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陽大捷

王莽為了一舉平滅更始政權，去掉心腹之患，用盡了渾身解數。幾乎動員了所有精銳部隊，指揮全軍的是老謀深算的王莽政府的“三公”王邑、王尋。王尋當時官為大司徒，在山東赤眉起義時，曾將軍十餘萬屯洛陽以備。王邑官至大司空，被王莽任為步兵將軍，也曾經率軍鎮壓了翟義、劉信的起義，破翟起義軍於圉。與王邑、王尋配合作戰的嚴尤、陳茂，也因為多年與綠林軍周旋，積累了很多與起義軍作戰的豐富經驗。王莽兵多勢眾，號稱“百萬”。臨行前，王莽曾在全國征募“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皆署為軍吏，參謀作戰。不但如此，王莽還“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在軍隊中，任用了一名據說“長一丈，大十圍”的畸形長人，號曰“巨無霸”,作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長人與猛獸入戰場，這自然是王莽的獨出新裁之舉，在那個軍備原始簡陋的封建時代，也還頗起著威嚇人的作用。史稱王莽這支號稱“虎牙五威兵”的大軍，看起來確實是威武的，“旌旗輜重，千裏不絕”,當王邑到洛陽時，諸郡又應命“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達四十二萬人，尚有“餘在道不絕”者無數。因此班固稱這次王莽的出兵之盛“自古出師，未嚐有也”。這支大軍在王邑率領由公元23年農曆四月從洛陽出發，五月到達潁川，與嚴尤陳牧守軍會合，向昆陽方向挺進。

此時更始軍的主力正圍攻宛城，另一支在汝南沛郡一帶略地由王常指揮；而劉秀指揮的一支，昆陽戰前則猶在潁川一帶與莽軍周旋。王邑大軍來前昆陽城裏最初隻有數千人。後來王常和劉秀的軍隊也趕到昆陽會合，也僅僅在八九千之數。以不到一萬的兵數，抵抗四十二萬人之眾，當時的形勢的確是十分危急的。除此之外，這時起起義軍將領中都還沒有大規模作戰的經驗，不但如此，有些起義軍山頭主義還相當嚴重，缺少全局觀念。所以，當王邑、王尋大軍興兵前來時，很多駐在昆陽外圍作戰的起義軍首領，都“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甚至想散夥“歸諸城”。

有的從城中偷偷逃出投降莽軍的人對納言將軍嚴尤講，劉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嚴尤聽了以後笑著說：“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是!”這裏的“美須眉者”即指劉秀，這是因為當年劉秀在太學求學時曾前往嚴尤那裏為季父訴訟逃租，嚴尤對他漂亮的須眉和出色的才幹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故而當聽到劉秀的名字時，才有上麵的問話。然而，這次劉秀、嚴尤雙方的角色和上次大不相同，他們這個時候已成為勢不兩立的政敵。

在新莽大軍將抵昆陽時，劉秀正率領數千兵在陽關聚一帶活動。他聞訊急忙趕回昆陽，看到城中諸將普遍存在的“欲散歸諸城”思想，針對這種現象陳述自己的見解道：“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並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而且宛城未撥，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應該承認，劉秀的這番分析，在當時來說是十分正確的。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團結一心，並力抵禦，或者還可以轉危為安；相反，如果分散力量，或隻顧自己的妻子財物，而不知顧全大局，肯定就會被敵人一一消滅。然而，更始諸將素來看不起劉秀，當聽了他這一席雖然正確但卻頗為逆耳的話後，大家幾乎是同時怒斥說：“劉將軍何敢如是!”見到如此情況，劉秀隻好笑著走了。剛好這時負責偵察敵情的候騎回來報告說“大兵且至城北，軍陳(陣)數百裏，不見其後”。

更始諸將聽得此消息後，深感問題比原來想象的嚴重得多，但倉促間誰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這時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劉秀，相互說道“更請劉將軍計之”。意思是說，還是請劉秀給我們出個主意吧。於是，劉秀“複為圖畫成敗”,提出了一個以少數人突圍求救的應急方案。在“憂迫”不知計將安出的情況下，請將皆曰“諾”。即同意了劉秀的意見。劉秀的計劃是這樣的：王鳳、王常留守昆陽城待援，劉秀本人與驃騎大將軍宗挑、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乘夜色出城南門突圍求援。

