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
在經濟上，劉邦采取的是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的政策。
自秦二世元年(前209)至漢高帝五年(前202),連續八年的戰爭，再加上天災，給社會生產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凡米百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及“天下既定”時百姓已糧枯財盡。百姓的貧困，造成了朝廷的供給不足，當時的劉邦都配備不齊四匹一色的馬，王侯將相也隻得乘牛車出入。因此，劉邦稱帝後，為醫治戰爭創傷，恢複社會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采取了一係列重農措施。
發展生產，首先要解決生產力的問題，而生產力的重要組成因素是勞動力——人。那麽，漢初勞動力的情況又如何呢?
“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可見，漢初人口損失之大。
漢高帝七年(前200),劉邦北征匈奴歸來，路經曲逆(今河北完縣東南),他登城四望，見房屋連片，範圍十分廣闊，遂驚歎道：“此縣真大呀!朕行遍天下，唯洛陽能與之相比。”
說完，轉身詢問禦史：“曲逆有多少戶口?”
禦史答道：“秦時有三萬餘戶，因多年戰亂，百姓多已逃亡，今僅存五千餘戶。”
漢初人口，和秦時相比，減少的數量何止過半?那麽，這些減少的人數又到哪裏去了呢?除戰亂、天災死亡外，有相當部分，為避戰禍而躲入了深山大澤。
劉邦為解決勞動力的問題，推行了如下政策：
一是招集逃亡勞動力。漢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劉邦稱帝不久，立即頒下“複故爵田宅”之詔，詔說：
諸侯子在關中者，複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詔中明文規定，凡因戰亂，天災避難於山林、大澤中的百姓，都號召他們返回故土，恢複他們的爵位，歸還他們的田地和房屋，使他們安頓下來，發展農業生產。
詔令還明確規定各地官吏，要宣傳和做好這項工作，對散於各地的難民，隻能說服，不能強迫，更不準打罵和驅趕。
詔令所指，多為確有田宅可歸者，其中除部分中、小地主外，多為有自己田、宅的自耕農，也就是秦時的“黔首”。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更民名為“黔首”,實行的是“黔首自實田”的封建土地所有製。所以，這些人均為土地私有製的受益者，對秦時的農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秦末暴政，楚漢戰爭，使這種情況遭到嚴重破壞，漢初經濟處於十分困難之中。
劉邦的“複故爵田宅”令頒布以後，得到很快實行，在郡縣的努力，大批難民逐漸返回家園，充實了農村勞動力，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的生產。到漢景帝時，社會經濟已呈現出初步繁榮的景象。
二是解放奴婢。劉邦的“複故爵田宅”令還規定：“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詔中的“免”,即為釋放，“庶民”,即為自由民。這就是以官方文件的方式，解放奴婢，承認他們自由民的身份。然而，漢初所存在的奴婢，除“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外，更多的是奴隸製遺留下來的。像陳勝起義軍中就有一支由呂臣領導的蒼頭軍，秦時呼奴隸為蒼頭，顯然，這是一支由奴隸組成的軍隊。可見，秦時仍普通存在著奴隸。
釋放奴婢，是解決農業勞動力的又一措施，劉邦看到了這一點，故頒詔釋放奴婢，這就使大批勞動力從當時官吏、豪傑、商賈家中掙脫出來，走
上農業生產第一線。這些被釋放出來的奴婢，如果耕戰有功，還可以獲爵獎田，這就進一步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三是鼓勵百姓生育。漢高帝七年(前200)春，漢政府規定：“民產子，複勿事二歲。”
老百姓生了孩子，可免除徭役二年。這是鼓勵百姓生育，促使勞動力增長的有力措施。
秦時全中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被征發造宮室墳墓共一百五十萬人，守五嶺五十萬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萬人，築長城假定五十萬人，再加上其他雜役，總共不下三百萬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五。如此巨大的民力損耗，再加上秦末漢初的天災人禍，至劉邦稱帝時，全國人口已不足秦時的一半，城郭被毀，土地大量荒廢。在這種情況下，以免除徭投刺激人口的增長，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四是大赦囚徒，以補充社會勞動力。劉邦從稱帝到去世，在位七年。在這七年中，多次頒布大赦令：
