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納賢才
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須有一批能幹的賢人誌士，劉秀非常懂得這個道理。劉秀在他創業的過程中，對於禮賢下士始終予以高度的重視。不過，由於每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所以對才能和德行的具體要求，或是對賢的具體理解還是存在著一定差異的。
光武帝對賢士的政策，也就是處理群士關係的原則，如果簡單一點來說的話，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擢賢良於眾愚之中，崇禮義於交爭之世。”光武帝“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若肯為己用，則高官厚祿，待之終身，延及後世。但如執意居隱，光武帝也不過分追究，必逼之死地而後快。從這個方麵來說，光武帝遠勝曆史上若幹殺戮對立的士大夫的開國群主多矣。
劉秀在建武元年(公元25),也就是說才當上皇帝不久，便請來了一個叫卓茂的七十多歲的老頭兒，拜官封侯。卓茂是怎樣的一位賢人，能讓一國的皇帝劉秀如此對待。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卓越出身於官宦家庭，曾就學長安，事博士江翁，學習《詩》《禮》及曆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因他生性寬仁恭愛，恬**樂道，雅實不為華貌，初任丞相府史，就被丞相孔光稱為長者。
卓茂一次駕車外出，有一個人攔卓茂對他講駕車的馬是他丟失的。卓茂有此奇怪就問：“子亡馬幾何時?”你的馬丟了多長時間?對方答說：“月餘日矣。"一個多月。卓茂養這匹馬已經數年，因此他知道那個人把馬認錯了，但並沒有因為這樣而作分辯，默默把馬給了那人，自己挽車而去，隻是在走之前回過頭來說：“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如果不是您的馬，希望到丞相府把馬還我。時間過了不久，那人找回了所丟失的馬，於是到丞相府還馬認錯，“叩頭謝之”。
後來，卓茂因為儒術造非常高深遷升，官至密縣(今屬河南)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在任縣令其間曾有人控告部亭長收其米肉，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麽部亭長就犯了受賄罪。然而經他仔細了解情況，耐心開導，終於使上告者澄清了認識，這樣就使亭長洗刷了贓名，還以清白。正所謂“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卓茂剛到任時，人們對他的一套做法不理解，笑其無能。不想數年後，“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平帝朝，河南郡的二十多個縣鬧蝗災，皆受其害，據說蝗蟲“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卓茂被調任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由這裏可以看出當地享有極高的威望。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郡。及更始立，他出任侍中祭酒，後以年老乞歸。劉秀因為早就聽說此人的名聲，故“初即位，先訪求茂”,請他出來做官。
不但如此，劉秀還在頒布的詔書中說：“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伐紂，封比幹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幾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這裏，劉秀把自己訪求卓茂，與當年周武王的封比幹之墓、表商容之閭相提並論，在劉秀看來，這些行為的性質相同，都是新生政權對賢者的禮敬與表彰。按漢製，太傅位在三公之上，金印紫綬，掌以善導，無常職，這個官位完全是一種榮譽性官位。
很明顯，劉秀對卓茂拜官封侯，主要具有象征與宣傳方麵的意義。盡管劉秀並非不爭之徒(當然，他的“爭”是很講究策略的),但他卻樹立了一個完全不爭的人做百官的榜樣，這裏麵包含的意思倒也意味深長的。
劉秀禮賢敬賢的對象，除了像卓茂這樣的忠厚長者外，另一種就是所謂的隱士逸民。《論語》裏有“舉逸民天下歸心”的說法，君主們大概是受了此說的影響，所以就把征舉隱逸看得特別重要。
史稱“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征賁，相望於岩中矣”,大意是說，劉秀非常向往隱逸之人，唯恐尋求他們找不到，因為這個原因劉秀派出迎接受征隱士逸民的專車，在偏僻的村野都可以互相望得見。在受征者之中有兩個人最為有名氣，那就是周黨和嚴光了。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人，家產千金。少孤，雖被宗人收養，但卻不以理相待；等周黨長大成人以後，宗人貪其財，並沒有因周黨長大而歸還。周黨遂到鄉縣訟告，這樣才把家產要回來。隨後他把財產散與宗族，並釋放了所有的奴婢，然後，獨身一人到京師長安遊學。
