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傀儡地位
光緒帝還處於學習階段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在清王朝的家院裏風波迭起的同時，國家又麵臨著新的危機。原來清朝統治者吹起的所謂中外“和好”和曾一度高歌讚頌的“中興”大業也隨之而煙消雲散。
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起步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當它們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大‘**’”的時候，帝國主義列強也加緊了從四邊對半殖民地中國的爭奪。繼一八七四年(同治13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武裝侵犯中國台灣以來，一八七六年(光緒2年),英國通過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中英，又把它的侵略勢力伸入到我國西藏、雲南、青海、甘肅等邊遠的內陸地區；接著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沙俄也對中國的新疆進行蠶食。
到一八八三年光緒9年)以來，法國侵略者又加速了以侵占越南進而向中國西南和東南沿海地區擴張的步伐。於是，在中國遼闊的邊陲地區上空又卷起了漫天的陰霾，整個中國狼煙四起，受到更加猛烈的衝擊。
法國侵略者的魔爪，早已伸進了越南。至一八八三年秋，它的侵略矛頭便更加露骨地指向了中國。法國侵略者，在繼續大肆搬兵、極力向越南北部推進的同時，又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進行訛詐，力圖在軍事的壓力下逼迫清政府滿足它的一係列侵略要求。
當中、越兩國，都遭到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的時候，中、越兩國人民也就進一步處於命運與共、“輔車相依”的境地。
正因為這樣，從一八七三年(同治12年)法國向越南發動大舉的武裝侵略以來，越南政府即連續兩次派使請求清政府支援抗法。同時，駐在中、越邊界一帶的起義隊伍黑旗軍，已自發地伸出援助之手，以自己的鮮血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
麵對著法國對友鄰越南的猖狂侵略和對中國西南邊疆的嚴重威脅，並鑒於越南政府的求援，在清朝統治者當中，上自清中央的翁同和、奕訴等官員；下至地方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兩廣總督張樹聲、山西巡撫(後升任兩廣總督)張之洞。
駐法公使曾紀澤等人，他們出自“固守邊界”的目的，認為對法國的侵略活動“斷無坐視之理”。主張采取堅決的對策，拒絕法國的無理要求，準備迎擊法國侵略者。
在這些主戰的人當中，有的屬於封建守舊官僚，有的屬於當時或後來的洋務派要員(如左宗棠、張之洞等)。
在民族敵人麵前，他們的這種堅決態度，顯然是反映了中、越民族為了維護兩國切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作為清王朝在實際上的最高主政者西太後，在中、法關係日趨緊張的一八八三年五月一日(光緒9年3月25日，),又把處理這一嚴峻局勢的全權委任給李鴻章，命其“相度機宜，妥為籌辦”。
很明顯，西太後的這個旨令十分含混，表明她對中、法交涉是懷有極大的僥幸心理的。李鴻章對西太後的旨意似乎已經心領神會，他也認為對法國不戰則已，“戰則敵兵或更舍越而光圖我”,如“陳師遠出，而反戈內向，顧彼失此，兵連禍結，防不勝防。”
在李鴻章看來，對法國侵略者是萬萬抵抗不得；友鄰越南可以任人侵吞；中國的邊疆無需顧及。這當然是**裸的妥協投降方針。
因此，他既無視越南政府的求援，也不顧國內主戰官員們的強烈呼聲，對軍事防禦漫不經心，“即欲言和”。
當西太後委任李鴻章處理這一事件之後，他便迎合法國侵略者的需要，從當年九月開始，即與法使脫利古展開了所謂的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脫利古的侵略嘴臉暴露無遺，提出了清政府必須承認把越南置於法國的“保護”之下；消滅黑旗軍；在中國雲南開辟與越南相通的通商口岸等無理要求。
特別是，脫利古還以擴大戰爭相威脅。很清楚，如何對待在談判中脫利古提出的這些無理要求，對中、越兩國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這個時候，光緒帝還是一個掛名皇帝，而且他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學習，對於國家的軍政大事還摸不到把柄。
雖然如此，風雲變幻愈劇的政局，也觸及了這個小皇帝的心神，他開始表露一些自己的看法了。