漢高帝五年(前202)一月，頒布大赦令說：“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六年(前201)十月，劉邦智擒韓信後，又大赦天下，令說：“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一月，劉邦平定陳豨後，再“大赦天下”。
漢初監獄中的犯人多得驚人，大部分是秦二世時被關起來的農民、奴隸，少數為漢初違法的罪犯。劉邦通過大赦令，把除死罪以外的囚徒一律放出，這不僅有利於社會安定，也為農業發展提供了一批勞動力。
在解決勞動力的同時，為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社會經濟盡快好轉，劉邦還采取了“十五而稅一”的“輕田賦”政策。漢朝廷明確規定：“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根據官員的俸祿、各級政府的開支，確定所收賦稅的數量。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力地促進了漢初農業經濟的發展。
然而，仍不斷出現地方官、諸侯王多收賦稅，以獻朝廷的現象。對此，劉邦於漢高帝十一年(前196)二月，又頒布了“省賦令”: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令以人口為準，規定“給獻費”,有力地限製了諸侯王和地方官的擅自增稅。
漢初這種節約開支，“輕徭薄賦”政策，起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之時，是漢廷為迅速恢複經濟所采取的一項利民措施，這和秦時“收泰半之賦”相比，農民確減輕了不少負擔，得到了一定實惠。
劉邦重農，也獎戰，以鼓勵老百姓從軍戍邊。凡在戰爭中立有戰功的，大可封侯，小可拜官，就是普通士卒，也可賜予爵位，減免賦役。
楚漢戰爭期間，劉邦為了獎勵耕戰，於漢高帝二年(前205)二月規定：“蜀漢民給軍事勞苦，複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複家一歲。”並於同年下令開放“故秦苑囿園池，今民得田之”。
這項規定無疑會得到巴、蜀及關中百姓的擁護，為劉邦打敗項羽創造了條件。
楚、漢戰爭結束以後，劉邦下詔“兵皆罷歸家”。為鼓勵這些複員的吏卒從事農業生產，於漢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劉邦接連頒布了“以有功勞行田宅”和“複從軍吏卒”兩道命令：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複其身及戶，勿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詔令規定按軍功大小，從軍長短，給複員吏卒以不同的待遇。凡從軍的軍官、士卒，有因犯罪而被赦免了的，或無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的，一律賜予大夫爵位。原來在大夫以上的，都加爵一級，並令食邑。
第六級爵位以下的，都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役賦稅。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六月，劉邦又規定：“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複終身。”
漢高帝十二年(前195)三月，劉邦逝世前再次下詔：“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複。”
這些從軍吏卒原來的社會地位都是比較低的，賜爵後，他們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經濟上的待遇也相應改善了。不僅調動了他們返鄉後的生產積極性，也成為漢初政權的有力支持者。
對生還的軍吏如此，對戰死的將士，劉邦也采取了帶有人道色彩的撫恤政策。
漢高帝四年(前203)八月，劉邦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漢高帝八年(前199)十一月，劉邦針對在平叛過程中陣亡的將士，又下令：“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想，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這種做法，也是劉邦獎勵耕戰政策的重要環節。對戰死的將士，不是棄之山野，而是由官方給予厚葬，這是封建人道主義的一種體現。俗話說，禮葬死人，激勵活人。這不僅可鼓勵活著的將士更加英勇殺敵，也可使死者的家屬得到安慰，從而獲得他們的理解、支持。
在獎勵耕戰的同時，劉邦對商業則采取的是抑製、打擊政策。工商業在奴隸社會，是由官方控製的，稱為“工商食官”。隨著奴隸社會的滅亡，封建社會的建立，不少失去權力的舊貴族、豪強見從商有利可圖，便紛紛“好賈趨利”,轉入經商。這不僅促使了商業人口的增加，也推動了全國商業經濟的發展。利之所在，人人眼紅。不少巨商大賈的暴富，吸引了不少新興地主甚至政府官吏，他們有的棄農從商，有的和商人勾結起來，投機取巧、囤積居奇、或以放高利貸的方式，不擇手段，牟取暴利。很多農民因此喪失土地，賣兒鬻女，償還債務，甚至重新淪為奴隸。
