儉約治國

劉秀本人在生活方麵非常節儉，不但如此，對治理國家方麵也同樣如此。當然，這同劉秀的生活經曆“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有直接關係的。

史載，劉秀“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所謂“大練”,指的是一種粗帛；“鄭衛之音”本是春秋戰國時鄭、衛兩國的俗樂，後被附會、演化，通指****的歌樂。這就是說，劉秀衣著樸素，生活檢點。建武十三年(公元37)正月，劉秀下詔，嚴禁“郡國獻異味”。在這以前朝廷就曾敕令郡國，不讓敬獻“異味”,即地方特產珍奇美味。可是地方官員都把這看成是巴結朝廷的大好機會，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依然照獻不誤。其結果嚴重勞民傷財，造成巨大浪費。劉秀因此詔令嚴禁，無非是要節省民力。

就在這年，外國貢獻來日行千裏的名馬，還有價值百金的寶劍。劉秀認為這些好東西應該讓它們物盡其用，故而下令“馬駕鼓車，劍賜騎士”。這一年，還由益州傳送來公孫述的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如此東漢朝廷的“法物(大駕鹵簿儀式)始備”。一個政權建立之後，不刻意追求排場，不過分講究形式，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值得肯定。史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像這樣簡寡治政，在曆史上的君王中實不多見。當時劉秀賜予方國的手跡，“皆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從這樣的一件小事中，都體現出節儉的精神，以小見大，不難想象劉秀的節儉程度。

劉秀的恭從儉約，更集中反映在他力主薄葬的言行上。建武七年(公元31)正月，劉秀頒布詔令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梯弟薄葬送終之義。”大意是講，世俗重厚葬輕薄葬，造成富人奢侈僭越，窮人財產銳減，法令、禮義都不能禁止，隻有喪亂之世那些厚葬的墳墓被發掘時才知道厚葬的弊病；現布告天下，讓大家明白薄葬的意義，從而實行薄葬。

堂堂一國之君，對喪葬這類事，都如此這樣關注，循循善誘，可謂用心良苦!劉秀提倡薄葬，並非隻停留在口號或詔令上，而是身體力行，從自己做起。秦漢帝王，一般都是即位之後，立刻便為自己建造陵墓，稱作壽陵。劉秀初作壽陵，則晚至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離其去世，不過六七年光景而已。當時負責建陵的官員將作大匠竇融上言，說“園陵廣袤，無慮所用”。

劉秀聽了以後不讚成這種意見，反而因此對陵的規格做了很嚴的限製。他說：“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製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送興之後，與丘隴同體。”意謂遠古帝王安葬，隻使用陶人瓦器一類非常簡單的葬具，使後人不知道墓的所在地；文帝看清了生死的意義，景帝遵從孝道，按父親的意願薄葬，後天下變亂，唯有霸陵保持完整未被挖掘，豈不是很好的事嘛!現今我的陵墓占地不要超過二三頃，墓上不建巨大的山陵，封上稍微隆起(破池),隻要不停水也就可以了，待將來朝代更換之後，就讓它像普通丘隴那樣存在。

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劉秀的舅舅壽張侯樊宏去世。宏為人謙柔畏慎，在喪葬問題上，尤其是個明白事理的。在他病情嚴重的時候，明確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使與夫人同墳異藏”。他認為，“棺樞一藏，不宜複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劉秀對舅父大人的遺令，極為讚賞，因為這樣以書示百官，並講“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意謂現今若不按壽張侯薄葬的意願去做，就不能彰顯他的德行；況且我死後，也要以他為榜樣，實行薄葬。

一個皇帝，在眾目睽睽之下，表示自己死後薄葬的決心，還是需要有些魄力和勇氣的。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劉秀去世。臨終前，他留下遺詔說：“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製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意謂我沒有給老百姓做什麽有益的事情，死後喪事按照文帝的製度，一定要節儉；各地刺史、太守一律不許離開所在的城池，也不許派遣吏員或通過郵傳上奏吊唁。從這裏也不難看出，劉秀考慮問題是相當周全的。他既要求自己的喪事從簡，又明確禁斷各地的奔喪活動，以防止官員借機斂財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