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光緒皇帝

一切都以西太後的意誌為轉移，她心裏感到非常得意小皇帝的選擇實在是一舉多得的好事。西太後認為，這不僅可以保證自己穩操“聽政”大權；也可以此提高和昭示醇王在宮中的地位。雖然奕還已不在樞機之任，但也可以使恭親王奕訴明白自己這一安排的意向，不敢再公然違忤抗言。

而醇親王的“謙恭”已在意料之中，既然選其子為君，即或不對自己感恩無盡，諒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在整個立嗣過程中，諸臣工還算忠誠無違，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言聽計從。剩下的隻是如何塑造小載活，使之成為知恩圖報、得心應手的“兒皇帝”了。

漸漸地，小載活熟知了宮中的環境。但他畢竟還是個四歲、不諳世事的小孩子。其實這個小皇帝，仍然很不習慣那些“奴才”的束縛，更不明白：既然成了“萬歲爺”,為什麽還要受那麽多“規矩”的限製，甚至不能隨便地哭鬧。

他離開了父母，來到了一個新天地。這裏既無親情的溫暖，失去了其他兒童所應享有的自由。皇額娘(東太後)和“新爸爸”(西太後在載活入宮後即讓他這樣稱呼自己),雖然對其很關心，但他一見到“親爸爸”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感到很緊張。除此，小皇帝還經常地被群臣接來送去：到觀德殿給先皇帝梓宮叩頭；到奉先殿給列祖列宗牌位跪拜；去慈寧宮給長輩女眷拜年；往壽皇殿及大高殿祈雪、祈雨。

稍長大一點，每年春天還要到豐澤園去行耕藉禮等等。所有這一切活動，諸臣都以他為中心，三跪九叩，畢恭畢敬。當時，小皇帝載活雖然還不理解這些事有何之用，但他卻逐漸知道隻能這樣做。

從載活入宮為帝起一直到他十八歲(1889年)親政之前，雖有太後“垂簾聽政”,可小光緒帝也非常辛苦。每逢太後於養心殿召見臣工，時間或長或短，他都必須到場，正襟危坐。在十幾歲之前，奏對時間稍長，他即有“倦色”,甚至“欲睡”,卻又必須強打精神。

兩太後在其身後，有時垂簾；有時不垂簾，雖然他用不著說一句話(當然他也聽不懂奏對的事都是什麽),可卻被要求有“帝王之風”。

前有群臣跪對，後有太後的盯視，隻有規規矩矩按禮法而行，當載活懂得一些事理後，更對此感到無奈，因稍有不慎，必招致“親爸爸”的一頓“教訓”。

每次召對，西太後的目光幾乎如芒在背。對於臣而言，他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但對西太後而言，他隻是唯命是從的“兒臣”。國家大政方針雖然表麵上都是以他的名義作出決定發出詔旨，但卻都冠以“欽奉懿旨”。

實際上，當初載活小皇帝既確實無能為力。然而隻有這樣，才最適合西太後的需要。他自登上皇帝寶座，就完全被置於西太後的掌心之中了。光緒帝能出現在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自一開始就是清廷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紛爭的結果，就是西太後重握最高權力的政治工具。

按西太後的意願，她不僅要在光緒帝年幼無知時利用並以他的名義號令群臣和掌管天下，還希望光緒帝能“德如乃父”,秉承奕還恭順知進退的賦性，變得比自己親生兒子還親的、即使長大以後也是順從己意行事的“孝子”

從個人關係而言，載活是西太後的外甥(也是侄兒),他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親緣關係。但是，在封建社會等級分明的宮廷政治中，權力大於親情，一切無不以權力得失的利害關係為依歸。在曆史上骨肉相侵、父子相殺、兄弟相殘司空見慣，從來不講什麽血緣親情。

光緒帝四歲入宮，可以說他很小失去父母之愛，但說西太後對他“絕不以為念”到還不至於。因為載活的存在，與西太後政治命運攸關。

然而，卻也很難想象西太後之“衣食饑寒”的關照會真正等於母愛。光緒帝入宮時身體確實很差，瘦弱多病，經常感冒，腹痛頭疼。說話結結巴巴(口吃),且膽小怕聲，雨天打雷會嚇得他大喊大叫。

把這樣一個孩子養大並培養成一個符合西太後意願的“皇帝”,確實不易。

西太後後來宣稱對光緒帝“調護教誨，耗盡心力”,恐怕主要還是“教誨”,而不是生活上的體貼入微。入宮後，小載沿的生活主要由太監一手護理。他們對於這樣一個還不大懂事的小皇帝，很難敬心誠意。