當脫利古提出的那些蠻橫條件傳出以後，如張樹聲等主戰官員，紛紛表示了抵製的態度，在清廷又引起了一場爭論。
翁同和在教授光緒帝之餘，不時地透露一些對局勢日益嚴重的關切之情。起初，正是通過翁同和這條渠道，使光緒帝逐漸了解到一些外界的形勢，並在翁同和的直接影響下，從當年九月下旬以來，對法國的步步緊逼和“戰事不修”等情況，光緒帝也流露出“(憂)。慮”的情懷。
從而他對張樹聲等人反對議和、要求出兵抗擊法國侵略者的主張“意以為然”,對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到九月末，當光緒帝得知脫利古提出的“脅越之約”的內容後，更無比氣憤，他當即主張“令總署堅持不許”,鮮明地表達了反對對法妥協的嚴正立場。
脫利古提出的那些侵略條件，李鴻章有意接受，但在整個的清朝統治者當中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同時在法國方麵，也未以此而滿足，所以這次談判又很快被法國在越南發動新的軍事進攻所取代了。從這以後，法國侵略者對清政府繼續施以軟硬兼施的策略，打打談談交錯進行，於是風風雨雨一齊向中國襲來。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得到西太後的支持和縱容，堅持推行妥協的方針，任人擺布，處處挨打，使清政府進一步陷入法國侵略者設下的重重圈套之中。
可是，隨著中國與外國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年輕的光緒皇帝和那些主戰的官員們緊相呼應，為了“固守邊界”維護國土，也加緊了抵製妥協投降勢力的鬥爭。
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光緒10年6月初2日),當總署官員向光緒帝陳說，在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巴德諾與兩江總督曾國荃談判中，法方又提出，清政府必須“賠款”(曾國荃企圖退讓)等條件時，光緒帝立即指出“預禁之”,“減亦不可許”,進而主張“堅定不允償款”。在此陰風迭起的緊要時刻，光緒皇帝又表現了初生的銳氣。
時至當年八月四日(光緒10年6月14日),法國認為條件成熟，便公然把侵略戰火引進中國本土，派出兵艦侵入中國的台灣基隆。
隨後於八月二十三日(7月初3日),法軍又突然攻擊福建馬尾軍港。由於清政府派往馬尾主持防務的署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張佩綸等守將，與李鴻章之輩沆瀣一氣，事先不作認真的戰備，則使法軍得逞，經左宗棠自一八六六年(同治5年)在這裏建起的福建海軍“師船盡殲，全閩大震”。
實際上，馬尾的慘敗，不僅震動了閩省，也使舉國嘩然，要求執法衛國的呼聲迅速響遍全國上下。
翁同和在他的《日記》中記載，在法國海軍侵入中國台灣基隆以後，進犯馬尾前夕的八月二十二日(7月初2日),“上(光緒帝)意已決定主戰，若不賠款即撤兵可講(即談判),否則令(向)關(鎮南關)外進兵。”
到此，光緒帝已明確而堅定地站在了主戰的一邊。這時的光緒帝，雖為年輕，又未操實權，但在關係到國家利害的重大問題上，他卻一再表明了自己的嚴正態度，這無疑為清政府中的主戰勢力增添了份量。
迫於來自內外的強大壓力，西太後不得不決定，於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光緒10年7月初6日)對法宣戰，中法戰爭正式爆發。遂即清政府起用了善戰將領，派出重兵，作了一些比較認真的抗戰部署。
開赴抗法前線的中國廣大官兵，與在越南堅持抗戰的黑旗軍一樣，發揚了中國人民傳統的愛國精神。向法國侵略軍展開了氣壯山河的英勇反擊，鎮南關(令友誼關)告捷，諒山克複，臨洮大勝，其他戰場也捷報頻傳。
到一八八五年(光緒11年)春，中國軍民在越南人民的積極支持下，打出了一派令人鼓舞的大好局麵，既清除了中國在西南的邊患，也為越南收複了其北部的整個地區，給法國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中國軍民反擊戰的輝煌勝利，不但打亂了法國侵略中、越的陣勢，也震撼了法國首都，策劃侵略中、越的茹費理內閣當即倒台，巴黎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
中國的執法戰爭所以取得如此振奮人心的重大勝利，當然是站在正義一邊的中國廣大愛國軍民以自己的英勇頑強的戰鬥打出來的，但是這種大好形勢的出現，包括光緒皇帝在內的整個清政府的主戰力量，也起了不可否認的促進作用。
然而在當時，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其他主戰官員，又都不是清政府中在實際上的決策者。他們的主戰言行，雖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清政府組織抗戰起到了積極的椎動作用。
