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皇權

由於對功臣優崇的政策，光武一朝的功臣戰將，基本上都能“保其福祿，終無誅遣者”。光武帝對諸功臣貴戚在建國後的要求可以概括為八個字——交權，下放，倡廉，習儒。

鼓勵功臣交權，“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這是與光武帝在厚待他們同時進行的一項國策。在建武二年劉秀發了一張詔文，內容是分封各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但詔文所寫的內容卻十分值得深思。開頭竟有這樣幾句：“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

後麵也多為雙關語：惟諸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

這紙有趣的詔文，形為重賞封功，卻又深有警戒之意。這正符合光武駕馭功臣之道：既給予優厚待遇、尊崇的地位，卻又不願意他們握有實權。表現在詔文裏，便有兩層含義：一方麵封賞；另一方麵警告他們不要得意忘形。此詔引起了一位名叫丁恭的博士的異議，他上書說：“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裏，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製”。這位博士大概沒有弄懂光武帝的本意，所以反而遭到了一頓揶諭。光武帝說，“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嚐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隨即遣謁者授予功臣們印綬，但在策文中卻仍含有鑒戒之意。策文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為漢藩”,是這篇詔文的中心思想。根據光武帝的這一思想，他製定了一係列鼓勵功臣交權的政策：

首先，讓功臣主動交權。“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其實這句話並不是完全絕對的。光武帝一朝，大部分功臣不用來執掌朝政，但也有少數例外。這例外的是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和膠東侯賈複三人。除此三個功臣能得以參與國事外，其他的功臣均以各種辦法或提前退休，或遣至地方任職，調離中央。

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以後，隻有賈複、鄧禹和李通三人“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那就是說，絕大部分功臣都不參與政事。

因為這樣的政策，就鼓勵了一批知趣的功臣紛紛主動交權請求退休。受到特殊榮寵的李通，首先就提出病休：“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後來經過大司徒侯霸等極力挽留，“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但李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這樣經過幾次申請，終於同意了李通的病休請求，“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以後成為顧問一類的閑職了。

重用功臣三位中的另一位鄧禹，史稱也是“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他早早地就罷去領軍之職，“以特進奉朝請”,在這以後就在家頤養天年。“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重用功臣的第三位賈複，前麵已提到他與鄧禹帶頭自削兵權，閉門自養。至於其他功臣，見三位重用功臣都是如此，那還不有樣學樣。

其次，提前“致仕”退休。東漢開國功臣三十三人中，建武十三年天下略定前卒於任上或戰歿的有十二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多；十三年後卒於任上的有十人，占百分之三十多；確係退休的有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多。而這些退休致仕者，基本上都不到退休年齡都早早致仕了，有的五十多歲，有的才僅僅三十多歲。這種致仕退休潮，給戀位的在職功臣極大的衝擊。竇融最感到有壓力的一個。隴、蜀平定後，竇融雖因立功，“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但竇融的內心一直惴惴不安。史稱“融向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令卑恭已甚"。他“久不自安”,數次辭讓爵位，請求免職。終在建武二十年獲準。後雖又任衛尉等職，融仍不斷請“乞骸骨”,這說明當時竇融等受到了很大壓力。

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雖寇恂、鄧禹之高勳，耿純、賈複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在東漢建國之初，河北立下戰功的原钜鹿大姓耿純，到達京師洛陽後，就對光武帝表示：“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複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意，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

光武帝對耿純的這個要求感到十分高興，笑著對耿純說：“卿既治武，複欲修文邪?”因拜其為東郡太守。耿純在東郡任職十分賣力，“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在東郡做出很大成績，百姓對他都非常愛戴。以致離任後，有一次光武帝過東郡見到“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雲‘複得耿君'”。光武帝感慨地對公卿們鼓勵耿純，沒想到耿純年少從軍能戰，治郡也是如此的有才華。數年後又任他到東郡任職，“吏民悅服”。最後卒於任上。

樂於到地方任職的還有光武帝的姐夫鄧晨，本傳稱他“好樂郡職”,光武帝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在各州歲課中經常成為冀州第一。後來又調任汝南太守。他在任上，“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因此稱鄧晨為良吏。