最初負責光緒帝生活起居的總管太監叫範長祿，貪財好利。他見從小皇帝身上無好處可撈，反而責任重大。因此曾多次向西太後提出不幹，均未獲允準。他經常對小載活很不關心，甚至有時連其吃不吃飯也不管。

不僅如此，有時太監還為一些瑣事到西太後那兒告小皇帝的狀，使小光緒帝經常“受責”挨罵。

光緒六年至七年(1880—1881年),西太後重病，新換的任姓總管太監，乘西太後無力過問，更是得過且過，讓小光緒帝自己動手鋪炕，結果手指弄出血；吃茶要自己倒水，結果手上被燙起水泡；天氣已熱，還讓小皇帝身穿狐皮大衣；有病也不及時找大醫診治，氣得帝師翁同和在日記中寫到：“若輩之愚而悖矣”!皇帝“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識事體，任尤劣”!“近日若輩有語言違拂處，上屢向臣等述之，雖未端的，漸不可長，記之”。

以天子之尊，尚且如此，怎談得上母愛和關懷?

實際上，這是西太後按己之需在塑造光緒小皇帝。

西太後在塑造光緒帝的過程中，首先就是企圖以馴化(而非感化)的方式，在她和小皇帝之間逐漸建立起一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係。其目的，是以便於實現對光緒帝的長期控製。

為此，當載活一進宮，她即不顧骨肉之情，強行切斷了小載活與其生身父母的日常聯係，致使“他(載活)的父母都不敢給他東西吃。”同時，為了使光緒帝徹底忘記醇親王府，西太後又采取了斷然措施。

載活入宮僅十八天之時，就以兩宮太後名義降懿旨，規定今後光緒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質樸數人，凡年少輕佻者，概不準其服役”。所謂“老成質樸”之人，無非是能順從(但也未必)地按照西太後的旨意行事的宮內太監、傭人。

在光緒帝初入宮的時候，西太後還囑咐服光緒的那一班人，讓光緒隻知以後就有她這個“母親”此外沒有別的母親。

西太後想通過潛移默化的辦法，讓光緒帝那小小的心靈中，逐漸樹立起他與西太後之間的所謂“母子”關係。然後再以封建倫理孝道，從思想上牽攏住光緒帝。

每天問安中西太後的威嚴表情和“垂簾聽政”時從背後發出的不可置辯的聲音，都在光緒帝的頭腦中漸漸形成西太後具有的絕對權威的形象。

光緒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3月16日),拂曉時分，涼風微拂，翁同和乘肩輿入東華門，來到朝房。今天他的心情既複雜而又激動，第二次出任“帝師”的重任又落到他的肩上。畏難的緊張，和榮耀的興奮兼而有之，這個四十六歲的朝臣竭力抑製著一陣掠過全身的顫抖。

原於當年元旦(舊時稱農曆正月初一為元旦，即春節或新年)一過，光緒帝六歲了，已到了入學讀書的年齡。對這一點西太後早已記掛在心上。既然“皇帝尚在衝齡，養正之功，端宜講求”。不失時機地對其進行有目的的係統教育，西太後深知尤為重要。

因此，西太後思來想去，在元旦前便為光緒帝選好了“師傅”。翁同和一大早趕來宮內，正式準備給載活小皇帝舉行“開學典禮”。

在曆史上，任何一個階級的統治者，為了培養自己需要的人才，都注意教育。別是對皇位繼承人的教育，尤為重視。以往的朝代；因實行預立嫡長子為皇太子的製度，都為皇太子設有專職的老師(三師)。

清朝自雍正朝始因實行秘密建儲製度，不公開選立繼承人，於是對所有皇子普遍實行教育。宮中設有“尚書房”(位乾清門內東廡，道光以後改稱上書房)和上書房師傅教習滿文、蒙文、漢文與進行騎射之處。課讀時間和紀律要求嚴格。對此，清前期朝臣早有感慨：

同治朝，即位的載淳時年六歲，登基就是讀書年齡，因此設帝師，讀書地點改在弘德殿(位乾清門外)。現在輪到光緒帝讀書了，如何把自己費盡心機扶立起來的光緒帝培養成稱心如意的聽話國君，已成為西太後思慮的頭等大事。“要在慎選帝師”。在西太後看來，翁同和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翁同和(1830—1904年),字聲甫，號叔平，晚號鬆禪，江蘇常熟人。翁家“為蘇常望族”。其父翁心存早年通籍，中進士後步入仕途，官至大學士，曾為同治帝“師傅”。

其兄翁同書，曾任安徽巡撫；翁同爵官至陝西、湖北巡撫、代理湖廣總督。可見翁家既為“書香門第”,又是“官僚世家”。

翁同和更是博學多才，鹹豐六年(1856年),以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俗稱狀元)步入仕途，為詹事府右中允。

