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加管束

光武帝劉秀對功臣貴戚。除給予寬厚待遇以外、對出格越軌者也絕不姑息，對犯法者更是寬容。而對功臣貴戚中如果有人稍有威脅到皇權和中央集權政策的人，那就可以說不管他位置多高，功勞有多大，也絕不會留情。

嚴加管束功臣貴戚中不法行為，其中的最明顯例子，是強項令董宣格殺湖陽公主家奴一事。湖陽公主是光武帝的大姐劉黃，可以說是劉家在小長安戰亂後僅存的兩個姐妹之一，和光武帝關係可以說為至親。在平日裏姐弟關係融洽，光武帝還曾專門為新寡的姐姐選宰相大司空宋弘為婿。但當公主家蒼頭犯法，被有名的“強項令”董宣依法處死時，光武帝卻最後倒向董宣一邊，維護王法，絲毫不給姐姐情麵。

對功臣中的出格、越軌行為，光武帝也是嚴格限製的，其限度是不能違犯皇權的威嚴和有礙於中央集權。諸功臣中有兩位較為特殊的人物，他們是竇融和馬援。這兩個人在許多地方有相似之處，都不是最早的元從功臣。他們都是在光武帝平定隴蜀戰爭中立大功的人物。可以說如果沒有竇融、馬援二人協力相助，隴蜀的平定就會增加很多的困擾。就他們本人來說，竇融、馬援二人都屬於精明強幹的文武雙全的人物。他們各有一股隨從勢力，對時勢的了使也都有清醒的獨到的見解。如果處理得當，他們就會成為光武帝得力的股肱之臣。

當然，在光武一朝後期，他們也確為光武帝朝廷一文一武的兩大重臣，對建武後期的東漢王朝的建設和開拓，也立下了重要功勞。竇融原籍扶風人，王莽時家在長安，“以任俠為名”。他曾在王莽軍中任職，參加過與光武帝對抗的昆陽之戰。戰亂中竇融覺得中原混亂，因此決定到河西發展。到河西後，團結了酒泉、金城、張掖、敦煌等地方勢力據地自雄。因為“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這樣竇融在當地站住腳跟。光武帝即位後竇融經過再三斟酌，“決策東向”,向洛陽獻書稱臣。

在光武帝平定隴、蜀過程中，河西因為地理位置的獨特，造成對隗囂、公孫述東西夾攻之勢，因而竇融在平定隴、蜀之戰中立下了大功。在兩次戰役中，河西諸郡全都出兵響應，竇融更是親率五郡太守，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多輛，與漢兵會合，隴、蜀平後，竇融率諸郡來到京師洛陽，接受招封。在那個時候光武帝對他“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到了後來竇融連任冀州牧、大司空、衛尉、將做大匠之職，與兄弟竇友“並典禁兵”,可以說其身份尊貴無比。光武帝還與竇融結以姻親，他的兒子、孫子和侄兒都娶了皇室的公主。

但是，竇融在位高權重以後，和以往相比顯得過分張揚。在從河西來到洛陽時，大講排場招搖過市，“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輛，馬牛羊被野”。到京師任職後，又一再任職軍事，竇融任衛尉、弟竇友和兒子竇穆先後任城門校尉，從侄竇林則任護羌校尉，可以說都掌有軍事實權。此外，竇融一家在生活上十分不檢點，在都城中大興土木，擴大宅第，“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這種奢侈的作風與光武帝要求功臣貴戚的倡廉務儉的要求有天壤之別。竇融對兒孫們教育又不嚴，史稱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托郡縣，於亂政事”,不但如此甚至強迫六安侯劉盱拋棄妻子，與竇穆女兒連姻。竇家這一做法擾亂了社會治安，也危及皇權的威嚴和東漢王朝中央集權製度的強化。竇融子孫的違法亂紀行為，讓光武帝和繼位者漢明帝大為惱火。還在光武帝在世時，就曾因這些事將竇融的大司空職務罷免一次。到漢明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就數次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以西漢外戚誅戮事警戒竇融，讓他“歸第養病”,追回衛尉印綬。最後終於罷去他的兒子竇穆等的全部官職，把竇氏家族全部趕回故郡。

竇融最後之所以仍能在東漢朝善終，全靠他本人頭腦清醒，明白在皇權下重臣擅權的危險，所以他總是內心惴惴，唯恐不謙。史稱“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又幾次向光武帝和明帝“乞骸骨”退休以保全晚節，以此使光武帝始終“親厚之”。

竇融始以豪俠之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嚐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也。

假如竇融還能以精通官場“進退”之術，並因此獲得光武帝諒解的話，馬援的所為則恰恰與他相反，盡管功大如山，終於還是觸犯了皇權，違背了封建中央集權的軌跡，生前死後遭到了光武帝的懲罰，最後終落得不幸的下場。