從中央下放到地方任郡守，是光武帝提倡的一種處理功臣的既定政策。光武帝“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鼓勵他們“剽甲兵”削交兵權。這第一種辦法是安排他們早早“致仕”退休；第二種就是鼓勵功臣離開中央到地方任職，這樣既收回兵權，又使功臣們能適應新形勢，學會管理行政的本領。

光武帝根據國政的變化，對功臣在時代的不同有不同的要求，從激烈戰爭年代的勇武有加，轉而責成他們對新王朝的治理作出努力，再立新功，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這一政策的轉變就當時情況是合情合理的。光武帝並沒有像漢高祖那樣對功臣一概殺戮迫害，而是量其適應與否，分別對待。這其中，大部分給予厚賞高位後致仕，加以特進、朝請諸虛銜以保持榮譽，少量三兩功臣仍參與國家大事，一部分能適應新形勢發展者離開京師下任各地郡守，總的政策是既減輕功臣因擁兵形成對中央的威脅，同時也利用他們的威信與才智在地方任職中繼續有功於國家，這樣的做法最後終於使絕大部分功臣能養老令終，不至於落得誅殺的下場。史臣曰：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且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久若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

要求功臣廉儉自守，儉約的風氣，在光武帝一代的朝臣中，曆曆可見。在文官中，如宣秉，如王良，都是曆史上知名的廉吏。在武將功臣中，這樣的人也有很多。功高如鄧禹，史稱他除培養諸子習儒，“修整閨門”“遠名勢”之外，在財用上也頗知廉儉，“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與鄧禹同名的寇恂，也是“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從不自貪。光武帝的另一大將吳漢，在吳漢出征在外時，聽聞妻子在家買田業，結果受到吳漢嚴厲責斥，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室乎!”並命將妻子所買田地盡數分給昆弟諸家。吳漢隻簡單修葺裏宅，不起宅第。夫人先死，隻葬小墳，不做祠堂。

銠期一心為國，臨死之前，母親問他“當封何子”,他對母親說：“受國家厚恩，常想如何報答，何宜封子也”。在這些人中最令人欽佩的是祭遵，史稱“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死後困難得連喪葬費都沒有，都是光武帝命令大長秋和河南尹聯合辦理，由大司農出錢的。

因為這個原因，當時有一個名叫範升的博士上書要求表彰祭遵，書中說：祭遵“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範升認為，如此“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的大臣朝廷應當大力表彰。光武帝於是將範升奏章令公卿傳閱，並常常對公卿們說：“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乎?”

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亦一時風會不同也。光武在小的時候，往長安受尚書，通大義。到了當皇帝以後，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故樊準謂帝雖東征西戰，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是帝本好學問，非同漢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

當時與他同學的有鄧禹和朱祐等。史載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那個時候也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朱祐也是光武帝少年知己，朱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一直到劉秀稱帝多年，依然還記得當年這段同學時的情誼，當光武帝駕幸祐第時，對他笑說：“主人無舍我講乎”?鄧禹、朱祐二人皆是光武帝開國功臣，可謂儒將。

其他諸功臣中，深通儒學的也有很多，史稱寇恂在汝南太守任上，“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馮異也是“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賈複，史稱“少好學，習《尚書》”,年輕時即被人誇讚為“容貌誌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到了以後，正是他和鄧禹一起，在朝中倡導“剽甲兵，敦儒學”之風，並因此受到光武帝的大力讚許。

耿況、耿算父子，更是儒學世家，耿況明經出身，與王莽的從弟王伋同為著名學者安丘生的門徒。耿食也是“少好學，習父業”,以後因為世亂才棄文從武。王霸、祭遵，一個曾“西學長安”,一個“少好經書”。

祭遵為光武大將時，大大弘揚儒學“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然還軍旅之中，不忘俎豆，在當時是一位典型的儒雅大將。耿純與李忠，前者也曾“學於長安”,李忠在光武朝任丹陽太守時，在當地“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光武帝劉秀周圍聚集著這樣一大批習儒或近儒的將帥，這使他們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語言。所以光武帝才可能做到“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當時皇太子勸他不要因此而操勞過度時，光武帝對他說“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光武君臣，風雲際會，十分難得，“本皆一氣所鍾，教訓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儒學，是光武君臣關係的粘合劑、凝聚劑，把他們緊緊聚合成一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