但這些人卻還不能從根本上捆住控製正朝實權的、妥協勢力的手腳。因此，正當中國的抗法戰爭全勝在望之際，西太後的態度又很快地縮了回來，李鴻章趁機展開了露骨的投降活動。
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光緒11年4月27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滿足了法國的侵略要求，斷送了中國廣大軍民用自己的鮮血贏來的勝利成果，演出了中外戰爭史中罕見的慘劇，在勝利中落了個屈辱的結果。
這一觸目驚心的事實，充分地暴露了清王朝當權者的腐朽麵目，又給中國帶來了愈益深重的民族災難。
中國的抗法戰爭，當然是一場正義的反侵略自衛戰。這場戰爭對於當時的光緒皇帝來說，既使他首次見到了中外戰爭的世麵，又觸及了他處於發動階段的思想、觀念。
在這場中外戰爭的波濤當中，光緒小皇帝還不可能扮演多麽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其間的一些表現，也隻能說是初露鋒芒。
但是，這種風雲變幻的嚴酷現實，卻使這個正在成長中的光緒皇帝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觸動，激起了對朝政的關切，一種政治抱負的幼苗開始孕育在這個年輕皇帝的心中。
由此看出，在特定的時代和特定的環境中成長的光緒皇帝，在他的身上確實具有一種新的生氣。此後，正在成長的光緒帝，在經曆了宮廷內部的變遷，又受到中外戰爭的衝擊，他的思想在沿著其自身的軌道，加速了發展、演變的進程。
到了中法戰爭後的一八八六年(光緒12年),光緒帝十六歲，已進入了青年時代。同時，他的學習生活也曆經整整十個春秋。
這時的光緒帝，不僅“六經諸史，數年前即能舉其詞，然經義至深，史書極博”,對封建時代的經史都已學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在閱章奏，論斷古今，剖決是非的分析判斷能力方麵，同樣得到了日新月異的提高。
與此相應的是，他對朝政的興趣也日益濃厚。
特別是通過個人感寒的中法戰爭，又促使光緒帝的政治思想得到長足的進展。
這一切均表明，中法戰爭後，光緒小皇帝已逐漸地成長起來了。所以從此以後，光緒帝作為一個國君的身影，便在清王朝當中越發明顯地突現出來了。
說起來，在當時，光緒帝的年齡雖然尚輕，但其影響卻在不斷擴展，這在清廷統治集團裏已成了無法否認的事實。
西太後，在十幾年前無視清廷“家法”,強立載活為帝的時候，為了平息輿論，籠絡人心，即公開作出了待光緒帝生子再為同治帝立嗣和“一俟嗣皇帝(光緒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等兩條保證。
時至今日，為同治皇帝立嗣的問題，因無基礎似乎還可以搪塞一時，但向光緒帝歸政一事，因條件具備，便越發急迫在擺在了她的麵前。
大量的事實表明，西太後在凶惡的帝國主義侵略者麵前，總是表現得那麽昏庸無能；但對於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和她個人的權勢、地位，她的頭腦卻又顯得那樣的“清醒”,並真有些“謀略”。
麵對上述的現實，西太後深切的感到，對於向光緒帝“歸政”的事，既已“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複”,將“使天下後世視予為何如人耶”!
此時此刻，西太後說的這些話，真可謂是冠冕堂皇，看來她要堅守信義了，實際上，信義與西太後其人是無緣的。
但是，在這裏卻暴露了她內心的苦衷，那就是，對於以前作出的向光緒帝“歸政”的許諾，現在是無法回避了。
不對此及時采取政策，她自己的醜惡麵目便會進一步顯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其統治地位和“威嚴”必然要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
再說，從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結束，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在經濟領域中的擴張和在領土、政治方麵的蠶食，滲透活動，仍然在變本加厲地進行著。
但在此後的一些年裏，中外確沒有再爆發大規模的戰爭。
同時，國內人民的起義鬥爭，如各地人民自發的反“洋教”風潮，在中法戰爭後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又有了新的發展。
不過，從全國總的階級鬥爭形勢來說，尚處於醞釀階段。這種暫時、表麵上的“平和”局麵，也給清廷統治集團處理內部糾葛提供了一個客觀的條件。
於是，從中法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七月上旬(光緒12年6月上旬)起，西太後便與她的親信醇親王奕還和禮親王世鐸等人，開始醞釀如何“歸政”的問題了。到當月十一日(6月初10日),西太後的主意確定。
