚴的。努爾哈赤依靠八旗的固山額真、甲喇額真和牛錄額真等各級官吏，組成統治後金人民的政治機器。

八旗也是民政組織。固山、甲喇和牛錄，既是軍事編製單位，也是戶口編製單位。編入八旗的人戶，稱為旗人。牛錄額真及其屬下村領催等官員，掌管本牛錄、本村屯的民政事務，諸如登記戶籍，查勘田地，分配財物，經營房宅，收納賦稅，攤派勞役，拘捕逃人，埋葬死人，料理婚娶，排解糾紛，清理衛生，送往迎來等。

八旗又是家族組織。女真族到努爾哈赤時代，仍保留有氏族殘餘形態。雖然牛錄早已變成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但牛錄額真多為一族之長或眾族之長。一個牛錄往往是一個大家族，牛錄額真即成為該族的族長。但後來招服日眾，情況有所不同，同一牛錄內不僅有滿洲人，也有蒙古人和漢人等。盡管如此，牛錄額真仍管本牛錄內的家族事務。

八旗製度不僅是軍事製度、行政製度，而且是經濟製度。這主要表現在後金汗和固山額真除指揮作戰外，還占有土地、奴仆、牲畜，管理生產，分配財物。

八固山共同占有土地，胡貢明奏議稱“有人必八家養之，地上必八家分據之”。這雖是努爾哈赤死後六年的奏議，但反映其在世時八固山占有土地、奴仆和牲畜的事實。後麵將較詳地敘述後金的土地所有製問題，這裏姑且從簡。

牛錄額真也組織生產，八旗製下的部眾，“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嚐偏廢”。即跨馬從戎時，按軍隊的編製馳騁征戰；解甲卸鞍後，又按軍隊的編製從事生產。軍卒返屯後，修整器具，治理家業，耕種田地，收放馬匹。牛錄額真又成為生產的管理者。

萬曆四十一年(1613),努爾哈赤命“一牛錄各出男丁十人，牛四頭，墾荒屯田，悉蠲貢賦”。以後隨著歸並的土地和人口日漸增多，便組織莊田進行生產。牛錄額真是本牛錄生產的組織者。後來由於丁口增加，牛錄下的民戶“三丁抽一”,即每戶如有三名男丁，抽一人去作戰，另二人稱餘丁，在家從事生產勞動。隨著戰爭的頻繁，兵士不再棄戈務農，而變成職業軍人“渾卒則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牛錄額真指揮軍事職能逐漸加強，組織生產職能日趨減弱。

八旗還是分配擄掠財富的基本單位。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撫順諸城堡，次日，努爾哈赤就在甲版野地設營，按旗分配“俘獲”三十萬人畜。他還將在戰爭中虜獲大量的人口、牲畜、金銀、布帛，按八旗分賜予貝勒和各級額真等。如薩爾滸之役後，將繳獲的戰利品堆放八處，按八旗進行分配。

女真社會曆史發展與生產關係所產生的獨特社會結構——八旗製度，既有利於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又有利於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努爾哈赤通過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組織起來，管理女真的農業、畜牧業、采集業、漁獵業和手工業生產，促進了女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同時，隨著對瓦爾喀、虎爾哈、卦勒察、薩哈連、達斡爾、蒙古人、漢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編為一牛錄。努爾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包容在旗製之中，加速了滿族共同體的形成。

天命初年，已發展到約四百個牛錄。除滿洲八旗之外，天啟元年(1621年，天命六年)始設蒙古牛錄。天啟二年(1622年，天命七年),始設蒙古旗。崇禎八年(1635年，天聰九年),始設蒙古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相同。崇禎四年(1631年，天聰五年),努爾哈赤的繼承人皇太極將滿洲八旗中的漢人挑出，另編一旗。漢軍初名烏津起哈，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後稱漢軍，以黑色為旗幟。