史家對光武帝薄待馬援，向有議論。光武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這是馬援貪功邀名所自取其咎，“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適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強，或惡其不遜，而援非也，為光武所厭而已矣”。

為什麽遭到光武帝討厭呢?馬援之咎在於“將帥貪功”。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膚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也就可以了，“奚必馬革裹屍而後為愉快哉”,結果弄得個“身死名辱，家世幾為不保”的下場。

馬援在光武帝一代是有數的名將。他“少有大誌”,原籍和竇融一樣為扶風人，後在王莽時代因不守新朝王法而亡命北地郡，在那裏經營牧畜，成為富豪，“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但馬援並不甘心一生就過這樣的生活，把錢財全都散給昆朋故舊。這一點與竇融同樣有遊俠之風。

王莽末天下大亂時，馬援“避地涼州”,後來就留在西州，為隗囂出謀劃策。此後一直往來觀察遊說於隴、蜀和光武帝政權之間，還向隗囂對比了公孫述和光武帝的優劣，覺得光武帝比當年漢高祖劉邦還要高明，因此勸隗囂向洛陽稱臣。馬援隨隗囂長子隗恂入質洛陽後，便一直在東漢為臣。

在光武帝平定隗囂割據勢力的戰爭中，馬援就憑他在隴中的舊關係，說服了許多隗囂故將“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黨”。隗囂敗後，馬援先後又立下新功，為光武帝先後征討西羌、平定交陸征側、征貳起兵，最後又以年老之體，率軍出征北方烏桓和南方武陵的五溪蠻，最後卒於南征軍中。

如果從軍功方麵看，馬援在東漢初年可謂最著，他東伐西討，南征北戰，為東漢大大開拓了疆土，為鞏固和發展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可以說立下了不朽功勳。前人對馬援的戰功，留下許多讚詩，清人觀保有一首詩說：

漢時勤異域，新息建殊功。銅柱勳名著，辰溪祀享崇。當年讒薏苡，此日蔭梧桐。嶺首雄祠在，依然矍鑠翁。

新息指光武曾封馬援為新息侯，銅柱指在馬援死後給他鑄立的紀功銅柱。至今在兩廣湖南一帶各地，仍存在紀念馬援的伏波廟、伏波祠、伏波墓等遺跡，說明後人對他功績的追念。

但馬援一生的最後結局卻是以悲劇告終的。馬援指揮的最後一次南征五溪蠻的戰役，因指揮失誤，士卒疫死者甚眾。再加上竇融侄竇固和梁統子梁鬆夥同耿食、耿舒兄弟進讒，這一切終激起光武帝大怒，不僅派梁鬆去前線代馬援統兵，撤其職務，而且在馬援死後，又“追收援新息侯印綬”。不但如此，大將馬武和侯昱又誣奏馬援在南征交趾中帶回不少“明珠文犀”,貪為己有，使得光武帝聽到這個消息後愈益震怒。

因為這些原因馬援死後，喪事辦得十分蕭條淒涼，“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與會”。他的妻子和兒子馬嚴“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後來幸好雲陽令朱勃仗義執言，為馬援上書鳴冤，最後才給這一代名將平反，得以歸葬故裏，明帝時追封為忠成侯。史家對馬援的冤案議論頗多，最主要的是因為他一生所作所為威脅到了皇權和中央集權。一般封建君主最怕的就是臣下居功自傲，擁兵自樹。

而馬援則在天下既定之後，光武帝已明白暗示功臣交出兵權，提倡偃武息兵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請纓出征，不但如此，而且屢出狂言。在平定二征以後，他大開慶功宴，在慶功宴上對部下說“吾慷慨多大誌”,人生在世，怎麽可以“衣食裁足，乘下澤車”,便“守墳墓，鄉裏稱善人”,自行退伍呢?他躊躇滿誌地說：“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而在班師洛陽之後，馬援還想再領重兵，北征匈奴、烏桓，自稱“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在兒女子手中邪”。這些豪言壯語應當說還是讓人可敬可佩的，可以為後世有誌男兒的座右銘。但馬援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在封建社會尤其是在皇帝心中，這些全都是犯忌之詞。

當時光武帝正鼓勵各功臣離開軍旅，歸田致仕之際，馬援的這些要求不正給皇帝製造難題嗎?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竇融比馬援聰明，自動數次乞求退休致仕，也正因為這樣在光武帝一朝他才能保爵祿一生，馬援自己卻因為不能“自貴”,終致身敗。

