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輕刑法

劉秀青少年時期曾經生活在社會底層，對於官府利用刑獄殘虐百姓這樣的事，有切膚之痛，所以當劉秀做了皇帝以後，擔心這種事再發生下去，在寬刑赦囚方麵做的貢獻十分突出。

首先，他從當時的社會實際出發，經過動亂與戰爭劫難的民眾，最為迫切需要的就是休養生息，所以“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如果說劉秀即位時大赦天下，在當時來說主要是一種出於形式上的需要，那麽，建武二年(公元26)三月的大赦，則完全是實質性的行為了。其大赦的詔令中說：“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湣之。孔子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詔令引用孔聖《論語》之言，說明當時刑法過重、獄多冤枉的現實，並責成有關官員商議簡省刑法的有關問題。

由大赦的詔令不難看出，這次“議省刑法”的核心，當是“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按照古人的解釋，"王莽之繁密”主要指“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人沒入為官奴隸，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銀鐺其頸，仇苦死者十七八”。“漢世之輕法”則指“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之類。此後，在同年六月，三年正月、六月，四年正月，五年二月，七年四月，中元元年，劉秀又發布詔令，大赦天下，從而體現了一種寬大為懷的刑法政策。

其次，劉秀根據形勢的發展及各地具體情況的不同，隨時不斷進行司法調整，以切實減輕刑法。例如，建武三年(公元27)七月詔書規定：“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緩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係。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意謂秩祿六百石以下的基層官吏有罪，需先向上級請示，然後才可以作出處理；男子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及婦女受牽連犯罪的，隻要不是大逆不道之罪或詔書有名而特捕的，都不得逮捕係獄；應當審理的一定要案件立即審驗，不可無敵拖延；女犯人隻要雇山(每月出錢雇人上山伐木),就可以放她們回家。

再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四月，針對邊郡的具體情況頒布詔令：“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因為這道詔令就大大改變了以往邊郡刑法偏重現象，使之與內地刑律趨同。

再次，多次赦免囚徒，體現了一種恤刑精神。建武五年(公元29)五月劉秀下詔說：“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仇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係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原來當時天下大旱，而且還開始鬧蝗災，劉秀認為這是由於官員執法不當，冤獄過多，百姓仇恨，因此而惹怒老天爺而造成的。所以他命令京師諸官府、三輔及各郡國清理獄中的囚徒，凡不是死罪囚一律釋放，現在的徒隸都免為身份自由的庶人。

在那以後劉秀又多次下詔釋囚減刑，其較為重要的如建武六年(公元

30)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窪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同年九月，“赦樂浪(郡治朝鮮，今平壤)謀反大逆殊死以下”。建武七年(公元31)正月，“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係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人；耐罪(剃去鬢而留發)亡命(指犯耐罪而背名逃跑者),吏以文除之(令吏為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

建武十八年(公元42)七月，“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建武二十二

年(公元46)九月，因地震製詔：“遣謁者案行，其死罪係囚在戊辰(地震發生日)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除去鉗具),衣絲絮(允許穿絲絮)”。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十月，“詔死罪係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宮刑獄名),其女子宮(幽閉)”。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二月，“遣使者舉冤獄，出係囚”。同年四月，“詔令天下係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續罪輸作各有差”。建武三十一年(公元55)九月，“詔令死罪係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除直接的赦囚減刑之外，劉秀又將自漢武帝以來設置的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全部省罷，隻保留了廷尉和洛陽的詔獄。這樣一來，犯人的數量隨著監獄的減少也自然減少。

最後，堅持寬刑輕法。建武十二年(公元36),太中大夫梁統上疏，“以為法令既輕，下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這位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今寧夏固原東南)人，出身於富豪家庭，“性剛毅而好法律”,更始朝拜酒泉太守。及更始敗，他與竇融等起兵保境，遷任武威太守。平滅隗囂後，梁統受封成義侯。沒有過多長時間，與竇融等人來到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官太中大夫。他在朝廷，曾經多次上疏言事；這次又針對輕刑的問題，坦抒己見。

劉秀把梁的奏章交給三公和廷尉展開討論，“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結果否定了這個意見。不過梁統還真有點認死理，於是再次上言，申明自己的觀點，“願得召見”,或“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劉秀明確主張輕刑，自然不願為此再多囉唆，便派尚書接待他。梁統倒很認真，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陳述了一遍。尚書把情況如實匯報上去，梁統自這以後就眼巴巴地等候回音，卻一直沒有下文。實際上，這正表明了一種否定。

兩年後，又有一些反對輕刑的大臣又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意謂古時肉刑既嚴又重，所以人們畏懼法令；現今的法律太輕太薄，因為這樣作奸犯科的人不勝其多；應當增加科條禁令，這樣就可以防止犯罪的源頭。

劉秀將此奏章交給公卿討論，光祿勳杜林表示堅決反對。他引用孔子所說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句話，闡明“古之明王”何以“動居其厚，不務多辟”的道理；又把西漢初“蠲除苛政”後“海內歡欣”的情況，與西漢末法網嚴密後所造成的“國無廉士，家無完行”的情況進行對比，從而認為“宜如舊製，不合翻移”。大意是說，應該繼續執行輕法的政策，不可以隨便更改。

杜林的這番話正說到了劉秀的心坎上，所以他立即表態讚成。這樣又一次否定了那些試圖改變輕刑的動議，使寬刑輕法得以繼續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