其父去世後，在同治四年(1865年)底被西太後選中授命為“弘德殿行走”,成為同治帝的漢文師傅。父子同啟一帝，實屬“儒生非分之榮”。

從而他“盡心竭力，以圖報稱”,受到兩宮太後的嘉獎，不久升為署侍郎、內閣學士。在同光之交的政治風浪中，已成為參決機要的重要人物。

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翁同和從惠陵工程回京，一連數日都在排比家中書房散亂的書籍。這日早晨，軍機處官員給他送來一道懿旨，任命翁同和為著派署侍郎、內閣學士。

翁同和麵對這突然任命，涕泣失聲，可以說是喜憂交加。他思前想後；在同治帝身上，其曾花費了大量心血，渴望塑造一代英主賢君。然而事與願違，竟受製於母後，英年早逝。今再獲任命，兩授帝師，實為生平難遇殊榮。雖可證明自己仍寵眷不衰，然而他對西太後實在太了解了，“性極無恒，今日愛是人，翼日則恨之如毒。存心深。而街人輒不得其當”。加之能否把這樣一個非同一般身份的孩子培養成符合要求的君主，不僅難上加難，且幹係實深，弄不好後果不堪設想。他當即上折，言詞謙恭，婉言拒任。

次日，宮中批複，要求他“懍遵前旨，毋許固辭”。兩天後，在清宮養心殿東暖閣，西太後垂簾召見奕還、奕助、景壽、翁同和、夏同善。當翁同和再申前意，隻見西太後簾內“揮涕不止”,仍要求他“盡心竭力，濟此艱難”。事已至此，夫複何言!

西太後之所以選中翁同和，“有學問”固是題內應有之義。此外，原曾為同治帝授讀，盡心盡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性格寬忍，為人平和，當能與小皇帝關係和諧。

而最主要的，恐怕還是在處理同治帝喪後和擁護光緒帝繼立兩件事上，對太後忠誠不二，甚為“得力”之故。

帝師人選已定，欽天監奉旨擇定吉期為四月二十一日，這一日小皇帝便可正式入學。

但“開學典禮”(見師傅)還是提前舉行了。當時，在養心殿東暖閣內，小光緒帝麵南坐在一張小桌後，一臉嚴肅之相。翁同和、夏同善等侍學諸臣叩拜後，翁同和在皇帝麵前的小書案上鋪好紙張，以墨濡筆，端端正正寫下了“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個字。

然後他把著皇帝的小手，在紅仿格紙上重寫一遍。接著又領認讀滿語字母，解說《帝鑒圖》。“上甚會意”,“若甚喜者”。

當光緒帝跟隨師傅讀“帝德”兩字後，忽讓翁同和寫一遍。於是，翁書完“帝德”二字；恭親王奕訴按其後寫“如天”二字。小皇帝仔細看了一陣兒。到此，“見麵”即算結束了。

翁同和俯仰身世，不覺汗之沾衣也”。此後，每次約三刻鍾在養心殿識字、描仿，至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正式進毓慶宮(位紫禁城齋宮右側)讀書。

自這年起至光緒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書房裁撤，光緒帝另有師傅數人，如孫家鼐、孫詒經、孫家襄等，但隻有翁同和自始至終。

他共為光緒帝師二十二年。成了光緒的長者宗師。

“典學”頭兩年(光緒二、三年),光緒帝的功課隻上午到書房，主要是認字、聽講書、讀生書、背熟書。數量不多，但反複遍數一多，小光緒便不耐煩，有時甚至離坐逃學。

在這種情況下，翁同和使出渾身解數，有時也難免灰心喪氣。

在第一年，醇親王奕還有時到書房“管束”一通，多少起點作用，但僅能維持數日便又故態複萌。

再後，奕還為了“避嫌”,逐漸減少了來書房的次數。從而翁同和的壓力更大了。

光緒四年(1878年)以後，改為全天上課。這對身體較差的光緒帝來說，壓力的增加，使他更難忍受。翁同和等為鼓勵他堅持讀書，除了關懷體貼，還千方百計地激勸、引導。

盡管這樣，光緒帝也大鬧了幾次。直到光緒八年(1882年)以後，才總算走上正軌，並開始養成了讀書的興趣。這也使光緒帝在枯燥無味的宮廷生活中，終於找到寄托。

例如逢宮中節日、慶典時，西太後偏愛看戲，而光緒帝卻對這些不感興趣，很少坐陪，常常在這時獨自一人到書房讀書寫字。

這位“衝齡踐陣”的皇帝逐漸長大了。雖然有諸多不如意造成的情緒不穩定，盡管仍時有孩子氣和身體不適的“倦怠”。

朝夕相處的典學過程，使光緒帝對師傅的依賴和感情日益親密。翁同

和也將自己的一片愛心傾注在小光緒身上。在學習上耐心細致、不厭其煩地開悟，在生活和情趣上也無微不至地體貼照料。太監們如對小光緒稍有不敬，小皇帝就向師傅陳訴，要師傅作主。