當初，鄉佐曾在大庭廣眾之中侮辱周黨，周黨因此懷恨已久。後來他讀《春秋》,明白了複仇的真義，便輟講而還，回到鄉裏與鄉佐相約，確定了決鬥的日期。雙方交手後，周黨為鄉佐所傷，陷於困頓之中。鄉佐因為佩服周的俠義，把他帶回家中將養，數日才蘇醒過來，但當他搞清事情的原委後，立即就離開了。“自是敕身修誌，州裏稱其高。”新莽時，他托病不仕。新莽末年天下大亂，但各路人馬聞知他的賢名，均過廣武而不入城。劉秀即位後，征拜議郎，旋以病去職，與妻子居黽池(今河南澠池西)。後再次被征，使者三聘，在這種情況下，周黨沒有辦法，才穿著短布單衣，著穀皮綃頭，去待見尚書。當劉秀引見時，他“伏而不謁”,自我表白“願守所誌”,就是說不願為官，隻為民。劉秀當場答應了他的要求。
博士範升因為看不慣周黨那副傲慢的樣子，上奏道“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台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言下之意就是要與周黨在雲台下進行一場考試比賽，看看他是否有真才實學，如果周失敗，便判以虛妄的罪名，受法律製裁。不料劉秀把範的奏書傳示公卿，並下詔說：“自古名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覺不受朕祿，亦各有誌焉。其賜帛四十匹”。意謂自古以來著名的帝王、聖明的君主必定都有不歸順的士人；伯夷、叔齊不吃周朝的糧食，太原周黨不接受朕的俸祿，這也是人各有誌；不能強求。賜予周黨帛四十匹。
劉秀的這道詔書，無異給範升當頭一棒。其實，氣盛的範升哪裏知道，劉秀借助範升奏文的機會這麽做正是“千金市骨”,通過這種方式來表示自己敬賢禮賢的誠意，試圖招攬更多的人才。後來，周黨便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敬重這位超脫世俗的隱者，立祠以紀念之。
嚴光，字子陵，又名遵，會稽餘姚(今屬浙江)人。少年時就因其才華而有名氣，曾與劉秀同遊學。劉秀稱帝後，他更姓改名，隱身不見。劉秀思念其賢，遂命令畫出他的形貌按圖察訪，並命令一定要找到嚴光。後齊國上言，稱“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與要察訪之人有點像。劉秀懷疑此人可能就是老同學嚴光，於是備安車玄縹，派遣使者前往聘請。如此這樣去了三次，才把他請到京師，安排住在北軍的高檔驛館裏，“太官朝夕進膳”。
司徒侯霸與嚴光很早就相識，聞知嚴來到洛陽，便派屬吏侯子道奉書前往問候。誰知嚴光並不理睬，在**箕踞抱膝讀書，當讀完後，才問子道說：“君房(侯霸字)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意謂侯霸一向傻乎乎的，沒想到竟做三公，難道現在和以前有一點兒不同嗎?子道回答：“位已鼎足，不癡也。”嚴光又問：“遣卿來何言?”子道轉告了侯霸的話，無非講侯霸公務如何繁忙，沒能先來看望老朋友，因此遣吏來表示歉意，等等。嚴光聽了後即反詰道：“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因為天子征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意謂你說侯霸不傻，他所說的難道是不傻的話嗎?天子征聘三次，我才來到這裏。主人還沒有見，怎麽能先見他這個做人臣的呢?子道聽到這話無言可對，深感這個嚴光確非等閑之輩，隻好搭訕著求他給侯霸寫個回信。嚴光說：“我手不能書。”於是給子道劄(一種供書寫的簡續),令其筆錄，遂口授道：“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意思是讓侯霸為官要懷仁輔義，不可阿諛順旨。
子道因為嫌內容少，希望再增加一些。嚴光說道：“買菜乎?求益也。"意謂這難道是買菜嗎?還要求再搭一點兒。侯霸收到信劄，封奏劉秀。劉笑著說：“狂奴故態也。”“狂奴”指嚴光，“故態”即原來的樣子。當天，劉秀便來到館驛前去看望老同學。不想嚴光睡臥不起，劉秀見到這種情況幹脆走進臥室，撫摸著嚴光的肚皮說：“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意思是講，子陵呀子陵，難道你就不可以幫助我治理天下嗎?嚴光還是睡著不應聲，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張目熟視，說道：“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誌，何至相迫乎!”意謂過去唐堯那樣卓著的功德，想讓巢父做官，巢父認為這話髒了自己的耳朵，便去洗耳；士人各有誌向，何必一定要相強迫呢!劉秀歎道：“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見到這種樣子於是隻好惋惜而去。複引嚴光入宮，劉秀與他“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劉秀從容問嚴光：“朕何如昔時?”嚴回答：“陛下差增於往。”意謂劉秀比過去略有點長進。到了晚上，兩人共睡一床，嚴光的腳竟然壓在劉秀的肚子