崇禎十年(1637年，崇德二年),分設漢軍為二旗。崇禎十二年(1639年，崇德四年),又增設漢軍二旗，旗色為純皂(黑)皂鑲黃、皂鑲白、皂鑲紅。崇禎十五年(1642年，崇德七年),漢軍擴充為八旗，旗色改為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從此，實際有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但習慣上仍統稱為八旗。

努爾哈赤創立的八旗製度，對後金國、對轄區的各個階級階層、對女真滿族都產生了強烈影響。八旗製度的建立，將分散的女真人嚴密地編製起來。分則弱，合則強，早在幾百年以前的宋朝，便有女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的說法。現在，數以萬計的女真男丁以及老幼眷屬，統一編製起來，可挑選精兵數萬，加上糧草充足，器械精良，戰馬十萬，成為具有極大威力的強大軍隊。努爾哈赤率領八旗勁旅，用兵三十餘年，戰必勝，攻必克，連下明朝重鎮，大敗明軍於薩爾滸，俘獲人畜數百萬，轄地數千裏，擴大了奴隸製剝削範圍，對後金國的鞏固和擴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努爾哈赤創立的八旗製度，還有力地促進了滿族的形成和發展。全部人員，各按旗分、甲喇、牛錄居住，原係一族一寨之人往往分肅不同的旗或不同的甲喇牛錄。一旗、一甲喇、一牛錄之內，又有不同地方、不同部落、不同村寨的人丁，基本上打破了女真各依族寨居住的舊習，這就使八旗以女真為主吸收漢人、蒙古等人參加的幾十萬不同地方、民族、部落的人員，居住在同一地區，密切了彼此的聯係。

八旗人員在汗、貝勒和各級額真的管轄下，耕田種地，紡花織布，牧放馬牛，獵捕獸禽，采鬆摘果，生產迅速發展，改變了部分女真舊日漁獵為生的落後習俗，八旗人員大體上達到了“耕田食穀為生”的水平。

在此之前，有的女真人任意行止，自由謀生，過著原始社會末期的生活，有的地方女真人已進入奴隸社會，遼東地區的漢民卻又處於封建社會後期，編入八旗以後，各地各部人員，被俘為奴者降為阿哈，有功者上升為奴隸主，歸順者成為諸申，家主剝削阿哈的奴隸製發展為占居八旗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

八旗人員皆須遵守國家法令。所有八旗人員，不管是女真，還是漢人，言談交際，文移往來，必須使用滿文滿語，服裝發式亦須一律，依照女真習慣剃發，不許婦女纏腳。八旗人員同居共處，互通婚姻，血緣關係更加密切。

這樣一來，在八旗製度的轄束下，經過廣大八旗人員的長期辛勤勞動和共同做事，以女真為主體的來自不同民族和地區的幾十萬人上百萬人，在生產力、生產關係、賦役負擔、國家法令、語言文字、服飾發式和風俗習慣等等方麵，大體上達到了同樣的水平，舊有的差異迅速消失，一致性越發增多，逐漸形成為一個在居住地區、經濟條件、語言文字、心理狀態等方麵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

努爾哈赤創建八旗製度，以它作綱，把女真社會的軍事、行政、生產統冶起來。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軍事方式，分為三級，加以編製。努爾哈赤用軍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經濟，使女真社會軍事化。

因此，在努爾哈赤統治時期，整個女真社會就是一座大兵營。這一點，也正是努爾哈赤統治時期女真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努爾哈赤以八旗作紐帶，把渙散的女真各部聯結起來，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整體，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非常具有積極意義的。這正是他崛起東北地區，統一女真各部，施行社會改革和屢敗明朝軍隊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通過八旗製度，加強了對女真奴隸、農奴、部民的軍事統治和軍事獨裁，從而給女真勞動人民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鎖。而八旗軍入關之後，對中原地區人民實行野蠻掠奪與軍事統治，推行高壓政策，影響了社會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