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建太學

由於王莽更始時的政局混亂，引起天下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四方士人也“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逃避暴政和戰禍。所以當劉秀統一之後，也麵臨一個文教事業，重新振興的重要任務。

光武帝劉秀在教育事業的發展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其作用可與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相比。這是因為在統一戰爭尚未結束的建武五年(公元

29),他就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太學，這一舉措使得這一所國立大學初步規模，又重新具有“籠豆幹戚之容”“方領矩步”之人。

建武五年(公元29),這個時候光武帝尚遠未統一中原，北方彭寵割據勢力主力剛剛平定，東方戰線幹戈方酣，西部隴蜀尚未有餘力重兵進討，此時全國的形勢正如隴右割據勢力的大將對主子隗囂所言的那樣“今南有子陽(指公孫述),北有文伯(指彭寵),江湖海岱，王公十數”。鹿死誰手，究屬未定。在這樣天下大亂不止的時候，光武帝大興文教，起修太學，這項舉措可以說與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的措施，同樣具有超人之智。

中國的太學，可以說是封建社會官立的大學，這種教育製度可以說在世

界教育史上排名第一。最早的太學，創辦於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最初有經學博士(教師)和博士弟子(大學生)各數十人。但太學的發展很快，到西漢中期的昭帝、宣帝時期，已經發展到太學生二百人；元帝時更增至一千人；成帝時達到三千人。

西漢末年平帝時，分為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以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各種經學、史學、文字學、醫學、數學等專科，太學生以至數千人。在王莽當政時期，不管他政局如何，太學卻依然在發展，史載太學生的校舍就興建了“萬區”。東漢時光武帝和明帝，因為本人篤信儒學，所以均大力發展儒家教育，他們的後代繼續興教，到東漢質帝時，太學生數目猛增至三萬名之多。

光武帝經常親臨太學視察，可見他對新建的太學的關心。有一次，他車駕臨太學，會同諸博士在禦前“論難”。當時名儒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這讓所有參加辯論的博士都自愧不及，從而博得光武帝的“特加賞賜”。這一次光武帝還召集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光武帝還經常詔令學者們“說經”,有一年正月初一正旦朝賀，光武帝於是令群臣能說經者互相詰難，說不通者即下座讓給勝者，由博士出身，官任侍中的戴憑屢辯屢勝，竟然重坐五十多席，以致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光武帝還請桓榮當麵說《尚書》,聽桓榮所言十分欣賞，立即拜官議郎，賜錢十萬，還特聘他為太子師。

我國教育史家認為，西漢時經學教育中的“問難論辯”方法，是一種很好的教育方法，它可以繁榮學術，推動文化發展，東漢大思想家王充的理性批判精神，就是因為受了這一傳統的影響。光武帝時代的詰難風氣，也體現著東漢初期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光武帝本人的開明作風。

光武帝在建立太學同時，還把儒經的教學內容固定下來，重新振興和整頓，協調儒學。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這一段包含好幾層意思：第一，光武帝很重視太學教學內容，也十分重視儒學各家各派的統一振興，所以才讓九卿的首席官太常來主管此事。三公、大將軍下就數太常，位列九卿第一，他主管的任務除“掌禮儀祭祀”(國古代向來“唯祀與戎，國之大事”)外，還主管“每選試博士”。其下屬“博士祭酒”,則專管“掌教弟子”之職。教育事業放在九卿各部的首位，這就可以看出東漢政權對此的重視程度。第二，兩漢時期，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後，孔子的儒家學問產生了兩大派別的分歧，即所謂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爭論。為此，兩漢政府專門召開了三次大型學術會議，集中群儒來討論統一、協調的問題。

中元元年(公元56),東漢又初建三雍——明堂、靈台、辟雍。這雖然主要是舉行祭掃、典禮場所，但都與教育有關。明堂本是古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均在這裏舉行。後來隨著宮室的完備，明堂的許多功能逐漸轉移，但一般仍在近郊建明堂，以存古製。曆代禮家對明堂之說，聚訟紛壇，其中一種說法認為，明堂、清廟、太廟、太室、太學、辟雍是一回事，學人多信從之。由此可見，明堂與教育是有關係的。近世學者研究指出，所謂明堂係原始社會氏族議事大房子的遺存，這裏同時也是兼施教育的場所。

辟雍原是周代為貴族子弟所設的大學，其四周有水，形如壁環，故名。在那以後則多用於藏書。靈台為周時台名。《詩·大雅》即有《靈台》詩，其中寫道：“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古人箋注：“觀台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西漢所建靈台，在長安西北，為觀測天象之所。東漢靈台性質與之相同。總之，太學和三雍，彼此呼應，共為京師洛陽文化教育的中心。

除中央有太學外，郡國各地，都興起許多官學私學。

由於光武帝劉秀鼓勵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所以郡國各地都開始辦私學很快形成文化教育的大昌盛時期。比如，寇恂在做汝南太守時，“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授學焉”,常山太守伏恭也在當地“敦修學校，教授不輟”。名儒歐陽歙在任大司徒以前，也長期在所任職太守的汝南，“教授數百人”,達九年之久。《歐陽尚書》專家牟長，在任河內太守期間，也在地方為諸生講學，“常有千餘人”,前後從學達萬人。

魯恭在明帝政府就職之前，也曾“留新豐教授”,後來成為著名的白虎觀會議的主將之一。他的弟弟魯丕，“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牟融，北海人，長年在地方教授《大夏侯尚書》,“門徒數百人”,後來才在明帝朝從政，官至大鴻臚、大司農。山東琅邪還有一位名師徐子盛，以《春秋》教授數百門徒，後來在明、章二朝顯名的名儒承宮，就在他的門下邊勞動邊求學，“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終於成名。