其次，馬援還犯了光武帝的第二忌。在封建中央集權的時代，皇帝最不喜歡的就是臣下結黨營私，因此要求他們在這方麵也要深自檢點。鄧禹、李通全都深通此道，一再“避權勢”“遠名勢”。與之相反，馬援卻“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都用這樣的手段來收買人心，招致“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他不團結同僚，而且居功自傲。有一次馬援生病，梁統子梁鬆前來看望他，拜在床下，馬援竟不搭理。梁鬆走後，馬援家人問他：“梁統是皇帝女婿，貴重朝廷，在公卿中很有地位，大人為何如此無禮。”馬援卻說：“我是梁鬆父親之友，他雖貴為帝婿，我怎能失其序乎?”這一點讓梁鬆記恨在心。在平常的時候，馬援也常倚老賣老，常常正色教訓梁鬆、竇固等，告訴他們“凡人為貴，當使可賤”,要“居高自持”,才能免禍。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馬武、耿舒等十二郡將士由馬援率領出征時，馬援又對他的朋友表示最害怕那些權要子弟跟在左右，“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介介”是“耿耿於懷”的意思。心中懷著這樣的心情出征，必然要與諸將部下發生矛盾，以致最後終於遭到這些貴戚權要們的中傷。所以馬援之敗，從這些事看也是意料中事。除了這些以外，馬援還常常自作聰明，鋒芒畢露，史稱他“為人明須發，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裏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建武二十年(公元44),馬援在平定二征之亂後班師回朝，又將一麵交恥銅鼓鑄為馬式，獻給光武帝，並為此上表說“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建議以此馬為法，選擇好馬。光武帝雖然表麵上同意將此銅馬置於殿前，以為名馬之式。但對馬援好戰興兵的言論，在內心中定是不以為然的。建武二十四年，馬援年已六十二歲，仍請兵征五溪蠻。這時光武帝對馬援已經有些生厭，表麵裝作“湣其老，未許之”。但是，馬援依然不知趣地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帝見到這種情況不得不誇獎說“嬰鑠哉是翁也”!結果正因為是此戰失利，使東漢南征軍傷亡慘重。馬援最後的幾次戰爭，都使東漢兵力大受損傷。他在征羌戰爭中，已因年老而顯得指揮不力，自己中了敵矢。

羌戰耗費多年，很多朝臣都建議放棄羌地。後來幸馬援建議在當地“開導水田，勸以耕改”,才使湟中問題得以解決。平定交恥戰役，馬援所部軍“經瘴疫死者十四五”,那一仗也算損失慘重。最後征武陵五溪蠻，馬援雖老年壯誌未衰，無奈畢竟年老精力所限，指揮作戰時已經大受影響。耿舒等告他“伏波類西域商胡，到一處輒止”,馬援固執己見，不聽諸將勸告，終致敗績。

最後，馬援子侄們的不檢點，惹是生非，這些也使光武對馬援失去恩寵。史稱，馬援的“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輕通俠客”,因此得罪了許多貴戚高官。馬援征平二征後，特地從交趾帶回一車當地特產薏苡仁，本來想在內地種植，以勝瘴氣。可是結果“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有人上書譖之為“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惹得光武帝對馬援不滿總爆發。

以上種種可以看出，光武帝對馬援的芥蒂是由來已久，最後對他罷官追爵，並非一事一言之因。這種事可以看作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製度下君與臣複雜關係的一個縮影，可以說是封建皇朝不可避免的悲劇。

光武帝的功臣貴戚政策，他的處理君臣關係，雖是以優容柔道為主，給予高位，厚其賞賜，結以姻親，使他們晚年大部能頤養安度。但此政策不是無條件的，其條件就是一方麵要求他們交出大權，讓他們去適應新建王朝的形勢，習儒術以和國策相容，務儉養廉以保持晚節；在另一方麵則絕不容許妨礙中央集權的強化和皇權的加強，若有違背，則不管官高位隆，也絕不寬待。

光武帝對待功臣貴戚的總方針還是養起來的政策，也就是王夫之所謂的“恩至渥”的政策，“位以察，身以安，名以不損”。他的大部分功臣最終結局都是這樣的。但是有一條重要原則是，絕不“授以權”。這是光武帝所特意注意的，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朱浮所向光武帝上疏所說的：“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政權決策愈歸於下層百石之吏，這樣做才能讓光武帝劉秀放心。這方是光武帝建立新朝、大力強化皇權的本意。所以即使功臣與三公中有十分聰明幹練可以治國的重臣大吏，光武帝也並不重用，王夫之分析得甚為透徹：

任為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帝獨多得之。來歙刺傷，口占遺表而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為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吳漢也，皆出可為能吏，入可為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宰輔，諸將亦各安，而不欲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為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