上。到了第二天，太史上奏，稱“客星犯禦坐甚急”。劉秀笑著說：“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遂拜為諫議大夫，但嚴光堅辭不受，乃耕於富春山，後人把他垂釣的地方取名嚴陵獺。建武十七年(公元41),劉秀再次特征，仍不至。後活到八十歲，死於家中。劉秀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惋惜，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因為劉秀的禮賢下士，還是有很多隱居之士都紛紛前來光武處報效，這樣劉秀就贏得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信任與擁戴。
王莽時代受到迫害、隱居林藪的學者這時全都紛紛出而受職，一般的知識分子也都先後投奔新主。就這樣光武一朝，很快形成文才濟濟的局麵。
素稱通儒世家的伏湛，在光武帝初即位時，就因為他“名儒舊臣”,被征拜主管朝廷內務的尚書，並讓他專門負責為新朝“典定舊製”的重任。後來鄧禹西征關中，光武帝又讓他代行大司徒事，位居宰相。
光武帝每當出征之時，都令伏湛留守京師，“總攝群司”。伏湛因為特別注重禮教，任宰相期間，雖然那時還在戰爭期間，戎馬佐您之際，他就已經考慮到“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道，顛沛猶不可違”,在他主持下，恢複了許多儒教舊禮。伏湛為東漢一代名臣，當代杜詩曾上疏稱讚他“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伏湛在建武十三年天下剛剛平定時去世，對光武朝初期的建設立下了大功。不但如此伏湛在武功上也對東漢王朝做出了一定貢獻。這是因為他曾在更始朝任平原太守，在平原因為政清廉平和，並因此受到當地百姓擁護，後來平原一帶發生獲索軍徐異卿等的叛亂，大軍連攻不下，但徐異卿表示“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道青徐二州向來服膺伏湛，於是把他派到平原，結果真降伏了這部人馬。
兩漢之際著名《穀梁春秋》專家侯霸，不但文采出眾，同時也是有名的清官循吏，素有能名。在王莽時任隨縣縣宰職，“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侯霸任職期間，“案誅豪猾”,打擊大族，“縣中清靜”。當地老百姓得知侯霸要離開原職位的時候，一郡“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複留期年’”。侯霸在建武初年被光武帝任命為尚書令，讓他“收錄遺文”,把前代善政和與法度有益者全部提取出來並與予時行。光武初年的“寬大之詔”,皆出自侯霸之手。史稱他“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但讓人感到惋惜的是，在建武十三年，侯霸即因病逝世。在光武帝時被帝羅致朝中為臣的有名節的士大夫，還有宋弘、趙熹、宣秉、張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鮑永、郭伋、杜詩、張堪、馮魴、任延、王景、劉昆、歐陽歙、牟長、包鹹、丁恭、周澤、甄宇、杜篤、王隆、夏恭、索盧放等諸人。他們這些人或以淵博和名望，為光武帝聘於中央任職，署理朝政，為百廢待興的東漢新王朝出力；或以傑出的才幹，任職於郡縣，為光武一朝的吏治清明盡職；或以儒學經術，弘揚先師孔子的禮教，致力於學術教育。
總而言之，建武初至中元年，光武帝在位三十二年間，在朝內朝外，形成了一個儒雅君子雲集的知識昌明時期。在光武朝曾任職到大司空三公高位的宋弘，生性耿直清廉，甚重名節。赤眉軍人長安時，拒絕不仕，“逼迫不得已”時，投水渭橋，以佯死獲免。
光武帝建國之初，擢拜他為太中大夫，第二年又升任為大司空。他在位時推進賢士，“引薦名士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後皆位及卿相”。拒絕“不仕莽朝”的蔡茂和郭賀，蔡被光武拜為廣漢太守，後任為司徒，位居三公；郭賀則任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
以“信義著名”的趙熹，光武帝也待之厚禮，命人專門征召麵見，“賜鞍馬，待詔公車”。趙熹先拜懷令，升遷平原太守，最後位至太尉。就是這個趙熹，在任懷令時，並不因趙琅的權勢大而放鬆執法，收考犯法的大姓李子春。在王莽朝“隱遁深山”,稱疾不仕的宣秉，光武即位伊始，就拜其為禦史中丞。光武帝對宣秉特別禮遇，“詔禦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號稱“三獨座”。這對這位“少修高節，顯名三輔”的知名學者來說，算得上是無上的殊榮。
他在光武朝政的建設中，也頗有建樹。史稱宣秉在位時，“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光武帝得以中興，這裏麵也有宣秉一份功勞。光武帝還任命了一位“矜嚴好禮，動止有則”的三輔“以為儀表”的張湛為臣。建武初年，張湛就任於左馮翊，他“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升任到中央先為光祿勳，後又升為太子太傅。張湛因為敢於諫諍，光武帝每“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弄得光武帝一見他來，就說“白馬生且複諫矣”。