光緒三年(1877年),翁同和回籍修墓，小光緒很不願讓師傅離去，讀書遍數也日漸減少，且不出聲。

就是：“吾思汝久矣”!然後一遍遍大聲讀書。對此，太監說道：“久不聞此聲也”。光緒五年十一月(1879年),快到元旦了，小皇帝端端正正地用朱筆寫了“福”、“壽”兩個大字，送給師傅。

至光緒帝親政前，僅翁同和給光緒帝講過的書就不下數十種。主要內容大致為封建政治理論、帝王之學、曆史、地理、經世時文和詩詞典賦等。另外還學看折件、寫詩作論、漢譯滿、騎射等。當然，光緒帝自己也開始主動讀了一些書籍。

作為傳統的、正統的封建知識分子，翁同和履行著“至君於堯舜”的理想和責任。在他看來，為“帝師”者之所以“關係至重”,正必須將千古帝王的仁政愛民、君明臣賢的品質用以塑造小皇帝的言行舉止，任何疏忽重大過失。

他因此而嘔心瀝血、恪盡職守，數十年如一日。在光緒帝麵前，既“於列聖遺訓，古今治亂反複陳說，其闡明政要以憂勤為先，尤能直言極諫”。同時他還“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載活。

還是在光緒帝讀書不久之時，一天，翁同和他指著書內的“財”字對師傅說：“吾不愛此，吾喜‘儉’字”。翁同和喜不自勝：“此真天下之福矣”。

可以看出，光緒帝雖生於天皇貴胄的帝王之家，又貴為天子，在早年的教育中就有“愛民”思想的初步認識。

隨著小皇帝身體的成長，其思想也在潛移默化中逐漸走向成熟。

“帝德”到底是什麽?此時的小光緒當然還不清楚。可在師傅的心裏那個“聖君明主”的具體形象是清晰鮮明的。這就是言行舉止、胸懷政風要像康熙皇帝那樣。翁同和為帝師後，他多麽希望自己的皇帝弟子將來成長為乃祖康熙帝那樣雄才大略的君王，重溫大清王朝“郅治”盛世的舊夢。

所以，翁同和不僅注意以書本啟沃皇帝的心靈，更注意結合實際進行“帝德”的培養。他經常隨侍光緒帝進行一些祭天祀祖、朝賀拜壽、祈雨演耕等禮儀慶典，囑咐光緒帝要有天子風範，慶典要莊重威儀，祭祀要誠敬嚴肅。

在這些活動中，還是孩子的小皇帝喜玩耍、好奇多動的天性一再顯露。對此，師傅馬上勸諫製止，並有針對性地加以解釋和指導。

在這個塑造過程中，西太後的“帝德”,是要求“宜涵育德性，俾一言一動，胥出於正，以為典學之本”。而她所謂“正”,即為對自己盡“孝”。因此，西太後十分關注光緒帝的典學，經常召見翁同和等，詢問光緒帝的學習情況，勤加指示。她特別注意從太監處了解情況，在光緒帝請安時對他時加一訓責”,有時聲色俱厲。

小光緒帝初入學的三四年間，有時情緒極“抑鬱”、“精神殊遜”,大致都與這種訓斥有關。西太後在“關懷”之餘還是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訓的。

西太後為使光緒帝在將來長大成人後能夠“孝順她”,在典學期間，她特地再三教人去傳翁同和，要他尤其注重孝的教育。

除掉把啟蒙時所讀的“二十四孝”不斷地繼續講解之外，《孝經》那部書，也是最注意的。

一切這些清規戒律加之枯燥乏味的艱澀說教，完全剝奪了光緒帝幼年時代應有的天真爛漫。他本能的一點“反抗”也是不允許的。

對此，受命對書**務“妥為照料”的，他的父親醇親王奕還，想方設法，也隻能按西太後的意思加以“關照”。既然如此，那就對兒子不能客氣，有時他“辭色俱厲”地進書房管束小皇帝；他絕不敢動以父子之情。

最後奕還認為“避嫌”是上上之策，漸漸地減少了去看小光緒的次數，後業，很長時在小光緒的書房中也見不到他的身影。