到這時西太後的確要采取應付對策了。那麽西太後的對策是什麽呢?當然她在事前都是有所籌劃的。
果然如此，在西太後公布了準備讓光緒帝“親政”的懿旨之後的第五天，即當月十六日(6月15日),醇親王奕還、利親王世鐸等人便公開出麵先後上奏，請求西太後“再行訓政數年”。
奕還、世鐸等人提出在“歸政”後繼續由西太後再“訓政數年”的奏請，顯然是道出了西太後的心機。由“垂簾聽政”改為“訓政”,名稱變了。
這樣一來，在表麵上是“皇上親政”,實際上是“皇太後訓政”,“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清廷的實權依然操在西太後的手裏。
並且他們要求“歸政後當永照現車規製”行事。其含義更為深遠，這是企圖把西太後操縱清廷實權的局麵永遠固定下來。
十分明顯，如果照此下去，對西太後來說，當有一勞永逸之益。
所有這一切，確實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既可掩人耳目又能使西太後手中的大權永不旁落的“良策”。
由西太後導演的這出“歸政”的雙簧劇，到七月十九日(6月18日),在一陣前奏的鑼鼓聲後拉開了帷幕。主角西太後便親自出場，又一次頒發懿旨，裝模作樣地宣告“再行訓政數年”。
西太後不愧為這個沒落王朝的看家老手，她真地練就了一套玩弄權術的“超級”本領。在此，西太後竟以裏外裝好人的手法，通過與其親信們的一唱一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此，西太後又利用他人之口，以“訓政”的方式，給自己找到了擺脫困境的萬全之策。
接著，西太後為了使自己無限期地控製清廷的局麵製度化，又經她“麵諭”,由其親信大臣們再次出麵，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光緒12年10月26日),公布了一套經其降旨“依議”推行的則《訓政細則》。
在這個《細則》當中，規定除了有關祭祀、問安等禮儀，繼續原封不動地按照“垂簾聽政”時期的“舊製”實行外，對於施政等方麵也作了規定。
這個《訓政細則》,顯然是在此之前由奕還、世鐸等人提出的“歸政後當永照現在規製，尼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這一總原則的具體化。
很清楚在這個《細則》裏，把光緒帝完全置於一個陪襯的地位，在這裏看不到光緒帝有任何一點可以自行作出決定和獨立施政的內容。
所謂的“候懿旨遵行”、“恭候慈覽”、“呈慈覽發下”等等，隻不過是清廷朝政必須繼續由西太後決斷的代名詞罷了。
所以，貫穿這個《細則》的中心內容是，“凡召見引見以及考試命題(這是關係清廷選拔人才的要端)諸大政，莫不稟承慈訓，始見施行。”
這就是說，按照這個《細則》行事，清廷政務的決定權，仍然牢牢地控製在西太後的手裏。顯而易見，由“垂簾聽政”改變為“訓政”,毫無實質上的變化。
至於西太後在這期間高談的什麽光緒帝“親政”之類，純粹都是些欺人之談。與曆代的封建王朝一樣，在西太後當權的封建專製時代，由她審定的規章、製度或經其定奪的任何事項，都具有法律性的效能。
因此，這個經西太後頒旨“依議”實行的《訓政細則》,便成了此後清廷的一個不可違反的法規。從此以後，光緒皇帝在清廷中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受上《細則》的約束，否則，便被視為“越軌”行為。
西太後及其親信，通過上述一係列的“籌劃”活動，製造了輿論，定出了規製，上下串通，條件遂即成熟，便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日(光緒13年正月15日),在清宮給光緒帝舉行了一個所謂的“親政”儀式。事實上，西太後自己以及王朝的群臣疆束誰都明白，這個儀式名為光緒帝“親政”慶典，實為西太後“訓政”開場。
西太後等人通過這一舉動，隻是把“垂簾聽政”的招牌拿掉換上了個“訓政”的旗號，其貨色依然如舊。
西太後所以要搞出這麽個形式上的“親政”場麵、實際上的“訓政”(當然也是一種形式過場，其中的蹊蹺，西太後自己已作了清楚地說明。
那就是，她看到隨著光緒帝的成長，越來越多的人都“殷殷盼望(光緒帝親政)的苦衷”。
於是西太後企圖以此騙局來安撫“天下臣民”,以穩定其統治集團的內部。這既為她因以前許下對光緒帝定期“歸政”的諾言而陷入的窘境開脫；另一方麵，西太後通過設置這麽個“訓政”階段，製訂一個使她可以“永久”操縱清廷的規製，又為必須繼續應付光緒帝大婚、親政作準備。
通過這一過渡階段，西太後所要達到的目標已全部實現了，而光緒皇帝除了取得一點可以過問清廷政事的機會之外，他所得到的卻是一個公開化、製度化了的傀儡地位。親政，對光緒帝來說仍然是一個泡影。
西太後從原來隻是集中精力來塑造光緒帝，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她又在地位上對光緒皇帝大作文章的本身便足以說明，光緒帝在政治上的影響已日益擴大，可以看出，光緒此時是以一個皇帝的身份出現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