光武朝被任命為太子太傅的另一大臣王丹，在王莽時也是“連征不至”,但在民間甚有威信。由於他“資性方潔，疾惡強豪”,同時又“好施周急”,當致仕“隱居養老”時，“每當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這一舉動，讓鄉裏懶惰者感到羞愧，如此十幾年後，鄉風大變，“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東海著名的《尚書》學者王良，王莽時寢病不仕，在家教授諸生達數千人，到建武三年，也被光武帝拜為諫議大夫，後升為大司徒司直。因戰亂流落到河西的著名學者、譽為“通儒”的杜林，在王莽和隗囂當政時，都拒不出仕，光武帝一聽說他已還三輔，立刻征拜他做侍禦史，以後又升至大司徒司直、光祿勳。
杜林深通周禮，光武帝經常向他“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並由他設計了一套郊祀製度。因為杜林的被重用，他所友善的範逡、趙秉、申屠剛、牛邯等名士也被擢用，一時，經學研究甚見興盛，“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杜林也盡力盡職，任內“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
知名於光武朝的名士，還有一個郭丹。他原來是一個貧苦的孤兒，立誌在長安求學，慨然下了決心，“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來更始政權終於用高車載他出關征為諫議大夫，他因此對更始感恩戴德。更始失敗後，郭丹為更始衰絰發喪、並“敝衣間行，涉曆險阻”,表示對故主之情。建武十三年(公元37),他被光武帝任命為並州牧，“有清平稱”,到漢明帝時，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在王莽篡位後轉徙河西、巴蜀“二十餘年”的申屠剛，也在建武七年(公元31)被光武帝征召到洛陽，先拜侍禦史，後轉尚書令。在光武朝任職大司空的宋弘在一封上疏中，曾對光武帝說：“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
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事務。”在光武一朝，由於積極擢拔賢良，可謂“俊士充朝”而“輔佐賢明”了。光武帝在中央有這樣一批良臣賢吏，所以才能在短短十幾年裏，就形成撥亂反正的中興局麵。
劉秀向宋弘詢問通博之士，於是他推薦了才學出眾的桓譚。桓譚因為彈得一手好琴，劉秀每逢宴飲，“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宋弘了解這件事後很生氣，便把桓譚找來，批評了一頓。過後不久大會群臣，劉秀又讓桓譚鼓琴，譚見宋弘，失其常度。劉秀因此感到奇怪而詢問原因。這時，宋弘離席免冠道謝說：“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意謂我之所以推薦桓譚，是希望他能以他的忠直引導君主，而如今讓朝廷沉溺於靡靡的鄭聲，這些全是我薦人不當的過錯。劉秀一聽這話，立即“改容謝”,以後再也不讓桓譚鼓琴了。
有一次，宋弘當宴見，禦坐是畫著美女的新屏風，劉秀這時忍不住多次回頭看那美女像。宋弘見劉秀這個樣子嚴肅地說：“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意在批評劉秀好女色。劉秀聽聞此言馬上便把美女屏風撤掉，笑著對宋弘說：“聞義則服，可乎?”意謂聽到正確意見立即就改，這樣可以嗎?宋弘答道：“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意謂皇帝用道德規範行為，做臣子的因此高興極了。
當時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新寡，要重新擇婿，於是劉秀便當著姐姐的麵議論大臣，看看有沒有她的意中人。公主說：“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言下之意是看中了宋弘。劉秀覺得姐姐的眼力不錯，但他同時也深知宋弘難說話，想了一會兒便對姐姐說：“方且圖之。”意思是容我慢慢來辦這件事。其後宋弘被引見，劉秀讓公主坐在屏風後麵偷聽。劉秀就對宋弘講：“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意謂諺語說一個人顯貴了就要換朋友，發財了就要換老婆，這是人之常情嗎?宋回答：“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思是講，我聽說貧賤時的知己朋友不可以忘記，結發的妻子永遠都位居正堂。劉秀清楚宋弘是一個把原則看得高於一切的人，所以對姐姐說：“事不諧矣!”意謂美事辦不成了。
在兩漢這樣一個官貴盛行多妻的時代，劉秀完全可以用皇帝的權力命令宋弘接受這樁婚姻，然而他劉秀沒有這麽做。與之相反，在這裏他表現出了一種超常的寬容精神。劉秀之所以如此，應該說是基於他對賢者的禮敬。
當然劉秀在統一天下過程中，從敵對集團那裏接受人才，自然也是他敬賢禮賢的具體反映。這當中，從隗囂那裏接納的賢者從數目上說可以是最多的，像馬援、申屠剛、杜林、鄭興等，都是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