封建經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商業的膨脹，富商大賈的放縱，不僅使封建土地所有製受到損害，也影響了官府的稅收；這就形成了商人與農業爭人爭地、與政府爭財爭利的局麵。同時，耕戰政策的實施也遇到了嚴重地阻撓和幹擾。因此，封建政權一旦確立，就必須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重農”,就是重視、發展農業；“抑商”,就是打擊商人，抑製商業的發展。
秦始皇時，富商巨賈雖遭到一定打擊，但仍大有人在。
有趙人卓氏，“用鐵冶富”。秦並趙後，遷徙卓氏。卓氏見被遷人中，有不少以錢財賄賂官吏，求徙近處。唯卓氏願遠遷臨邛(今四川邛崍),他說：“我聽說汶山之下，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永不發生饑荒，且市場發達，易於商貿。”
到臨邛，遂依鐵山冶煉，貨傾滇、蜀之民，家至巨富，有仆童千餘人。還有梁人孔氏，以冶鐵為業。秦滅魏，遷孔氏於南陽(今河南南陽市)。不久，又重操舊業，“連車騎，遊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遊閑公子之名。他所賺的錢遠遠超過所饋贈之資，成為當地巨富。
這些人雖遭打擊，但在秦時仍有一定市場。他們乘當時“徭役繁興”“被征發人困急，重利盤剝，奪取田宅子女”,使百姓苦不堪言。
到了楚漢戰爭期間，富商大賈的活動更加頻繁起來。他們操縱物價，任意暴漲，米一石貴至五千至一萬錢，馬一匹貴至一百金，百姓“人相食”,而他們則以此致富。
當時有一任氏，為秦督道倉吏。秦滅之後，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藏糧食。楚、漢相持滎陽之時，百姓無法耕種，米漲至一石萬錢。豪傑無糧可食，遂以金玉換取任氏的糧食，任氏由此致富。
到了漢初，“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他們乘漢政權初建立之際，設立市場販賣奴隸，“連車騎，交守相”,勾結官吏，從事商業投機。據史書記載，凡諸侯王所在之地，往往為商賈集中地區。
齊地依山臨海，產布、帛、魚、鹽，“其中具五民”。“五民”,指士、農、商、工、賈。鄒魯之地，雖地小人眾，但“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越、楚之地，“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潁川、南陽之民，性本淳厚，自秦末徙民於此之後，遂“俗雜好事，業多賈"。
就連陳豨叛亂時所任用的將領，如王黃、曼丘臣等人，也都是過去的商人。
這些遍及各地的商賈，上連官吏，下欺百姓，“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裏”,他們憑借手中的財力，與漢政權爭地、爭利，嚴重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威脅著中央集權的統治。
劉邦出身布衣，起自社會下層，對商人的猖獗、百姓的苦難以及商業對農業生產的侵害、中央政權的威脅，看得十分清楚。稱帝後，他也仿效秦始皇，對商人采取了打擊，對商業采取了抑製的政策。主要措施有三個：
一是降低商人的社會地位。漢高帝八年(前199)三月，詔令，商人不準穿絲織品，不準持兵器，不準乘車騎馬，不準為官。以此削弱商賈在社會上的地位，達到控製他們的目的。
二是從法律上規定，不準商賈買賣奴婢。漢高帝五年(前202)五月，劉邦下令，凡商人買饑民子女做奴婢的，要無償釋放，限製了商賈對人口的控製。
三是加重對商賈的稅收。漢高帝四年(前203)八月，劉邦“初為算賦”,算賦(人丁稅)規定：凡十五歲至五十六歲的男子，每人每年上交一算(百二十文),而商賈則要多交一倍。以加重稅收的方式，從經濟上加重對商人的打擊。
四是遷徙富商巨賈於關內。漢高帝五年，劉邦下令，將大批楚、齊之地的豪門貴族徙往關內，其中不乏巨商大賈。這不僅加強了對他們的控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關內經濟的發展。
為了保證上述政策得到實施，劉邦對秦以來的“什伍法”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在全國實行了編戶製，對勞動力和財產進行注冊，嚴禁戶口外流。這種編戶製度，是漢初農村基層的一種組織形式，同時也用來加強對人口的控製，限製商人的活動、商業的膨脹。
劉邦這一係列強本弱末、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的政策，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尤其是農業經濟的發展，穩定了社會秩序，鞏固了新建的封建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