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個儒學的教學網，在地方授徒的，有的本人就是郡守縣長，有的則為私人講學。不管公學私學，總之使東漢時期形成了以儒家經典為教育內容，以社會教化為宗旨的一整套嚴密的教育製度。

興學與讀經是緊密相關的，因為不論是太學或是郡國學，所學皆為經學。所謂《五經》十四博士，亦即展現了太學設立的經學門類。過去天下散亂的時候，經書典籍受到極大的破壞；因為劉秀愛好經術，每到一處先拜訪儒者雅士，尋求散落的經書；聽聞這個消息原來懷協圖書逃遁林藪的四方學人，從此帶著珍藏的經籍，雲會於京師洛陽。這樣，由於劉秀這番精心搜尋，當他遷還洛陽時，其經牒秘書就裝載了兩千多輛車；“自此以後，三倍於前”,這些當然都是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的結果了。

太學出身的劉秀，對講論經義興趣特別濃厚。他常常率領大臣們研討經學問題，經常搞到夜半時分才睡覺。當時為立經博士之事，每有激烈爭論。如尚書令韓歆上疏，建議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劉秀則命公卿、大夫、博士會於雲台，開會討論這件事。會議由劉秀親自主持，博士範升首先發言表示反對，接著，“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有時，大臣以上書的形式表示自己的經學見解，最多的時候甚至達到了一天“十餘上”,劉秀也都親自披閱，真可以說是忙得不亦樂乎!

光武帝時期不但在中央和地方為臣為民廣泛興學，而且還把儒學教育也辦到宮廷內部來。他為此特意邀請碩儒大師作為宮廷教師，教授皇太子、諸皇子和宗室子弟。前後有當世名儒桓榮、郅惲、劉昆、包鹹，等等，在光武帝宮中為皇太子師者。劉昆為易學專家，對孔子儀禮十分熟悉，在王莽亂世，他經常帶著門徒五六百人，當“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在行大禮時，引動周圍郡民的群觀，轟動一時。光武帝時他任弘農太守，是當時著名的良吏清官。

光武帝素聞其名，派人把他請到宮中“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包鹹是《魯詩》《論語》專家，長年在南方立“精舍”私人教學，建武中年，被光武帝請到宮中專為皇太子講授《論語》。郅惲是一位全才，既懂《韓詩》,又通《嚴氏春秋》,還“明天文曆數”,後因在光武朝任上東城門候盡職而被光武帝賞識，請入宮中“授皇太子《韓詩》”。他不但如此還在保存廢太子母子性命，得以頤養天年方麵起了很大作用，後來轉任長沙太守。

光武帝父子對請到宮中的太子師是很信任和尊重的，有時可以形容為求才若渴。當光武帝了解到太子的《尚書》教師何湯的本師為桓榮，立刻將桓榮召來宮中，當麵試講《尚書》,劉秀聽了桓榮的講解，認為才學非常廣博，又馬上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又使授太子”。自那以後每當朝會，光武帝都請桓榮在公卿前講授經書，一麵聽一麵讚歎說“得生幾晚”。桓榮後來得了病，皇太子朝夕派人到住處問安，“賜以珍饈，帷帳，奴婢”,並且還不斷安慰桓榮“若有不測，不用發愁家室”。

為太子師多年的劉昆，史稱常和另一位學者丁恭“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訪焉”。郅惲在光武帝前皇後郭氏被廢的關鍵時刻，敢於向光武帝婉轉提出建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原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這番話說得很得體，又從國家的大計著想。光武帝聽後十分受用，認為郅惲所言很有道理，說：“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光武帝後來對郭後和廢太子劉疆之所以仍然十分厚待，郅惲的這番言論在裏麵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明帝對他過去的老師也十分尊重體貼。史稱包鹹在永平年間升官大鴻臚，明帝每次接見他時，“錫以幾杖，入屏不趨，讚事不名”,當儒學經傳方麵有疑問時，就遣小黃門登門求教。包鹹比較清貧，明帝“以鹹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在包鹹病危時，明帝更是親駕臨視，慰勉有加。

光武帝的尊儒重道，也影響到一朝後廷和後妃貴戚之家。史載光武帝時即進宮的兒媳，後來成為明帝正宮的馬援之女馬皇後，自少女時期就“禮則修備”“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是一位知識才華十分淵博的才女。

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陰氏，也都儒雅成風。光武帝的舅舅樊宏之子樊氏，自幼就對儒學十分有興趣，他曾就大儒師丁恭學習《公羊嚴氏春秋》,而且和北海周澤，琅邪承宮等“海內大儒”,全都結為師友。以至到後來他的經學自成一家，刪訂的《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並教授著門徒多達三千多人。

陰皇後的長兄陰識，也十分尊重儒者，他為官時門下所用掾吏，都敦請名流虞延，傅寬、薛荏等擔任。光武帝的諸皇子中，好儒者也頗多，除明帝和原太子劉疆外，光武帝的二皇子沛獻王劉輔，史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等，曾自作《五經論》,號稱《沛王通論》。明帝的同母弟東平憲王劉蒼，也是“少好經書，雅有智思”。他後來大興禮樂，光武廟的登歌八佾舞，就是他與臣下一起設計的。光武帝最小的兒子琅邪孝王劉京，史稱“性恭孝，好經學”,也頗有其父兄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