當時，莽軍到達昆陽城下者接近十萬，要想突圍難度很大，“秀等幾不得出”。幸虧當時突圍者隻有十三騎，正因為人少目標小，機動性又特別強；莽軍人數雖多，但初來乍到，地理不熟，加之大軍倉促組成，各部間缺少聯係，協調較差，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使劉秀等有機可乘，終於突圍成功。對於劉秀等少數人突圍之事，並沒有引起王邑、王尋的注意。因為他們覺得，逃出去幾個更始兵將，算不了什麽大事，不必大驚小怪。

曾在消陽吃過敗仗的嚴尤這個時候總感到有點不對勁，於是向王邑進言道：“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王邑聽罷，頗不以為然地回答說：“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

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碟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他說完就下令，將昆陽“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誌在必得。

莽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裏；或為地道，衝朝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在這種情況下，“王鳳等乞降，不許”。王邑、王尋揚揚自得，“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這時嚴尤又進言道：“《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意謂圍城應留一個缺口，有意讓逃出部分人去散布城內可怕的消息，以造成攻宛部隊的恐慌，動搖其軍心。結果，亦被王邑以為勝利就在眼前而拒絕。

劉秀等十三騎衝出重圍後，快馬加鞭，趕到郾和定陵，要求兩地的全部軍隊火速馳援昆陽。沒有想到的是，兩地駐軍將領“貪惜財貨，欲分兵守之”。劉秀便耐心勸導說：“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思索劉秀的話，覺得所言有理，於是“乃悉發之”。即把郾城、定陵的兵力，全部調發援救昆陽。應該說，劉秀等人突圍求救，已經拉開了昆陽之戰的序幕。

劉秀與馳援部隊，於更始元年(公元23)六月初一趕到昆陽。

就在這時，宛城圍攻戰亦取得突破性進展。清陽大捷後劉縯率軍即包圍了宛城，其時在地皇四年(公元23),即更始元年正月。及昆陽戰前，宛城糟到被圍困已近半年之久。“漢軍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當時據守宛城的是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他們在長期被圍困中走投無路，“乃舉城降”。這樣更始帝就占有了宛城，並建都於此。更始諸將因為岑彭堅守不肯早降，讓起義軍蒙受了巨大損失，所以執意要殺掉岑彭。劉縯的看法則與諸將不同。他說：“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結果更始帝采納了劉縯的意見，“乃封彭為歸德侯”。

當時由於通信條件的限製，宛城被更始軍占領的消息，昆陽方麵竟然一無所知。為了給莽軍造成一種形勢上的壓力，劉秀有意製造假情報：“乃偽使持書報城中，雲‘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也就是故意派人給昆陽城內遞送宛城援軍已到的書信，並裝作不慎將書信遺失，令莽軍拾得。不想這一招還真頂用，“尋、邑得之，不意”,原來不可一世的氣勢大大受挫。與之相反，馳援昆陽的援軍，“諸將既經屢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在此形勢下，援軍決定以出擊敵中軍為突破口，速戰解決問題，“(劉)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即派劉秀率領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隊，從昆陽城西水上直搗養軍的中軍指揮部。

得知劉秀帶了三千人馬來闖他們的中軍大營，莽軍的最高指揮官王邑、王尋，覺得這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所以頗為輕視對方。於是，兩人親自率領了一萬多兵將巡行軍營，命令“諸營皆按部毋得動”,而獨力迎戰劉秀。不想雙方一交手，莽軍就失利。結果王邑、王尋的陣勢大亂，劉秀等“乘銳崩之，遂殺王尋”。這個時候其他諸營莽軍由於有“毋得動”的命令，均“不敢擅相救”。這時，昆陽城內王鳳、王常等率守城部隊“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屍百餘裏”。在此緊要時刻，天氣突變也助了更始軍一臂之力，“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潰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最後，莽軍首領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更始軍“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

昆陽戰前王莽的備戰情況，舉全軍之力，孤注一擲。從這種意義上看，昆陽之戰也可以說是王莽政權與新生的更始政權間的一場大決戰。其結果，以王莽四十多萬大軍的徹底覆滅而告結束。這樣一來，王莽政權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去鎮壓更始政權了。所以當從昆陽僥幸逃出的士卒“各還其郡”,王邑帶著殘兵敗將回歸錐陽之後，“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遍於天下”,王莽的最後滅亡也隻是個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